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自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临时大总统的印把子，到蒋介石领着国民革命军打到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十几年被称为北洋军阀时代。北洋军阀以及这个军阀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被妖魔化了，否则由五四运动所开启的新一轮改朝换代就无法成立。
      但，事实绝非如此。现在，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那个时代吧。
       一、军阀是爱国的，从未认贼做父并“一面倒”向外寇袁世凯被官史骂为头号“卖国贼”，主要罪状是签了“21条”，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成问题。“21条”是日本抛出的，袁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竭力推拖，并积极鼓动国际社会进行调停。袁在第一时间就把消息捅给英、美等国驻华使馆，同时还不顾日人的威胁和阻挠，故意把消息“泄露”给中国记者。在中国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人陷入被动。在谈判桌上，袁世凯也当仁不让，对原则性的“第五号”条款坚持不答应，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袖手旁观，在日本“最后通牒”的逼迫下，在日本以出兵为要挟下，袁世凯最后不得以签订了条约，但实际内容已远远不足21条。
      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而是与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甲午战争前，就是他在朝鲜跟日本人打了两仗，而且都没吃亏，还占了上风。“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痛哭失声，让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有趣的是，梁启超、蔡锷等发动倒袁的“护国运动”，却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他们为什么反对中国也实验君主立宪，那只有天知道了。袁世凯临终时，说的那句自己一死实“为日本去一大敌”，令人深思。看来，正因为袁世凯不甘做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才决定倒袁。
      直系大将吴佩孚也非常爱国。他对皖系伸手接受日本人的援助很是看不上，直皖战争前他通电痛骂段祺瑞：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吴兵败后，依附四川杨森。日人找到他，承诺贷款百万，赠枪十万支，帮他东山再起。吴却回答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人的事应该由中国自己解决，盛意所不敢承。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曾到北京怒责张学良：“为何不打？”张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官方史者将吴定为“英美派”，其实吴平生抱“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至死不变。即没当过亲英美派，更没一面倒向日本或苏联。
       直系干将，俺们天津人曹锟，尽管总统是以贿成，但他在爱国问题上却从不含糊。1937年华北沦陷后，日本土肥原贤二想拉拢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坚拒，而且怒了：俺就是天天喝粥，也不会给小鬼子做事！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他兴高采烈，连说：俺就不信，中国还打不过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曹锟郁郁而逝。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节节败退。日本大使趁机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并承诺可以帮助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一听，气炸了肺，当即将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骂：我这臭皮囊就是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说完即赶走日本大使。随即张遇害。临死前，张对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恐怕不行啦！快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上面说的是北派军阀，其实大多数南派军阀也很爱国。陈炯明被广州国民政府打败后，蛰居香港，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非常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他却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赠他8万元支票，他则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
      三、军阀是爱民的，普遍具有高尚的政治理念先说大的。北洋军阀无不遵从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方向，鼓励、扶植、奖掖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出现了少有的黄金时代。再说小的，各路军阀无不知爱民。1926年，北京爆发了镇压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命令并不是执政段祺瑞下的。当他惊闻噩耗，立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做出“终身食素”的决定作为对自己的惩罚。后来他一生果然信守这一诺言。1936年夏天，他因贪吃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却说：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治而死。
       孙传芳虽然被国民政府骂为“残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却一片升平。他裁减赋税，善待农人，颇得时人爱戴。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乡绅主动进言，希望增加赋税以助军费，但他坚决不许。因此在他失败后，江浙老百姓无不感伤。再说吴佩孚。他做官几十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丝毫私人积蓄，更没有治过田产，一贫如洗。对此，连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赞叹不已。
      在民国所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中，最高的高人其实当推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拿下太原，他先后在袁世凯、国民dang、中共、日本、伪军的联合夹击下，在山西整整稳坐了38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究其原因，是他治理山西不错，人民拥戴，无人可以厚着脸皮轻易取代他的位置。以至于在抗战胜利后，他的余脉傅作义部还把势力延伸至平津河北。在阎锡山的领导下，山西之治甲中国，三十年代曾被评为全国模范省，在全国的注册商标中，半数以上是山西商家的。
      陈炯明虽然被国民dang视为叛徒，但他其实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操守，他阻挠孙中山北伐并不是胡闹。他曾信仰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希望中国走联邦制的路子，认为“万国联邦”是进入“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当年，年轻的毛泽东对此也曾非常推崇，也曾主张联省自治，各省有自己的宪法。可惜，这种声音早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三、军阀是老实的，普遍奉公守法曹锟做过大总统，但是通过行贿得来的。在1923年那次选举中，一共有480名议员事先收了他的贿赂，大致每人5000元，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作“猪猡议员”。后来消息曝光，举国哗然，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转衰。但正如曹锟的部下王坦所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曹锟至少在选举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坏的。而那些拿着枪杆子去夺政权的人，仅仅因为嘴里高唱“革命”，就比贿选更能代表正义吗？俺为天津有曹锟这样的实诚汉子感到骄傲！
       四、军阀是有文化的，都尊师重教先说大的，那就是北大了。北大是北洋军阀时代最大的骄傲。校长蔡元培，本是军阀们的死敌，是国民dang人，但军阀们还是把他请来了。在军阀的眼皮底下，北大大摇大摆地施行“兼容并包”的方针，而那时的北洋军阀手里却没有什么真理，嘴里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识形态。而现在的北大呢？哈哈！别提了！那只是一个笑话！只出了一群张颐武和范跑跑。
      说起尊师重教，最感人的首推四川军阀刘文辉了。1935年，40岁的刘文辉被大自己6岁的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康省主席。在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在那样一个有枪就是王的年代，刘文辉却十分重视教育，把非常紧张的经费向教育倾斜。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
      后来，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记者还来到了义敦县，看到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一看牌子才知道，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义敦县政府。然而，从县长平和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满。好奇的孙明经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在刘文辉的治理下，荒蛮的西康由边地变为腹地。这就是军阀时代的教育。
      吴佩孚是有文化的，吴对周易等古代经典颇有研究，也写了不少专著，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时称“儒帅”并不是溢美之词。吴与康有为、章太炎都交好，并说这两位高人死后，中国不再有文学之士了。他们俩弟子虽众，但都没有可以继承事业的了。有人问章太炎的弟子鲁迅怎么样，吴佩孚沉默半晌才说：“他是谁？没听说过。民国以来的书，俺是不读的。”不过后来到是有人对鲁迅推崇备至，而却说康有为找不到大同的路。他自己找到了吗？周舆博客却认为，康圣人写出了《大同书》却秘不示人，比那个盲目自大的人高明了不知有几千万倍！
      冯玉祥本是大老粗，但酷爱学习，也非常敬重文化人。军阀张敬尧在湖南惹了不少祸，后被湘人赶走，旧主不收，只好去投奔冯玉祥。冯玉祥叫人将他拿下，厉数其罪，然后拿出《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说：听说您有学问，我也不好加害于你。这样吧，你要是能够熟读两部书，俺也不难为你，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冯玉祥前来“考试”，老张还真不含糊，当场居然真的背出了不少，冯玉祥一看，说声服了，立马放人。
      曹锟也是个大老粗，但也推崇文化人和专家。他做大总统时，其亲信想让自己的人做驻英公使，于是对外交部长顾维钧施压。曹锟闻信后就把自己的亲信叫来痛斥：“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由衷地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这就是传说中“万恶的”北洋军阀时代，但每每看到那些军阀的事迹，却总会涌起莫名的感动。
       总之，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时代，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那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时代，那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时代，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华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另，余世存在《常言道》一书中对近代军阀之事迹也颇有论述，大家也可参看。） 作者周舆，于天津蛰居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