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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书笔记(2)变法与革命 |
| | 读书笔记(2)变法与革命 陈捷夫 “变法”与“革命”,是礼教之所以能“续命”千余年的两大法宝。 春秋百国时期,“礼崩乐坏”,礼治颓败,法治高涨。中土诸国既相继爆发了奴隶逃亡和奴隶起义,又发生了“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划时代事件,。由于“礼乐”一词已臭名昭著,为了与流行于长江南北的楚国的法治自由制保持相似性,以谋求暗中“续命”,礼治派阵营诸国纷纷出现了所谓“修政”、“变政”(参见《春秋左氏传》)等时代企求。郑国子产把“礼治”换称为所谓“德治”,虽在治郑的实践上并不成功,却成了后儒“变法”一词的始作俑者。孔子的“礼治”思想是以礼治国,主要是“祀与戎”(参见《春秋左氏传》),即“诈与力”,也就是“谎言与暴力”。既渊源于周国姬旦(周公)的宗法和祭祀、郑国子产的“天命”、“鬼神”、“修辞”和“猛治”,也有孔子自己的诸多补充和发展。战国初期魏国国相李克(绰号“段干木”,汉人称作“李悝”)率先实施“变法”,即以礼教的条规,冒充作魏国的“法律”,这为后世的“变法”所沿袭。治魏虽并不成功,但却为后继者公叔痤的入门弟子商鞅,入秦“变法”获得成功而奠定了基础。作为魏国魏斯“帝王师”的孔子高徒卜子夏,发展了“子产模式”,为李克和商鞅“定制”,功不可没。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的“礼治”模式,我称之为“子产模式”。“子产模式”,即以暴力为依托,以“王命”充作“民意”,以说谎自命“法治”。表面上是用“宽猛相济”治理郑国,其实质却是以“猛治”为主。这与孔子治理鲁国,虽然以暴力为依托,但试图公开复辟周国姬旦的礼治奴隶制,有着很大差别。因为复辟礼治,其时不仅容易激起鲁人的强烈反对,也容易激起邻国的声讨。孔子 “摄相” 仅三个月,就被鲁人给赶下台去,并随之被驱逐出鲁国,铸成了其“乞贷”于列国十余年的开始,就是明证。孔子模式与子产模式相比,彼此间虽然其“礼治”本质是相同的,但形式不同,就在于一隐一显的区别。孔子的治鲁模式的失败,为后儒留下了教训,敲响了警钟。 “革命”一词,源自春秋时期的“改命”、“格命”(参见《春秋左氏传》),是“礼教”的特殊产物。其实质,是以“换人”而“轮命”、“续命”。“革命”既以推翻前朝政权为目标,以“换人”为特征,又以“改制”为表征。“制”是“礼道”的历史产物。伪《易》(周易)所谓“汤武革命”的记载,表明了“革命”一词,正式成为历史上礼教派“改朝换代”的代名词,此后又充斥着各种儒书。魏晋以来多数王朝的更替,虽政制有所变更,但礼教仍处于主导地位,可以说都是“革命”的历史产物。值得一提的是,也有最初起于“非命”,而最终蜕变为“革命”的农民起义的,如太平天国之类。 “变法”与“革命”,是礼教“续命”的两大法宝,属于孔子“礼教之道”即“礼道”的范畴。两者在本质上高度一致,即维护孔子的礼治奴隶制。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在维持现实政权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改良运动;而后者则以推翻前朝政权为目标,并进行新朝的重建。可以视为“技术”层面上的变换形式。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所谓“改制不改道”,“道”即指“礼教”之道,孔子之道,也就是“天命”之道,即涵盖了这两个方面,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与墨子的“法学”之道,“民意”之道,“非命”、“非礼”之道,也就是法治自由制之道,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2026-2-1写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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