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词：薄熙来的“共同富裕” 姜维平推介前言 这是目前已是耄耋之年的原大连十五中学教师王志馨，写的一封给他已故先生所在学校领导的信函，其缠绵悱恻，催人泪下，它真实地反映了在薄熙来统治下，大连教育界的情况，让我们看到了可怜的教师的处境，有助于我们今天认识重庆舞台上正在精心表演的薄熙来的真面目： 尊敬的姜辉老师： 感谢您给周成友送行；感谢您，帮助我们家属处理好多麻烦事，心存感恩。不是客套话，请相信我心里比口头上更富有。在此，恳请您能耐着性子把它——心底话看完，因为抑郁症患者总是一吐为快的。 周成友系昆明人，1958年从中央体育学院毕业后，他是奔着大连的大海来在解放军俄专任教，几经周折，数年后他要求回归故乡，教育局把他调在大连十三中学边任教边待命。1963年我俩结婚时，他就是从该校男教工宿舍提着个皮箱迈进我家大门的。如今这个皮箱竟成为他留给我仅有的遗产，相比之下只是变了点颜色。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单枪匹马的孤身青年，只希望有个稳定的工作，怎么敢奢求住房问题。只好借住在我父亲不足5m2能容纳一张双人床的半间屋子。 在一间半的小屋里，是我的父母亲帮助我抚育了相继出世的三个孩子。一家七口，晚上没有条件都睡在床上。幸好一九八二年外贸学校，利用我们地皮盖起了两座五层楼，尽管我家被分配在很适宜的三楼一号，但岁月不饶人，这个时期的三个孩子都已变成两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和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真是旧愁未去又添新忧，亲兄妹也只好颠倒个个儿入睡了。 我校数学老师刘岳峰的处境和周成友一样校方给解决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我妈本来对这个光杆女婿就不中意，时下我也不时地催促周成友去找校方，他从未有回声。周的性格很内向，他的处世哲学是与世无争，假如说百人之中，有99人涨了工资，只漏下他一人，他也不会去找领导的。此人为人谦和低调，从不背地议论人，也从来没和任何人吵过嘴，我俩相居44年也没红过脸，我毫不夸张地说他走到哪里留下的美名——大老实人、大好人，绝对是公认的。 当日子以缓慢的姿态开始流失的时候，我望着眼前这个需要共同走完一生的男人，我冒出一些说也说不清楚的念头。我最害怕晚上，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往往都是怀着一颗愧疚的心去吃那顿食而无味的晚饭，显露出一副惹得全家人都不愉快的表情，尤其听不得吃饭的响声。其神经质所在是每晚饭后必须面对的铺床放被，大儿大女男男女女，我瞅着那三张熟睡的面庞，暗自垂泪，人生在世，半世在床，我没克尽一个母亲的义务，在道德的法庭上，我没有洗罪的本事。那一缕永远的忧郁只好深埋在心头。为了解这心头恨，我曾引用过鲁迅先生的话——“过于老实是无能的表现”。以此冷讽热嘲地羞辱过这个寄人篱下的男子汉，每忆起这一段是我永远的痛。 无奈，之后，我只好斗胆亲自赤膊上阵了。曾多次去过教育局，也找过周成友当时所在的幼儿师范刘阳美校长。善解人意的刘校长说按实际情况实属无房户（实际此时十三中、十五中都给开过证实材料）问我以前为什么没有提出要房子，又说当时现有的已全部分完，下次一定优先给予解决。并表示如果个人能跑到房子，校方可出资三万云云。在那个使人窒息的岁月里，整天价批林批孔，斗私批修，看了军宣队、工宣队的后脑勺都不寒而栗，人人都步步谨小慎微，小心翼翼，怎么敢提出这般个人的“大私事”？！该校一位好心的老师提示我说：“你应该有个思想准备，学校不会给你房子的，都知道你开了个大幼儿园，报上有名，电视里有影……”。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如醉方解，终于找到了事情的症结。在此我不得不多说说。没有条件怎么还办幼儿园？为了女儿接班，我提前办理了离休手续，回来后，没多久便被街道老大妈们瞄上了，找我写材料、到部队包饺子，戴着袖标走街串巷，望门看锁……。无奈之下我只好选择了这个行当。当时西岗区个体园有218家（现剩12户）在我们这条街30多户人家中就有三家办幼儿园的。我利用自家一间12.5m2的大屋，招收了10名学前儿童，按常规教学，外加日语。不知是受“教师”这个名称的益，还是沾了长春路街道的光。（该街道的计划生育工作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当时他们一手抓医大一院的胎教，一手抓我园的幼教）我是努力了，但绝无过人之处。在那个年代里，只要家里有空房，只要去申请，没有不批准的，但大都是给看孩子。一个月托保费才12元，我园是18元。上级早有规定0.6m2是容纳一个幼儿的面积指标。所以入本园是有困难的。街道有了声誉，我这儿也水涨船高，妇联、计生委经常带人来参观，电视台也多次来采访，多家报纸也有过报道。教育界参加离休干部代表会三人中我是幼教代表。于是乎原宪千副市长孙女原野、姜维平女儿姜悦、高满堂女儿高洪默、医大王医生女儿王硕在整个学业中都是名列前茅的顶尖学生。据我知道在大学获一等奖学金就有周妺等9人之多，工学院彭教授的孙子彭凡（北大土木建筑系）获奖后由贵校纪淑媛老师捎来的口信——“我的人生转折点是从‘小问号’开始的。”日商子女河野莉里、清水龙成，台商儿子谢少睿，澳大利亚杨军，零四年习近平副主席的侄儿习明智都在这里学习过。“佳能杯”日语演讲比赛（打在小学组内）获冠军，全国书画大赛中，荣获团体特等奖和个人辅导特等奖，辽宁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少儿书法教学培训基地，全市只我一家……。上述所谓的“报上有名，电视里有影”就是这样演变过来的，是上级领导施与的好事怎能变坏事——罪状。所谓的“大幼儿园”多大？还是原来的面积。办园有了点名气，房子的面积并未澎涨。再说我园是日托，早晨我们家里人往外走，幼儿往里进；傍晚我们家里人回来时，幼儿早已走光。多年来我俩一直都以书桌当床。这和幼儿互相有何影响？我办园是利用我父母的一亩三分地，学校并没有给过一寸土地。有人嘲讽我挣了大钱，叫我“富婆”，这又是一大罪状。幼儿的托保费个体园都是自定的，我做为一名教师，师德、良心没有泯灭，托保费、伙食费都低于一般标准，多年未涨过一分钱，从来也未接受过家长一分钱的馈赠。我对得起家长，我对得起周成友。有谁能相信他至死我没问过他的工资数额，我没跟他要过生活费。因为他养活家乡的老母，母亲死后他又养活寡妇姐姐（姐夫因公牺牲）周成友死后的三年里我仍接他的遗愿给他姐姐汇款。是钱挣的太多了吗？不是，在银行的存折里，只有我个人的工资；是在自誇个人的高尚风格吗？更不是。我是在对死者赎罪，因为我的良心受到了苛责。（这是后话） 自那次找到了刘校长之后，我认为也只有通过周成友才能找到点蛛丝马迹，可是领导至今也只字未提。正当我走投无路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陡然忆起市长接见时那段对教育事业的讲话，我决定斗胆给市长写信，『市长是薄熙来』这样既可以减轻学校的压力，又可以减轻刘校长的负担，何乐而不为之。我的学生成了好帮手，把信送了上去，批文也下来了，『据称，薄的批示是“请教育局处理”，我看，这不是批示，这是敷衍了事』我仿佛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可是希望和失望同时降临了。我本想给校方减轻压力，可如今学校却变成了阻力。乍听，使我心慌意乱，深怕做错了什么，继而我心灰意冷，真是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拜土，我只好望门却步了。俗话说“对官不敬，早晚是病”。我深怕对周成友的处境不利，连连对他说“咱们不要了！”我心甘情愿地举起了双手，打起了白旗，违心地划上了个“失败”的句号。 不久的一天，周成友按往常的时间，从学校下班回到家，使我生疑的是他那双沉重的脚步，目不斜视、旁若无人地躲进了小屋里，呆呆地坐着，对我的多次问话他老是那一句“没怎么了”。半个多月过去了，和谁都不答话。当时我们都怀疑他患了老年痴呆症（尚未到老年），自此以后，我俩也形同陌路人。为了弄清真相我又去找那位好心的老师。她非常气愤地告诉我：“刘阳美太欺侮老实人了！她因为你们给市长写信，非常恼火，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周老师。说什么给‘市长写信，江泽民来了也多余！’会后大家议论纷纷，骂她做为一校之长，欺软怕硬，没有人性。”我当时是站在幼师学校大门外，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剜心的痛楚使我泣不成声了。事儿是我做的，信是我写的，为什么让一个从未沾过边的周成友当替罪羊？！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堂堂的大校长曾斩钉截铁地认定过我们是无房户，“善解人意”的大校长曾名正言顺地承诺过下次分房子一定优先给予解决，如果个人能跑到房子，校方可出资三万。“下一次”远在何方？既然“下一次”是遥遥无期的代词，我们煞费苦心地去“跑房子”是对？是过？令人费解！提到跑房子我们必然要去找比教育局还说得算得人，我们必然要去找连堂堂大校长也要听他指令的人，此时往上找也必然是市长了。我能打通这一渠道是我的本事，找市长何错之有？！往上找有错有罪，否则我就应去找那些无权无势的农民工了？想法真可悲！！给市长写信要看写了些什么。（附给市长写信原文）找市长只是要他的一句话，我早已想到处理时这信必然要回归原校，处理的生死大权必然还是原校。为了房子敬校长都来不及，怎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是吗？“江泽民来了也多余！”最后的残局还是刘大校长给划的句号。这正是所谓“现官不如现管”，“精明者使嘴，傻子跑断腿”。刘校长给画了个圈儿，我竟跑了大半年。最终还是扼杀在她的死胡同里。 在学校大会上挨批评的事，周成友至死也没向我透露过一句，他也没有说出刘阳美校长一个不字。这不奇怪，我俩初相识时他的一句话曾打动过我——能够原谅别人是最高的美德。 2007年7月15日姜老师您通知要有关房屋补贴的材料。我首先想到的是双方学校所给开的证实材料。周成友说他已交给了您，您说没收到。急得我从下午翻弄到下半夜三点也没找到。我现在悔恨自己当时表现的无法说服自己的烦躁。天快亮了，我猛然想起了坐在小屋里一直没睡的周成友，他两眼瞪得圆圆的，呆若木鸡。我明白了，每逢提及到“房子”他都是不能自已。第二天也只好厚着脸皮再度去找十三中学校领导，终于把材料又取回来了。整个行程，他有些异样，我也没有时间去多想。一连好几天，他终日不语，独向一隅。20日晚饭，端到桌前，他没动一下筷子。我以为是感冒说到药铺给他买点药，当时天色太晚，我停下了脚步没有去。没成想21日早7点半钟，我听他那没抬起脚的走步声，便跟他进了小屋。他对我的问话，只见嘴动没发出声。儿女们大呼小叫赶紧去关窗，误认为是“中风”所致。入院手续办妥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好容易喂进了两口饭，怎能想到，这竟是他“最后的晚餐”。昆明大姐每年都给弟弟寄来最爱吃的家乡月饼，我按他的习惯，正当仲秋月明时，打开了邮包，我选了一小块，推在他嘴里，可是他那没有血色的双唇一动都没动，大夫摇头说患者已没有吞咽能力。没多久，规矩一辈子的大老实人竟在病床上闹翻了天，像一头猛狮嘶力竭地吼叫……。闻声赶来了一群白衣天使和值班大夫，最后只能把他送到重症监护病房，把四肢捆绑在床上。我心里明白，他终于夺到了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吐露心中的积郁，发泄了心中愤懑，但不是在家中，他没敢在刘阳美校长面前。宣泄吧，老好人，生命在即，时光不饶人。重症病房的探视时间限定10分钟，站在门外的儿女们自然会把优先权让给我。大夫指着我问周成友：“她是谁？”他慢慢地睁开了似睁非睁的双眼，瞥了我一下喃喃地迸出了两个……，让我永远怕听的也不可能再听到的字眼儿“老伴”。 后又转院到二部，大夫下了两次病危通知，自此，我一直守候在他“6号”的床头。有负罪感必须补偿。我俩相濡以沫地走过了44个春秋，我没有克尽一个做妻子的义务，我没有尽应尽的名分。要房子的污名，本应集于我一个人身上，他却成了冒名顶替的罪人。我必须为自己的孽情孽债买单，只有这样才能冲淡我心中那份愧责之情，否则我永无宁日，我永世无法为人。为了唤醒他，我把嘴都说干了，老是那一句话：“老伴，咱们不要了！”儿子提着从外边刚买回来的“球蛋白”、“白蛋白”还没来得及抢救使用；女儿刚从开发区求神回来不到10分钟，全家人一个不少的全站在他的面前。2007年11月11日下午2：30周成友溘然长逝了。我用我的左腮抹去了在他右眼角上渗出的一滴泪珠。“老伴，你走好，咱们不要了。”这个没有主语的老调，只有俺俩才知道其中的含义。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什么话都能相信，子女为了保爸爸这条命，花有上万元到过多处拜佛求神，深更半夜，跪肿了双膝，也没把周成友拖了回来。扼杀雄鸡也阻止不了太阳的上升，他终于摒弃了我们老的老，小的小走了。最让我难以释怀，忿忿不平的事，他在临终时还没全闭上眼睛，我看出他眼里充满怨尤与不甘，他是为房子被教训而死，是这把无情的刀子，杀死了他的精神，撞碎了他的心。一个中央体育学院培育出来的硬实汉，一个国家一级裁判员就这样永远别离我去，消失在人世间。火化时间孩子们没让我到场，按时间我一直跪在他常用的单人沙发前。 感谢您姜老师，能在百忙之中来给周成友送行，感谢原幼师的老师们，他们要到医院去探望周成友，可那时他已火化了三天。之所以没有告知好心的老师们是不可言喻的。周成友并非是十五中教工，十五中后勤组多次去医院，火化时全部到场，校领导只留下书记在校值班，其余的一个都不少。午饭的定桌没有留住他们只好辞掉了。 姜老师，您从我家往外跨步时，在我的住屋前停了脚，您问我：“您俩就住这个房间？”仅仅9个字，蕴含多少体恤的底蕴。“我俩就住在这个房间。”仅有5m2，只能容纳一张双人床的房间。不是我不舍得花钱买家具，不是我不喜欢家具，实在是这里没有它们的立足之地。说了这些请不要误解，我早已在电话里说过，不是想要房子和想要钱。我向来没有乞求别人的可怜。 周成友刚走不久，我也住进了医院，后又转到第七人民医院。现在您能够理解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您能够把这冗长的草书读上一遍，就是帮助我给死者一个公道。 最后，我要告诉您，我这三个儿女花了五万八千元给我俩买了新房，那里有青青的高山，蓝蓝的大海，墓面还给我留了个空缺，上面的字需我去填写。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青山红光旅舍”。我想在我要去报到的时候，我一定会给刘阳美校长留下句话“能哭的孩子多吃奶，别竟给他奶喝；不哭的孩子不一定不想吃奶，别不给他奶喝！”为了校长的尊严我只能委婉的这样说。 大连市第十五中学离休教师 王志馨敬上 2011年8月20日于大连 姜维平注： 文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她是我的中学老师和邻居，今年已八十多岁，2007年11月11日晚上，只有我一人去探望了她，那天她站在窗前望着院子，久久无言。他不敢写出市长的名字，『括号中的文字是我加上的』，他是现在口口声声大讲“共同富裕”的薄熙来，就在王老师哭诉的时候，就在距离她寓所近在咫尺的地方，大连西岗区长江路598号的万达公寓28层，薄熙来1999年，以权谋私，巧取豪夺，霸占了南向的三套房子，合计五百多平方米，与其同时，他在大连仲夏苑还拥有一栋二层别墅，与画家宋雨桂为邻，在北京亚运村还有一套高档公寓，即开来律师事务所办公捞钱的地方。还是大连西岗区九三社区的曹书记说得好：薄熙来占了三套房子，在我眼皮底下，是真的啊，他嘴上讲的好听，却是假的，我至今还得租房子住啊！ 但愿苍天有眼，看清“西红市”“薄泽东”的真面目！ 2011年8月23日于多伦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