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家产生于春秋前夜，定型于春秋末期

 距今约3200年前后，我国的南北方，依然是一个存在着“千国”的社会，多数国家均由原始社会传承而来，不论国家大小，皆平等并列，互不相属。当时地处南方的楚国，历史久远，思想文化进步，曾经先后与地处中原的商国和西北方的周国，长期相抗衡，地域战争不息。其国君鬻熊，开创了以明文法治理国政的政治模式的历史先例，以《政》典等“《五典》”（“《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楚国古书，全以楚古字写成。见《鲁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二年），作为治理国政的指南，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明文法律。在《政》典中，明确地规定了“民与”、“民唱”、“民爱”、“民誉”、“民苦”与“和民”、“随民”等以民为“主”的“七民”施政条例（参见陈捷夫《“法家”是孔子儒学的组成部分》）（见贾谊《新书.大政下》引文），成为古典式“政长”（墨子语，指国君）立宪的典范。在法治自由制度下，国民拥有充分的人身自由与思想言论自由。其著作《鬻子》等，既成为诸子百家的“首唱”，又拉开了楚国法治自由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序幕，极大地影响了此后南北方“百国”的社会变革，为春秋百国时期成为理性与实用的伟大时代，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成为后世法家的先驱人物。此后楚国历代的政长（国君），如楚武王熊彻、楚文王熊赀与楚庄王熊 旅等，以及楚国令尹（相当于儒家礼制下的宰相）如斗子文、孙叔敖等，均为促进了楚国法治自由制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相继的努力和贡献，第一部冠以国名的《楚国法书》，（又称为“《楚国之法》”或“《楚国之典》”），也产生于其时。在法治自由制度下，楚国“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史记.循吏列传》）。而“奉公行法”、“奉国法而不党”，坚持“方正公平”（刘向《说苑.至公》）的法治精神，则受到南北多国一致的好评。所谓“不教而民从其化”，“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史记.循吏列传》）表明只要“循理”、“奉法”，不用孔子儒家的那一套“礼教”，更能扎实地把一个国家给治理好，使百姓们真正地安生、乐生。楚国一直实行法治自由制度，至战国末期为秦国所吞灭，计1000余年。12年后，楚人很快地推翻了秦始皇暴政，建立汉国，又一度恢复了法治自由制度。

 几乎与楚国鬻熊开创以法治理国政的同一时期或稍后，地处我国西北边陲的周国姬旦（史称“周公”），在“摄政”期间，制作并实行了“周礼”（也称“周公之典”）这一奴隶制度，成为后来孔子创立儒家礼学派的历史依据。《周礼》作为周国的政治制度，内容包含了等级制、世袭制、宗法制、礼乐制、天命（鬼神）制、分封（封建）制、刑罚制、井田制等。在礼治奴隶制度下，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十分森严，社会底层的民众，被当作奴隶看待，既没有人身自由，人身可任其奴役、租赁、赠予、买卖、陪葬等，又没有思想言论自由，一切以“听命”、“从命”为生，生活比牛马还不如。至公元前约770年，周国宣告了彻底灭亡。而作为礼治奴隶制度的历史遗存，在中原华夏地区若干几个原周国的诸侯遗国之中，例如齐、鲁等，仍然企图做最后的挣扎，但失败了。

 南方楚国的鬻熊开创了以《政》典等《五典》为明文法、自然法的法治自由制度，成为法家学派的历史先驱，并为春秋末期的墨子所承继；而北方周国的姬旦，则开创了以“周礼”为“王法”的礼治奴隶制度，成为礼家学派的祖师爷，并为春秋末期的孔子所承继。如“子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礼记.中庸》）又如“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防）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在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礼记.坊记》）再如“夫礼，所以整民也。”（《鲁春秋左氏传.庄公二十三年》）又“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经解》）又“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又“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可见，“礼”是一种奴隶制度，是用来“尊王”、“整民”、“役民”、“制民”、“治民”，以捍卫和维护奴隶主政权的。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法家与礼家之间的斗争，其形式表现为军事冲突、政制改革冲突与思想文化冲突，三者或各自独立展开或同时并进。就军事冲突而言，周国诸王出于礼学的“王天下”和“大一统”的政治野心，曾经多次军事进犯南方楚国，但均宣告失败了。而出自拯救北方中原华夏地区大量的奴隶，扩大法治自由制阵营，并以此保卫楚国和其他广大法治国家的安全，楚武王、楚庄王等，也相继以强大的军事手段的威慑力，结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去对付北方若干诸侯遗国，所谓“问鼎中原”，终于迫使齐桓公九次向邻国发出“救亡（中原），攘夷（楚）”的呼吁，促进了诸国先后实现社会变革。

 就北方各国内部的政制改革冲突而言，由于借鉴南方楚国法治模式的国家越来越多，一时间虽然出现了各种“法书”名称，如所谓“被庐之法”等，但支持实行法治与支持实行礼治两派之间的斗争也相当惨烈。在《荀子》一书里，即有齐国相管仲杀害付里乙，郑国子产杀害邓析 与史付，鲁国摄相孔子杀害少正卯等的记载。这些遭到杀害的人物，均属于春秋百国时期北方法家阵营著名的典型人物。郑国子产杀害邓析，一是因为邓析 反对子产以周礼冒充郑国的现行法律，“不是礼义”，“不从君命”，并聚众讲授法律知识，帮助受害民众进行“维权”；二是邓析自行编写了一部《竹刑书》，并取代子产的“鼎刑”（以周礼为灵魂的一部郑国“王法”，为后来“子夏之儒”学派的商鞅“变法”，提供了直接的历史借鉴），被作为郑国的现行法律，为君民所接受和实施。而孔子杀害少正卯，一是因为少正卯聚徒讲学，传播楚国的法治自由制，反对礼治奴隶制，阻碍了孔子对鲁国的奴隶制复辟；二是少正卯所 创办的鲁国学校，多次接纳了孔子的“反叛”弟子，造成孔子的弟子，招收了三批而又走空了三批，所谓“三盈三虚”（王充《论衡.讲瑞》）。杀害邓析、少正卯等北方法家阵营著名人物的人，都是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在职的国相，如管仲是齐国相，子产是郑国执政，孔子是鲁国摄相等。所有这些史实，均表明了，其时法家与礼家，彼此之间在政治上的争斗，是何等惨烈！

 就思想文化冲突而言，则以墨子为主导的南北方法家阵营，同孔子为主导的礼家阵营，长期相抗衡为历史主体。孔子鼓吹复辟周公的礼治奴隶制，反对楚国的法治自由制度，非常猖獗。举二个最典型的例子。首先，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与荀寅，把前人范宣子所编写的晋国《刑书》铸成在铁鼎上。如“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又“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鲁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九年》）夷，蛮夷，指楚国。蒐，汇集，引申为抄袭。乱，破坏。大意是说，孔子说：“晋国将来会亡国，恐怕在于它已失去旧有的法度。范宣子废弃了以往唐叔的法度，今赵鞅等将其公布于铁鼎之上，平民大众能在鼎上清楚地看到刑法的具体内容，这怎么能保障高贵的人受到尊敬？王室和贵族的家业要如何守得？没有贵与贱的等级区别，还靠什么来治理晋国？”又，孔子说：“范宣子的《刑书》，是对楚国法典的一种抄袭，是会破坏晋国的礼治制度的。”孔子鼓吹复辟周公的礼治奴隶制，反对楚国的法治自由制，在这里已彻底地暴露无遗。孔子在《鲁春秋》一书里所提出的所谓“攘夷”或“华夷之辨”的主张，“夷”，首先就是专指楚国的，是“非我族类”，后来被扩展为，凡是反对孔子礼治奴隶制的国家、民族或思想文化等，一律遭到诬称为“夷”或“异端”等。历史上反对墨子法家，与近代以来反对所谓“西学”，孔子礼学是始作俑者。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彻底地“打倒孔家店”，中国南方人以及所有反对孔子礼治奴隶制的国家、民族或思想文化，都可能被贴上“夷”或“异端”的标签，而遭到排斥。

 其次，在行为上，孔子还表现在办学，向学生鼓吹“克己复礼为仁”，并向各国输出周公的礼治奴隶制学说（所谓“周游列国”）。传本《论语》、《鲁春秋》等儒 书里的相关言论，是其历史罪证。而反对孔子的礼治奴隶制学说的，不仅有墨子法学派，更有其时七十多个国家的国君和民众等。墨子的法学说，春秋末期曾一度被称为“名学”，在郑国邓析去秦国之前，已广泛流行于南北方（见西晋鲁胜 《〈墨辩〉注.序》）。荀子所谓“礼乐熄灭，圣人隐伏，墨术行。”（《荀子.成相》） 说的就是春秋末期全面“礼崩乐坏”，孔子“周游列国”失败返回鲁国隐居之时，墨子的法学说已广义流行。孟子说得更为坦率，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其时社会上并不存在孔子礼学的位置。而吕不韦称墨子“盛誉流于北方，义声振于楚、越。”（《吕氏春秋.当染》）则进一步说明墨子的法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已远在孔学之上。所有这些儒家文献记载，均说明了孔子在“吾道穷矣”，“天下之大莫能容夫子”，——声名狼藉，“惶惶如丧家之犬”时，墨子法家学说的广泛传播概况。齐国、鲁国等七十多国的国君，明确地拒绝采纳孔子的礼治奴隶制度，从政治上、行动上表示了反对。孔子的礼学说“于七十余君，莫能用”（《史记.六国年表》），表明七十余国均采用了墨子的法学说。笔者称那个时代为“墨子时代”，文献依据充分、确凿，并不为过。

 法家产生于春秋百国前夜的商、周之际，楚国的鬻熊，创制《政》典等《五典》，是法家的历史先驱。法家发展并定型于春秋百国末期的墨子时代，楚国的墨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唯一的典型代表。而礼家，也产生于春秋百国前夜，周国的姬旦，制作《周礼》，是礼家的鼻祖。礼家在南方没有历史地位，在北方则全面衰落于春秋末期，鲁国的孔子，是其顽固不化的代表。

 综合上述，截至春秋百国末期为止，社会上出现过两种性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即以南方楚国为代表的法治自由制，与北方周国为代表的礼治奴隶制。前者是产生墨子法家学派的历史依据；后者则是产生孔子礼治学派的历史依据，这些都是古文献有确凿的记载。墨子法家与孔子礼家彼此之间的争斗，本质上就是中国的古典民主宪政理念，与奴隶主专制独裁观念之间的争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