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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说(谶纬)产生于东汉 2026-11-14 09:22:11

 

“河图”、“洛书”说(谶纬)产生于东汉

                        陈捷夫

  儒书指“河图”、“洛书”源自“龙马负图”和“神龟负文”。如《尚书.顾命》记称:“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孔安国传:“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39页)又如《尚书.洪范》记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孔安国传:“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同上,第187页)再如《周易.系辞上》记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颖达疏:“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同上,第82页)归纳而言,三则记载的传(注)疏的意思分别是,黄河有龙马献文,称为“河图”,伏羲据之画“八卦”;洛水有神龟献书,称为“洛书”,禹据之写成“洪范”。

  笔者认为,“河图”、“洛书”说,最早产生于东汉初;上述记载与注疏,毫无史实依据,是儒家所编造的一个历史谎言。其目的,在于既把“河图”、“洛书”予以“伏羲”化、“神话”化,又把伪书《周易》、伪书《洪范》等,予以“天命”化、“神经”化,进一步欺骗平民大众,驯服地接受家天下的封建专制统治。笔者在拙作《“河图”、“洛书”(谶纬)说产生的基本原因》一文中,初步论证了“河图”、“洛书”是西汉末“符命”的翻版,是东汉“图谶”、“谶书”、“谶纬”等的代称,是政治野心家用以夺取和巩固权位的一种政治思想武器。在本文里,笔者将依据西汉的三个重要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论证,证明东汉以前不存在“河图”、“洛书”说,即汉武帝不知道什么是“受命之符”, 西汉“诏书”不存在“河图”、“洛书”说,西汉学术著作不存在“河图”、“洛书”说。

     a、汉武帝不知道什么是“受命之符”

  中了儒学之毒的中国帝王,最喜欢讲“天命”,因之也喜欢讲所谓“受命之符”。在东汉光武帝刘秀那里,“河图”、“洛书”,即被视作“承受天命”的所谓“符命”、“符应”等,也就是所谓“受命之符”。然而,早在东汉刘秀称帝之前的西汉武帝刘彻,却不知道什么是“受命之符”。而大儒董仲舒的对策,却把所谓“白鱼赤鸟”的传说,当作所谓“受命之符”。这就表明,武帝刘彻之世,不存在所谓“河图”、“洛书”之说。

  武帝刘彻即位之初,向大儒董仲舒提出什么是“受命之符”的问题。如“制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董仲舒对策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汉书.董仲舒传(对策一)》第79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下同,不另注。)“三代”,指尧、舜、禹,或指夏、商、周。“白鱼”,白色之鱼。“鸟”,这里指由“火”变成的“赤鸟”。两者均为古人视作“祥瑞”之物。大意是说,汉武帝问董仲舒,“三代承受天命,其符应如何?”董仲舒对策说:“臣听说皇天要奉人为王者,必然会有人力所不能做到的那种物象自动出现,这就是承受天命的符应了;天下的人同心归顺,如归顺父母那样,故“符瑞”自会应诚而到来。《书》上记载说:“白鱼跳入王舟中,周武王取它当祭品;又有火自上而下,至于王屋,变成鸟”, 这就是承受天命的符应了。由此可见,汉武帝刘彻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受命之符,而董仲舒却以“白鱼赤鸟”的传说,牵合地喻作所谓“受命之符”。

  武帝刘彻“尤敬鬼神之祀。”(《汉书.郊祀志》)说明他非常相信鬼神,但却不知道什么叫做“受命之符”;大儒董仲舒既是“王者师”,又是孔子“天命”观的重要继承者,是儒家神学体系的唯一创建者,是“天命”和鬼神的狂热鼓吹者和宣扬者,这时却全然不知道“河图”、“洛书”为何物。这说明,所谓“河图”、“洛书”说,其时并不存在。

   b、西汉“诏书”不存在“河图”、“洛书”说

  “诏书”,是帝王布告臣民的文书。它的内容各有不同,特点也各有不同;在某些方面,可以说甚至体现着帝王本身当时个人的思想倾向,体现着当时社会上主流的思想文化取向,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

  西汉自高祖刘邦至平帝刘衍计十一帝,向其臣民发布的诏书不计其数。但各有基本特点,如讲“凤鸟”、“麒麟”的,也有讲“阴阳”、“灾异”的,不尽相同。综合《汉书》上相关记载,那些诏书可归纳为三个类型,即“明知朕意”、“凤鸟、麒麟”与“阴阳、灾异”。不论是用作“符应”或“符瑞”的象征,均不存在所谓“河图”、“洛书”说。这里举例如下。

   其一,以“明知朕意”为基本特点。
  “朕”,身,古人的自称。自秦始皇起,为皇帝自称,如“天子自称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朕意”,即我的主意、主张。“明知朕意”,即明知我的主意。以“明知朕意”为基本特点的诏书,见于高祖刘邦、文帝刘桓和景帝刘启等。

  如高祖十一年,“诏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十二年,“诏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高帝纪》)高祖刘邦的诏书,重视阐明己意的这个思想倾向和基本特点,为文帝刘桓、景帝刘启所继承。如文帝后元七年,“诏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文帝纪》)又如景帝后元二年,“诏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景帝纪》)三者诏书的内容已略去,但其基本特点,却完全一致,即各位帝王下诏书说:“布告于天下,使天下臣民都明白我的主意。”

  “使明知朕意”,是帝王对臣民发号施令的一种强调。它试图让臣民知道,这诏书上的内容,全部由我帝王所主意,既不是由什么“天命”,也不是由什么“鬼神”之类所主宰或支配。从这件事上看出,高祖刘邦不讲所谓“天命”;而高祖刘邦至景帝刘启时期,社会上并不存在所谓“河图”、“洛书”说。

   其二,以“凤鸟、麒麟”为基本特点。
   “凤鸟”、“麒麟”,古人均视为所谓“祥瑞”的神物,据说象征着“天福”、“ 嘉瑞”,甚至于“太平”等,渊源久远,均是神话。如“或曰:‘凤凰、麒麟,太平之瑞也。’”(王充《论衡.讲瑞》第3册第36页,万有文库本)尤其在先秦,甚为流行。武帝刘彻和宣帝刘询的诏书,其基本特点是讲“凤鸟”和“麒麟”等。

  如武帝刘彻元光元年,“诏贤良曰:‘……麟、凤在郊薮。’”(《汉书.武帝纪》)大意是说,武帝刘彻下诏书于贤良说:“麒麟和凤鸟出现在郊区的原野中。”又太始二年,“诏曰:‘……获白麟以馈宗庙。’”(同上)“馈”,进食,引申为祭祀之品。“宗庙”,帝王祭祀祖宗的处所。大意是说,武帝刘彻下诏书说:“获得白色的麒麟,用以祭祀祖宗。”从诏书上得知,高祖刘邦重视“明知朕意”的诏书“传统”, 至武帝刘彻时已遭到摈弃。而武帝刘彻的诏书,重视“凤鸟”、“麒麟”的这个思想倾向和基本特点,则为宣帝刘询所继承。如宣帝刘询本始二年夏,“诏曰:‘……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白麟获。’”(《汉书.宣帝纪》)又如神爵二年春,“诏曰:……凤皇、甘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朕虽不德,屡获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同上)再如神爵四年春,“诏曰:‘乃者凤皇、甘露降集京师,嘉瑞并见。”(同上)“宣房”,犹指宣室,指未央宫正殿。“甘露”,诈指天降甜美的露水。“乃者”,犹指往日。大意分别是说,宣帝刘询下诏书说:“自封禅泰山以来,正气充满着未央宫室,原来是符瑞应诚而至,即获得白色的麒麟”。又,宣帝刘询下诏书说:“凤凰和甘甜的露水集中降临于京城,跟从的鸟群竟有上万只之数。我虽谈不上什么德行,但屡次获得上天的福泽,故祭祀之事不会怠慢,并且大赦于天下”。又,宣帝刘询下诏书说:“往日凤凰和甘甜的露水集中降临于京城,是吉祥的征兆和符瑞一起同见。”

  诏书上重视所谓“凤凰”、“麒麟”等,既体现了武帝刘彻和宣帝刘询的个人思想倾向,又体现了其共同的基本特点。这说明,他们虽然迷信所谓“天命”和鬼神的存在,并以穿凿附会的手法,来粉饰天下太平,强调和宣扬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的所谓“合法性”。但其时并不存在所谓所谓“河图”、“洛书”之说。

  其三,以“阴阳、灾异”为基本特点。
  “阴阳”、“灾异”,是董仲舒儒家神学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术语。“阴阳”,原指日光向背即一明一暗的两种自然现象,历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后泛指事物正反的两个方面。董仲舒把它们予以神秘化,变成与“天人感应”说和等级制相结合的神秘概念,此是后话。“灾异”,即自然界的“灾害”现象与“怪异”现象的合称。董仲舒把它们予以神秘化,并诈称由“上天”即“百神之君”,向人间统治者所发出的一种“谴告”或“警惧”。从元帝刘爽、成帝刘骜到哀帝刘欣三位帝王,其诏书上,“阴阳”与“灾异”这两个概念,成为共同的基本特点。

  如元帝刘爽初元三年六月,“诏曰:‘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汉书.元帝纪》)又如建昭四年四月,“诏曰:‘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大意分别是说,元帝刘爽下诏书说:“近来阴阳差错,风雨无时。令丞相、御史向社会上征招深谙阴阳、灾异之道者各三名。”(同上)又,元帝刘爽下诏书说:“近来阴阳不调和,金、木、水、火、土五行错乱无序,致使天下百姓挨饿。”(同上)从诏书上得知,武帝刘彻、宣帝刘询诏书上那重视“凤鸟”、“麒麟”的“传统”,至元帝刘爽时已遭到摈弃。而元帝刘爽“诏书”重视“阴阳”、“灾异”的这个基本特点和思想倾向,则为成帝刘骜和哀帝刘欣所继承。如成帝刘骜阳朔二年春,“诏曰:‘明以阴阳为本也。’”(《汉书.成帝纪》)又如鸿嘉元年,“诏曰:‘是以阴阳错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闵焉。’”(同上)大意分别是说,成帝刘骜下诏书说:“要布告天下,以阴阳为根本。”又,成帝刘骜下诏书说:“我以为是阴阳差错,才造致寒、暑无序,日、月幽暗,而天下百姓蒙受背负,我非常悲伤而怜念之。”汉哀帝刘欣依样葫芦,把自己的施政过失推诿于“阴阳”、“灾异”。如哀帝刘欣元寿元年春,“诏曰:‘惟阴阳不调,……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错躬。’”(《汉书.哀帝纪》)“靡”,通无。“躬”,自身。大意是说,哀帝刘欣下诏书说:“由于阴阳不调和,造致朝野的和睦逐日衰退,天下百姓怨声载道,但我自身却无所错失。”

  诏书上重视所谓“阴阳”、“灾异”等,既体现了元帝刘爽、成帝刘骜和哀帝刘欣的个人思想倾向,又体现了其共同的基本特点。这说明,他们虽然迷信所谓“天命”和鬼神的存在,并以穿凿附会的手法,来推诿自己在施政上的种种过失,颇有“其责在天”的意思,但却表明,其时并不存在所谓所谓“河图”、“洛书”之说。

  高祖刘邦、文帝刘桓、景帝刘启,他们的诏书重视“明知朕意”;武帝刘彻、宣帝刘询,他们的诏书重视“凤鸟”、“麟麒”等;元帝刘爽、成帝刘骜、哀帝刘欣,他们的诏书重视“阴阳”与“灾异”等,三者各具特点。除前者属于颇有无神论意味之外,后二者均属于相信“天命”和鬼神的例子,属于封建迷信之类。“上好下效”。三种类型的个人思想取向,必将对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思想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即是说,帝王讲“凤鸟”、“麟麒”,社会上必然流行讲“凤鸟”、“ 麒麟”;帝王讲“阴阳”、“灾异”,社会上必然流行讲“阴阳”、“灾异”。这就充分表明,从高祖刘邦至哀帝刘欣计二百余年,西汉朝野不存在所谓“河图”、“洛书”之说。

  c、西汉学术著作不存在“河图”、“洛书”说

  西汉儒学以“造”经、“说”经为主。所谓“造”经,即炮制(编造、修订等)今文经学;所谓“说”经,即讲解儒经。造经的“炮制”以编造、修订、辑录、演绎等为主;说经则以董仲舒的神学为主,以方术、巫术为附会的手法。但未见涉及到所谓“河图”、“洛书”说。

  西汉的学术著作种类繁多,不计其数。这里仅以东汉张衡的相关言论,举为例子。如“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后汉书.张衡传》――据自《前四史》第76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等2002。又,前文、后文所引《史记》、《后汉书》均同此。――笔者注。)“夏侯胜、眭孟”,昭、宣帝时期的今文经博士。“道术”,这里指儒术。“九流”,即旧说先秦九个学术流派。大意是说,高祖刘邦以汉王身份率楚军推翻秦朝,智勇善战,大功告成,可以说是改朝换代的历史大事件,在这过程当中,从无涉及过“河图”、“洛书”即谶言之说。即使如同昭、宣帝时期的儒家博士夏侯胜、眭孟之流,以编造今文《尚书》和治《春秋公羊传》等儒术而著称于世,他们的所有著作,并无一字涉及到“河图”、“洛书”。就是成帝时期的刘向、刘歆父子总领校理朝廷的所有藏书,同时校定儒、墨、道、阴阳、法、名、纵横、杂、农等九家学说,也无有关“河图”、“洛书”即谶言的任何记录。

  上引东汉张衡的言论,主要讲了三件事,即刘邦作为汉朝开国帝王,无涉及“河图”、“洛书”;今文《尚书》的编造者和治《春秋.公羊传》的名儒博士夏侯胜、眭孟,无涉及“河图”、“洛书”;名儒、目录学和古文经学的开创者刘向、刘歆父子,校理过先秦诸子百家著作和西汉等所有文献,制定《七略》,也无涉及“河图”、“洛书”。张衡指刘邦无涉及“河图”、“洛书”,可能据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和班固《汉书.高帝纪》等书;而指夏侯胜、眭孟和刘向父子等无涉及“河图”、“洛书”,可能据自夏侯氏今文《尚书》、眭氏《春秋.公羊传》和《七略》与《汉书.艺文志》等书。夏侯氏今文《尚书》、眭氏《春秋公羊传》等,是西汉儒学的重要著作;《史记》和《七略》等,则是西汉重要的史书著作和诸子目录学著作等,可以说全是西汉的学术著作,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断代意义。由此可见,西汉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无一字涉及“河图”、“洛书”,即说明包含儒经在内的西汉各种学术著作,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河图”、“洛书”之说。

 如前所叙,汉武帝刘彻即位之时,不知道什么是帝王的“受命之符”;董仲舒作为“王者师”,其对策则把帝王所谓“受命之符”,附会成所谓“白鱼赤鸟”,这表明,汉武帝刘彻之世,不存在所谓“河图”、“洛书”之说。西汉历届帝王的诏书,只讲所谓“凤鸟”、“麒麟”,以及所谓“阴阳”、“灾异”等,这表明,西汉帝王的诏令和法律领域里,不存在所谓“河图”、“洛书”之说。西汉的今文儒学和史书、目录学等学术著作,不存在任何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这表明,西汉学术领域里不存在所谓“河图”、“洛书”之说。武帝刘彻和“王者师”董仲舒无涉及“河图”、“洛书”说,西汉历届帝王的诏令无涉及“河图”、“洛书”说,西汉学术著作无涉及“河图”、“洛书”说,已为充分的事实所证明。由此推论,西汉二百余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河图”、“洛书”之谬说。

 史实已证明,西汉不存在所谓“河图”、“洛书”的谬说;“河图”、“洛书”说是东汉儒家神学的产物。由此进一步推论,伪书《尚书.顾命》、《尚书.洪范》和伪书《周易.系辞》中,孔安国、孔颖达有关“河图”、“洛书”的各种传注,毫无事实依据,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是儒家又一个政治谎言。由此更进一步推论,举凡东汉以前的各种文献,其中有关“河图”、“洛书”之类的记载,毫无史实依据,完全是后世儒家所窜入讹乱。譬如,《尚书.顾命》中的“河图”,《论语.子罕》中的“河不出图”,《礼记.礼运》中的“河出马图”,伪书《周易.系辞》中的“河出图,洛出书”等,以及《墨子.非攻》中的“河出绿图”,《管子.小匡》中的“河出图,洛出书”之类,均毫无事实依据可言,可以说基本上全是后世儒家所窜入讹乱。其目的,在于制造“古已有之”的历史假象,把产生于东汉的“河图”、“洛书”说,诈称为起源于“伏羲”,为伪书《洪范》和伪书《周易》等,编造所谓“历史久远”的虚假依据,进一步欺骗人民大众。


(本文据自陈捷夫《系辞是神道主义的思想方法依据》。2012年8月24日写于广州,并发布于凯迪论坛等国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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