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有话说：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民族的始祖是有尊严的人。在一切物种中，只有人类知道感恩。灵长目动物中猩猩能够直立行走。但是，仍是畜牲。下面将K.Jim博友连续摘转十期的历史资料汇集。这一份资料不涉及政治，宗教和教义。文章中提到国，共两党都授予荣誉给德国纳粹党员约翰·拉贝。为什麽？文章中给出了答桉：1938年1月16日，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的负责人约翰·拉贝在日本大使馆便宴上的发言中说“由于我们委员会（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约翰·拉贝为主席）的绝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徒的责任……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文章中说得好，事实告诉了我们，任何人只要排除私欲，弃恶从善，遵循圣经就能够为人类做出有益的贡献。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都是在荣耀圣经，就是在荣耀上帝。就是通过具体事和具体人对上帝的荣耀，感恩上帝。感恩节就是感恩上帝的节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麽美元上面都有“IN GOD WE TRUST”。这与宗教界的信与不信无关。

   以下转载“西学东渐，报效民族：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的写真”全文：

西学东渐，报效民族：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的写真

Faye Zhang ( Philadelphia, USA ),  Evelyn Xing ( HHS,  USA )，黄若桉 ( San Diego,  USA )，Sophie Xing ( CMS, Cupertino, USA ) ,  张航程,  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小组等*

        见到清华大学生物馆的院士墙以后思绪万千。中国的知识份子去美国留学或受到过教会和教徒在中国办学教育的人士众多，不胜枚举。现收集到与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有关的一点历史资料作为实例，供对中国科学、技术及教育史的学术研究参考。对于历史资料的收集要由表及里，见物更要见人。一切知识都是由人继承，发展和传播的。在一切物种中也只有人类知道历史，能以史为鉴。本文仅为纯学术性资料收集，请勿与其它任何方面联系。人各有志，良莠不齐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文中的专家们仅为举例，非学术贡献和学历介绍，更非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名人录，排名亦不分前、后；本文取材完全根内容需要，没有其它任何考虑。

一. 退款建校， 培养人才

        走进清华大学生物学馆，在醒目的院士墙前很多校友围观、议论。这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当选学部委员（院士）中清华学堂1909-1928年毕业生的名单，共有36位，占首批当选学部委员236人的15.3%。清华大学的创建是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首批当选学部委员中的生物医学专家有最早留美的动物学家秉志，对神经细胞的生长、中生代昆虫的研究和鲤鱼实验形态学研究均独具特色；中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生物学家张景钺，在植物形态学和解剖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神经递质研究先驱、建立蛙腹直肌定量测定乙醯胆硷方法、发现脑内存在乙醯胆硷和交感神经中存在大量乙醯胆硷并提出“迷走垂体后叶加压反射”学说的生理学和医学家张锡钧；中国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李继侗，从事植物生理学中关于光色瞬变研究、揭示出植物组织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与补偿功能和对银杏胚胎离体培养的研究；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陈焕镛，对中国樟科、壳斗科、绣球花科、苦苣苔科、桦木科和胡桃科等的分类有开创性的见解、发现银杉属为孑遗裸子植物，被称为“活化石”；动物学家、中国动物遗传学的创始人陈桢，首次证明鱼类的孟德尔遗传、揭示了蚂蚁筑巢行为中的一些规律；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生物化学家汤佩松，在植物呼吸代谢方面提出了系统的观点；中国近代植物学的主要奠基人钱崇澍，对兰科、荨麻科、豆科、毛茛科等植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植物生态学的研究；中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刘崇乐，在国内倡导开展了昆虫病理及微生物防治、资源昆虫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以胡蜂科、瓢虫科和寄生蜂、寄蝇、蜘蛛的研究；昆虫学家胡经甫对中国襀翅目昆虫进行调查研究，1938年发表了名着《中国襀翅目昆虫》一书并且编写了《中国昆虫名录》；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出版了《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和《中国真菌总汇》对中国真菌学的发展、真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农业科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涂治把草田轮作制介绍到中国为开创新疆农林牧业的生产技术、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这些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们对本专业继承、推广、发展或开拓创新，回国以后都是国内各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开拓者。本文例举的所有专家学者在各自学科为民族或人类都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由于专家们的建树过于专业，以下对于专家们的学术贡献介绍从略。

        清华学堂1909 -1928年毕业生的名单中除了从事生物医学方面以外，尚有着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张钰哲，化学家庄长恭、杨石先、曾昭抡，物理化学家黄子卿，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化学工业、制硷专家侯德榜，建筑专家梁思成和杨延宝，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茅以升，无线电子学家、水声工程专家朱物华，土木建筑结构专家蔡方荫，大地测量学家陈永龄，矿床地质学家孟宪民，冶金与金属材料专家周宏，电炉炼钢专家周仁，语言学家王力，农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陈翰笙，哲学家汤用彤，哲学、逻辑学家金岳霖。       

        就读过清华大学的还有数学家陈省身、许宝騄、丁石孙、段学复、柯召、庄圻泰，核物理学家施士元、钱叁强、王淦昌、何泽慧，力学和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林家翘，物理学家彭桓武、周光召，大气科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 晶体物理学家陆学善，化学家马祖圣，电子学家陈芳允、冯秉铨，测试技术专家吴宗岱，航天工程专家史维，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刘永坦。近代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数学与力学家钱伟长 ，药理学家陈克恢，生理学家、生物医学工程专家刘曾复，细胞生物学家、经络科学和四维生命活动科学模型的建立者张人骥，遗传学和育种学家李先闻，植物病理学家邓叔群，生物化学家张龙翔、张昌颖，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原子核医学家王世真，无机化学家张青莲，地球物理学家傅承、顾功、大气科学和大气动力学家朱抱真，计算机专家金怡濂，火箭技术专家屠守锷 ，机械工程专家潘际銮、温诗铸、林宗棠、周济、王玉明、雒建斌、柳百成、汪家道、田煜，电气工程专家孙元章，计算机科学专家唐稚松、马维英，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发动机专家刘兴洲，微电子专家黄令仪，大地测量学和天文学家夏坚白，工程热物理学家宁幌，人类学家李济、吴文藻，考古学家夏鼐，细菌学家和科普作家高士其，教育家黄钰生、查良钊、蒋南翔，财经专家俞国华，… … 。仅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被清华大学破格任用，在清华浓厚的学术氛围中自学成才。水木清华造就出大量科学与技术精英。

        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首任校长是1873年第二批留美幼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新不列颠中学毕业，曾就读耶鲁大学的外交家、教育家唐国安。第一批庚款留美的教育家梅贻琦于1931 – 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复校并任校长。留学美国的科学家、教育家顾毓琇曾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国立音乐院（中央音乐学院前身）、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的创始人，还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国立政治大学校长。

二. 兴学育人， 遍地开花

        由外国和教会在中国建立的大学还有：葡萄牙培莱思神甫（Francisco Perez）从1592年开始在澳门创办圣保禄学院于1594年开学；1845年美国传教士麦嘉谛（D. B. McCartee）在宁波创办崇信义塾，于1867年迁往杭州改名为育英义塾（Hangchow Presbyterian Boys' School），1897年设大学课程并改名育英书院（Hangchow Presbyterian College），1914年改称为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首任校长是裘德生 ( J. H. Judson )牧师；1864年多个国家的教会联合创办了济南齐鲁大学，首任校长是英国牧师卜道成（Paul D. Bergen）；创建于1879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书院）是美国主教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将圣公会1865年建立的培雅书院和1866年建立的度恩书院合并而成，1888年美国传教士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任校长；1871年美国教会在武昌文华书院招收大学生逐步发展成文华大学，并于1924年与1885年由英国教会在武昌开办的博文书院（Bowen College）和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成华中大学；美国教会于1888，1891和1894年在南京创立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校长是美国传教士福开森 （John Calvin Ferguson），又建立了基督书院（Christian College）和益智书院（Presbyterian Academy），1907年基督书院与益智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Union Christian College），校长是美国传教士美在中（Frank E. Meigs） ，1910年宏育书院并入汇文书院成立金陵大学（Private University of Nanking）校长仍是美在中；1888年由美国教会建于福州的岭南大学(格致书院)的首任校长是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曾多次迁校1952年被并入中山大学，1999年由岭大校友会在香港复建复名为岭南大学；1901年美国教会在苏州建立东吴大学在1905年招收大学生，1908年在美国田纳西州注册为“Soochow University”，首任校长是美国传教士孙乐文（David L. Anderson）；1904年美国牧师海维礼（William Endwin Hoy）在湖南岳阳创办求新学堂，1906年将求新学堂迁至湖滨改名为盘湖书院，1910年更名为湖滨大学（Lakeside College）；1903年教会在上海创建震旦学堂（Aurora University），首任校长是中国神甫马相伯；复旦大学组建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的组建者和首任校长也是马相伯，教务长是留美的胡敦复；1906年由美国雅礼会建的长沙雅礼学堂的首任校长是美国盖葆赖 (Brownell Gage) ；1905年英、美、加叁国教会在四川成都建立教会学校，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开学，校长是美国传教士毕启（Joseph Beech） ；1906年英国与美国教会建立协和医学堂，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协和医学堂，于1917年创办北平协和医学院( PUMC ),首任院长是美国富兰克林·麦克莱恩（Franklin McLean)，1920年开办护士学校沃安娜（Anna D. Wolf）任校长；1906年美国教会在上海办浸会神学院，1909年开设浸会大学堂，1911年合并组建上海浸会大学，1914年将中文校名定为上海沪江大学，首任校长是美国传教士柏高德（J. T. Proctor）；1910年美国教会在河南省周家口建立道医官话学校，于1913年迁至上海称叁育大学，1925年迁往江苏省句容县，1931年改称中华叁育研究社，负责人是美国医生教徒米勒耳 (Harry Willis Miller) ；1908年建立的华英女子学堂，1914年开始招收二年制本科生，1916年改称华南女子大学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首任校长是美国传教士程吕底亚（Miss Lydia Trimble）；1907年德国医生教徒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建德文医学堂（同济德文医学堂），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堂与创办不久的同济德文工学堂合并，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工堂（1923年定名同济大学），埃里希·宝隆任上海同济大学首任校长（同济德文医学堂总监督兼总理）；1910年由教会创办的成都华西协和大学首任校长是传教士约瑟夫·毕启（Joseph Beech）；1915年美国教会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在南京开学，首任校长是德本康夫人（Mrs. Laurence Thurston）；1916年由教会创办的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开学，首任校长是美国传教士庄才伟（Aduin C. Jones）；1917年教徒张伯苓与严范孙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筹办私立南开学校（南开大学前身），专请留美的教育心理学家凌冰为大学部主任 ；1919年开始创办北平燕京大学（前身是由美国教会1870年创办的崇内怀理书院，1889年改名汇文大学，1864年创办的贝满女塾即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1867年创办的公理会潞河院，1920年叁所学校合并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是出生于中国杭州的美籍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牧师；1912年教徒英敛之与马相伯倡议创办北平辅仁大学，1926年正式立桉首任校长是美国神甫乔治·贝瑞·奥图尔（George Barry O' Toole），1961年在台北复校；1921年法国教会创办天津津沽大学（工商大学）首任院长是法国余溥泽神甫（ Jubaru ），1925年建成后法国裴百纳神甫（Henri Bernard）任校长（现河北大学）；1929年五所教会学校即长沙雅礼大学、岳阳湖滨书院大学部、文华大学、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和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成立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1951年香港教会创立崇基学院1955年注册成立，张荣岳牧师是首任校牧，1963年崇基学院作为叁成员中最大的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此外，还有广东协和神学院 ，… 。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传教士彼得·帕克（Peter Parker）于1835年11月4日在广州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博济医院，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方医学自此正式传入中国。1859年美国教徒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医生接替并于1866年该医院又开办博济医学堂，广州博济医学堂也是美国人在中国办的第一所医学院，1886年孙文（中山）先生曾在此学医；1880年由上海同仁医院院长文恒理（H. W. Boone，美国教会医生）创办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1883年英国苏格兰传教士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在沈阳建立盛京诊疗所，1892年创立了盛京施医院（盛京医学院）和西医学堂称为盛京医学堂并任校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司督阁在营口与当地医生和学生创建7所红十字战地医院，1912年筹建奉天医科大学（专门学校）并首任校长；1885年英国传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e）夫妇开始创办青州广德医院和青州医学堂；1886年教会医生在北平崇文门的孝顺胡同开办眼科诊所。1899年美国教徒霍甫金斯·贺庆家族捐款在北平东交民巷东口(现北京同仁医院地址)使馆区内兴建北平同仁医院，1902-1927 和1935-1941霍甫金斯·贺庆曾任院长；1904年英国人在教徒罗伯特·亚盛顿（Robert Arthington）资助下在长汀县城的东大街创办教会医学院亚盛顿医馆于1908年落成，1926年改名福音医院，1931年福音医院成为中央苏区的红军医院，1932年毛泽东曾在此养病，1933年福音医院搬往瑞金后改名中央红色医院；1902年美国台佛斯牧师在太仓创办戒烟所和教会小学，1906年创办惠中医院，1908年美国传教士柏佩兰女士到浏河行医传教，1921年扩建惠中医院柏佩兰任院长 ；1906年美国传教士医生胡美（Edward Hicks Hume）创建雅礼医院（湘雅医院）并任院长；美国传教士惠更生（James R. Wilkson)在苏州市创办近代精神病治疗机构福音医院，1919年惠更生又建更生医院并任院长；前面已经介绍1907年德国医生创建德文医学堂（同济德文医学堂）；191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留美的严福庆与胡美医生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任校长。据1936年《中华年鉴》统计，中国20个省共有教会医院426所。在中国大陆很多大型医院、医学院校的前身都是外国或教会建立的，甚至有外国教授执教。中国自己建立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教学和老师们很多都与外国的教育有关，例如：1907年出生于马来亚的流行病专家伍连德（Wu Lien-teh）出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协办（副校长），1910年作为总指挥率领中外防疫专家（中国医学家有张文藻等人）成功控制了导致6万人死亡的东北鼠疫。伍连德任1912年成立的国立北满防疫处及附属医院总医官，1915年，伍连德和严福庆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创刊《中华医学杂》，伍连德任中华医学会书记并兼杂总编辑，于1918年建北平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并出任第一任院长，1926年创办滨江医学专科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并首任校长。再如，1908年中国自己办的广东光华医社的首任校长是美国留学的医学家郑豪。1947年抗战后，曾留美的生理学家英籍林可胜将各军事医学院校及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改组国防医学院并任院长，同时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

        1565年培莱思神甫（Francisco Perez）在澳门建了一座圣母小堂，1572年改为学校；1818年编辑首部《英华字典》，将《圣经》译成中文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和米伶（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1839年美国勃朗（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创办了澳门马礼逊学堂，勃朗任校长；1847年教会在福州创建福州格致书院；1864年9月美国宣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和夫人狄邦就烈（Julia Mateer）在山东创办登州学堂；1865年美国牧师丁韪良（W. A. P. Martin）在北平创办定崇实馆（崇实中学）并任首任校长；1866年美国传教士文惠廉（W. L. Boone）等在武昌创建文华书院（Boone School ） ；1867年美国教会在北平通州创办潞河书院（潞河中学）美国传教士谢卫楼 (Davelle Sheffield)任校长；1871年加拿大牧师乔治·莱斯里·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到台湾创建牛津学堂（理学堂大书院  Oxford College,  今真理大学），1884年又在牛津学堂东侧建立第一个专门供女生读书的女学堂 ；1871年美国教会在苏州十全街设立存养书院，1879年迁至天赐庄改名博习书院（The Buffington Institute），后并入1982年创建的上海中西书院；1879年美国那夏礼（Henry V. Noyes）牧师在广州开设蒙学取名中和堂，1988年改名培英书院，1919年改为协和中学（Union Middle School）；1874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与教育家徐寿等筹建上海格致书院；1881年仲均安（Alfred G. Jones）、卜道成（J. P. Bruce）和怀恩光（ J. S. Whitewerigt）叁位英国传教士在青州创办圣经学堂（ Theological Institute）；1884年英国传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e）夫妇在青州创立青州中学（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1886年定名为青州广德书院（Tsingchow Kwang Teh Shu Yun）；1895年美国传教士孙乐文（David L. Anderson）创办宫巷中西书院（Kung Hang School），1899年教会监理会决定在苏州开办一所大学孙乐文为首任校长，1901年3月苏州东吴大学堂开学仅设中学班；1902年英国传教士赫立德（Samuel Lavington Hart）创建天津新学书院（Principal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并首任校长 ；1911年美国传教士碧卢夫人（Mrs. Lear Biglow）在广州创办慈爱幼稚园招收幼儿入学，1912年增设幼稚师范班碧卢夫人自任校长是协和女中的前身；1911年加拿大牧师马偕的长子偕睿廉（George William Mackay）在牛津学堂办澹水中学校（澹水高中）；英国教徒傅兰雅（John Fryer）1921与1926年在上海先后办盲童学校和傅兰雅聋哑学校；1919年教徒徐仁寿在香港创立华仁书院；1917年法国教会创办的北平佑贞女子国民学校正式建立，即佑贞女中，1923年又建立北平盛新中学（男中）；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友于1956年在台湾创立金陵女中（Ginling Girls' High School）。外国及教会在中国各地兴建的中、小学校数以千计，数不胜数。

        留美的教育家教徒晏阳初开创了中国平民教育，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1923年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1930年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 曾就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的留美社会教育家俞庆棠1932年发起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并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创办了140多所民众学校。基础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和培养人才的关键。童年和少年时期如失去学习机会，各位专家们很难会取得已有的业绩。

叁.  根深叶茂  桃李满园

        在中国科学院首批当选学部委员（院士）中生物学部一共有60位，其中，绝大多数曾经在美国留学、进修或受到过美国在华办学的教育。除了清华大学生物馆院士墙上的专家以外，还有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进修师从中国生理学两位主要奠基人林可胜、张锡钧的生理学家冯德培，有曾经赴美国学习进修的组织学家马文昭，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并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进修的内科学家张孝骞，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儿科专家诸福棠、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内科热带病学家锺惠澜，就读过清华大学的植物学家吴征镒 ，就读过福建协和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王应睐，就读过金陵大学的植物学家张肇骞、秦仁昌，就读过湘雅医学院医学微生态学家魏曦，有就读过华西协和大学的细菌学家、生物学家陈文贵 ，就读过燕京大学的土壤学家李连捷，就读过德国教徒创办的上海同济大学和同德医学院的外科专家周泽昭 ，就读过上海同济大学的生物学家贝时璋、病理学家梁伯强和医学家沈其震，就读雅礼中学的兽医学和微生物学家盛彤笙，就读复旦大学生物学家童第周、昆虫学家陈世骧。植物分类学家林熔曾就读上海格致书院（格致中学）。除此以外，胸外科专家吴英恺，生理学家蔡翘，心理学家潘菽 ，动物学家刘承钊，真菌学家、农学家冯泽芳，农业学家徐治 ，土壤农业化学家，土壤学和植物营养化学家李庆逵，土壤学家侯光炯 ，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农业微生物学家俞大绂，植物生理学家殷宏章，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家戴松恩等都曾在美国学习或进修过。在第二批（1957年）学部委员中生物学部有伍位。生物化学家、免疫化学家刘思职，微生物学家汤飞凡，生理学家张香桐叁位都是留美的，医学寄生虫学家冯兰洲毕业于教会办的齐鲁大学。

   1846年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将马礼逊学堂的容闳等叁位学生送出国留学，容闳学成归国后致力于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他先后带领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赴美留学的途径很多，在生物医学学方面曾赴美留学的科学家还有：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潘光旦（曾经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生物学家钱煦、徐安龙、饶毅 ，生物化学家唐敖庆、王德宝 ，生物化学和营养学家吴宪，生物物理学家庄小威、林克椿，生物物理化学家谢晓亮，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梁植权、沈同、尚永丰，分子生物学家周芝、张元豪、袁钧瑛，病理学、分子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家吴子丑，免疫学和微生物学家谢少文、何大一，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神经解剖学家卢于道、臧玉全，动物学家王家楫，遗传学家李汝祺、徐立之，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植物学家胡先驌，遗传育种学家沈宗瀚，遗传工程专家黄翠芬，生理学家朱鹤年、赵以炳，生理心理学家汪敬熙，药理学家陈克恢，药学家潘世仪、林从敏，脑科学家蔡立慧，妇产科专家王淑贞，眼科专家陈耀真，骨科专家杨克勤，整复外科专家张涤生，公共卫生学家袁贻瑾 ，绿化学家廖俊智，… … 。物理学家吴大猷、萨本栋、顾静徽、卓以和、吴健雄、丁肇中、崔琦、周美吟、何文程、江台章、叶永烜、王恩哥、沈元壤、朱棣文、陈学俊、薛其坤，超导体物理学家朱经武，宇宙线物理学家和高能物理学家萧健，传热学家田长霖，传热学及纳米技术专家陈刚，流体力学家吴耀祖，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庄逢甘，物理学家、爆炸力学专家郑哲敏，力学家范绪箕、高华健、胡海昌、姜复本，物理海洋学家文圣常、方国洪，水力学家黄万里，生物力学家冯元桢，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谈镐生，航空航天推进与动力学家杨威迦，物理化学家傅鹰、吴学周、蔡启瑞、张江树，物理化学和无机化学家徐光宪，化学家萨本铁、陈可忠、李远哲、钱思亮、邢其毅、刘云浦、李寿恒，数学家胡明复、赵访熊、姜立夫、杨武之、申又枨、江泽涵、程民德、许晨阳、张益唐、廖山涛、樊映川、吴良森、陈繁昌、陈汉夫、黄达人、田刚，数理统计学家林少宫，统计学与人类学家吴定良，导弹专家林烨，核能专家卢鹤钹，航空专家卢鹤申，飞行器专家冯培德，… … 都曾在美国学习过。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 电脑大王王安，计算机专家姚期智、李开复，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 、张锺俊，控制论专家何毓琦，信息学家黄煦涛，化工学家廖俊智、黎念之，工业微生物学家陈騊声，泥沙运动及河床演变专家钱宁，地质学、矿床学家谢家荣，采矿专家毕祖培，冶金学家陈大受、林宗彩，冶金工程技术专家陆达，港口和海岸工程专家赵今声，海岸与海洋工程专家刘立方，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张光斗，电子工程专家王康隆，电工专家锺兆琳，微电动机械系统(MEMS)的先驱戴聿昌，分子束外延、无线电技术专家蔡金涛，高压研究专家毛河光，材料学家师昌绪、吴自良、方正知、王中林、刘锦川、周惠久、姚熹、翁宇庆，高分子材料学家徐僖，生物纳米科技专家何明，纳米材料学家彭笑刚、陈力俊 ，数位语音处理专家李琳山，电子学家葛守仁，遥感、地理学家李小文、冯景兰，信息科学家刘必治、杨伟豪，土木工程专家林同炎、凌鸿勋，建筑学家陈植、张永和，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吴良镛，航天技术专家任新民，导弹专家梁守盘，机械工程专家庄前鼎、吴大昌、胡国栋、程孝刚、贺陈弘、李培根、杨叔子，结构工程专家顾宜孙，热能动力工程学家陈学俊，水资源、能源资源专家张东晓，热力工程学家陈大燮，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闵恩泽，飞行器专家李小光，农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铁路运输专家金士宣，教育家马寅初、孟宪承、马约翰、刘湛恩 ，国学家陈寅恪，语言和音乐学家赵元任，翻译家巫宁坤，… … 等，中国各行各业中曾在美国学习过的专家举不胜举。

   数学家陈景润曾就读福建师大附中（前身是叁所教会学校即英华中学、华南女中、陶淑女中于 1951 年合并）。陈景润的启蒙老师是福州英华中学高中毕业后在清华大学毕业的空气动力学家和航空工程学家沈元。化学家侯德榜，经济学家和教育家陈岱孙曾就读福州英华中学（学堂）；教育家陈垣曾就读教会学校广州博济医学堂；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冼星海曾就读广州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前身为1888年美国教会创办的格志书院）；力学家徐芝纶曾就读教会学校扬州明德小学；教育家陶行知曾就读安徽歙县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曾就读教会学校杭州蕙兰中学；理论物理学家程开甲，生理学家方怀时，物理学家潘文渊曾就读教会学校嘉兴秀州中学；公路及桥梁专家曾景贤曾就读教会学校北平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汽车和内燃机专家潘承孝、地质及考古学家贾兰坡、自动控制专家林士谔曾就读教会学校北平汇文中学；提出“大健康”和健康学的奠基者张人骏曾就读教会学校北平育英中学和盛新中学；工程地质专家谷德振曾就读教会学校北平育英中学；物理学家黄昆曾就读教会学校北平潞河中学；建筑师沈勃曾就读教会学校北平崇实中学；物理学家谢希德、王承书，有机化学家蒋丽金，妇产科专家张人桦曾就读教会学校北平贝满女中；儿科专家胡亚美曾就读教会学校北平慕贞女中；物理学家邓稼先、杨振宁曾就读教会学校北平崇德中学；系统与控制工程及运筹学专家吴沧浦曾就读教会学校厦门英华书院预科；物理化学家张存浩，化工学家侯虞钧，雷达与信息处理专家毛二可，物理学家郭可信、章综，返回式卫星专家林华宝，计算机专家夏培肃，生理学家潘其丽曾就读教徒张伯苓（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创建的重庆南渝（南开）中学；内科专家卞万年，眼科专家黎宗尧，建筑家李景均曾就读教会学校天津新学书院 ；数学家吴大任，航空航天学家卞学鐄，地学研究专家刘东生，地质学家关士聪、张文佑，物理学家鲍晓毅，戏剧作家和教育家曹禺曾就读教徒张伯苓创建的天津南开中学；泌尿外科专家郭应禄曾就读教会学校津沽大学附中；有“电影皇后”之称的胡蝶曾就读教会学校天津圣功女中；化工专家钱志道，病媒生物防治专家汪诚信曾就读教会学校南昌豫章中学（前身为豫章备馆）；神经生物学家李朝义曾就读教会学校重庆广益中学；地质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就读教会学校德州博文中学（崇正学馆）；数学家陆家羲曾就读教会学校麦伦中学；建筑学家贝聿铭曾就读上海青年会中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医药学家朱恒璧曾就读上海青年会中学；光学及光学工程专家董太和曾就读教会学校上海圣方济学院；病毒学家闻玉梅曾就读教会学校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化学家朱丽兰曾就读教会学校上海中西女中；化学家黄量，机械工程和压力加工专家瞿文吉，教育家吴贻芳、薛正，作家和教育家冰心，作家庐隐、张爱玲，钢琴演奏家顾圣婴等等众多女士均曾就读过上海的教会学校。流体力学家林同骥曾就读教会学校金陵大学附中；光学家王大珩，天体物理学家曲钦岳曾就读教会学校青岛礼贤中学；物理学家李政道曾就读嘉兴秀州中学在抗战时期内迁至江西赣县组建的赣县基督教联合中学（简称赣州联中）；化学工程专家侯虞钧、核化学家王方定、海洋石油工程专家曾恒一、生理学家潘其丽曾就读教徒张伯苓创建的重庆南开中学；数学教育家张远达曾就读教会学校武汉的博学中学；水稻杂交育种专家袁隆平1930年出生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并曾就读教会学校汉口博学中学；考古学家冯汉骥，图书馆学家裘开明曾就读教会学校武昌文华书院；内分泌学家刘士豪曾就读教会学校文华大学附中；兽医学和微生物学家盛彤笙曾就读教会学校雅礼中学；医学专家刘同伦，教育家白希清曾就读英国传教士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创办的奉天医科专门学校； 数学家丘成桐，教育家陈玉树曾就读教会学校香港崇基学院；生物医学家段崇智曾就读教会学校香港圣若瑟英文小学和中学；医学家锺尚志、曾浩辉、简悦威曾就读教会学校香港华仁书院；社会学家陈绍馨，流行音乐歌唱家周杰伦曾就读教会在台湾办的学校澹水中学校（澹水高中）；医学家蔡阿信曾就读教会学校澹水女学校；歌唱家邓丽君、演员和作家林青霞曾就读教会学校台湾金陵女中；歌唱家蔡琴曾就读台湾由曾就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的谢东闵成立的实践家政专科学校；医学专家黄宽曾就读由传教士创办的澳门马礼逊学堂；… … 。基础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和培养人才的关键。童年和少年时期如失去学习机会，各位专家们很难会取得已有的业绩。一九四九年以前教会及教徒在中国创办的中、小学数以千计，只能例举一、二。而例举的学校校友也只能介绍几位。

        林业学家凌道扬，生理学家钱绍祯，电机工程专家章名涛，作家和翻译家林语堂曾就读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生理学家林树模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家胡正详曾就读上海哈佛医学校；物理学家张国藩曾就读湖北安陆县城教会办的崇文小学和上海沪江大学；生物学家贝时璋、病理学家梁伯强，医学家沈其震，桥梁工程与力学专家李国豪，测量专家叶雪安，病毒学家侯云德，外科专家裘法祖曾就读德国医生创建的上海同济大学；外科专家周泽昭曾就读上海同济大学和同德医学院； 物理学家王竹溪、钱临照、李元杰，冶金热能工程学家陆钟武，物理化学家卢嘉锡，水利水电和岩土工程专家黄文熙，水利水电专家钱正英，教育家黄辛白曾就读留美胡敦复等人创办的上海大同大学 ；血液学专家王振义，热带病学家李宗恩，美术教育家徐悲鸿曾就读教会创办的上海震旦大学；生物学家童第周、昆虫学家陈世骧曾就读复旦大学（马相伯神甫在吴淞始创复旦公学。）；骨科专家陈中伟曾就读1952年由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和同济德文医学堂合并的上海第二医学院；血液学家陈竺，遗传学专家陈赛娟也曾就读上海第二医学院；在台湾倡议发展教育的谢东闵曾就读教会学校东吴大学1915年成立的法科；细菌学家、生物学家陈文贵 ，妇产科专家乐以成曾就读教会学校华西协合大学；植物学家张肇骞、秦仁昌，物理学家查谦，无机化学家戴安邦，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医学家戚寿南曾就读教会学校南京金陵大学；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测绘学和全球定位系统专家刘经南曾就读美国雅礼会办的创办的雅礼大学堂；生物化学家余宝笙曾就读华南女子大学；生物物理学家沈淑敏，遗传学家谈家桢，肿瘤分子生物学家詹启敏，人类学家费孝通，机械工程专家黄叔培，小说家金庸，教育家雷洁琼、孙起孟曾就读教会学校苏州东吴大学；土壤学家李连捷，分析化学家梁树权，昆虫学家林昌善，物理学家张文裕，药理学家金荫昌、宋振玉曾就读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物理学家邓昌黎，化学家郝履成，稀有金属冶金及材料专家李东英，生物统计学专家魏立人曾就读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心理学家郭一岑曾就读教会学校北京汇文大学；内科学家张孝骞，血液生理学家易见龙曾就读美国雅礼会办的湘雅医学院和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进修；医学微生态学家魏曦，细菌和病毒学家李振翩，烧伤医学专家黎鳌曾就读湘雅医学院；半导体材料学家林兰英，鸟类学家郑作新，有机化学家黄维垣，生物学家唐仲璋，园艺学家李来荣曾就读教会学校福建协和大学；生物化学家王应睐就读过教会学校福建协和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文学家和教育家老舍、史学界和教育家钱穆曾就读教会学校济南齐鲁大学；骨科专家叶衍庆，麻风病学专家尤家骏，生理学家沈霁春，心血管外科专家兰锡纯曾就读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物理学家袁家骝曾就读由Dr. Samuel Lavington Hart (赫立德)创办的天津新学书院和教会学校天津工商大学；数学家陈省身、姜立夫、江泽涵、龙以明，物理学家吴大猷，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曾就读天津南开大学；文学和翻译家陆蠡曾就读教会学校浙江蕙兰中学、之江大学附中和之江大学；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数学家张理京，翻译家朱生豪曾就读杭州之江大学；…  … 。各个教会或者是教徒创办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众多，分布于各个领域，各自做出贡献，文中只能举例说明。

   抗战期间1937 －1946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和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就读西南联合大学。

   蒋中正（介石）的贴身医生熊丸曾就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毛泽东的贴身医生李志绥曾就读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傅连暲曾就读教会兴办的崇正小学、中西中学和汀州亚盛顿医馆；新中国首任卫生部长和中国红十字会长李德全曾就读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22年任北平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学生部干事；继任部长钱信忠曾就读同济大学技师学校和附属宝隆医院。新中国首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是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体育教育家马约翰。

四. 千变万化  繁花似锦

        1949年以后，教会在大陆各地创办数以千计的中、小学被改名、合并或者是取消。这些教会学校为后来的更名或者合并的中、小学学校奠定了基础。

        1952年燕京大学被拆分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协和医学院和北京政法学院（现北京政法大学）；辅仁大学被拆分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和北京政法大学。

        早期的北京大学生物系有留美的张景钺、陈桢、李汝祺、李继侗、胡径甫、崔芝兰等教授。生物系的学生必修生理学，北京大学生物系的生理学实验室是由留美的张锡钧亲手建立并在1936年出版了《初级动物生理学实验》（助手是生理学家李落英），遗传学家牛满江和原生动物学家陈阅增曾就读北京大学生物系。1952年院系调整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叁校的文、理院系学者云集北京大学，奠定了北京大学理科的扎实基础。1945年以后，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院长是曾经就读美国教会始办的潞河中学和留美的解剖学家马文昭，生理学家沈隽淇和皮肤病性病学家胡传揆等人；任药学系主任的药物化学家薛愚是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的毕业生 ；1952年起先后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药学系主任的王序是教会学校沪江大学的毕业生，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是留美的刘思职，生理教研室主任王志均在清华大学毕业、北平协和医学院进修，… 等很多都曾留美或在教会学校学习过的老师们执教传承。 药学家屠呦呦曾就读教会学校宁波甬江女中，1951 －1955年就读并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医学院）。微循环专家修瑞娟和医学专家锺南山，免疫学家巴德年，心血管专家胡大一，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神经生物学家徐群渊，生物学家吴虹，… … 等等也曾就读北京大学医学部。

        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化工学院）是我国第一所单科性化工院校，是1952年由上海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大同大学等五所高校的化工系合并组建的；震旦大学的法律系进入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等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其它学科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等等高校；圣约翰大学的其它学科分别并入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政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

        1953年以清华大学石油系、化工系为基础，汇聚北京大学等高校的石油、石化等系科创立了北京石油学院，也就是中国石油大学的前身；1952年由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清华大学地学系等等高校地质系组合成立了中国地质大学前身的北京地质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909年的焦作路矿学堂后改称焦作工学院，1931年焦作工学院成为国内唯一的私立工学院是以美国科罗拉多矿务大学、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体系为蓝本，1953年曾经改名为北京矿业学院；在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和四川大学、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合并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航空学院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1949年辅仁大学农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农学院，并与清华大学农学院等叁所大学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1952年在清华大学内正式组建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后改名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采矿系、冶金系、金属学系、机械系、物理化学系主任和炼铁教研室主任和炼钢教研室主任都是留学美国的；… … 。虽然，1949年以后原有的学校千变万化，被改名或者是被拆散，不复存在。但是，原有学校的老师们却在更大范围内依旧培养人才，影响范围更大也更深远。1956年建立的首都医科大学的终身名誉校长是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吴阶平，留美的外科专家戴士铭也曾经担任过校长，学校中有不少接受过美国教育的老师培养出众多医学工作者，例如：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曾就读首都医科大学。物理学家严济慈的老师有曾就读清华学堂的数学家何鲁、留美的胡刚复和留法的数学家熊庆来等。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师从留美的江泽涵 、程民德等。着名的中国两院，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的导师是留美的物理化学家、高分子物理学家钱人元；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于1989 - 1991年曾在美国学习。大陆的大学几乎都有在美国或是国内教会学校学习过的人执教，相传。

   美国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在我国建立大、中、小学校以外，还有，奖学金等学习和合作研究的经济资助、来华讲学、学术报告和学术资料交流等等。民间学术交往的事例也很多，例如：1979年美国国家科学顾问生物力学家毛昭宪、美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力学家冯元桢、美国生物力学学会赵以苏等率领美国骨科及生物力学代表团（8位骨科医生，9位生物力学研究者，其中有四位美籍华人）自费来访，为推动中国生物力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北京的学术报告会上出乎意外，将遇良才。代表团离京前曾在宾馆专门安排与北京钢铁学院生物力学及人工关节科研组单独进行了一次学术交流（张人骧，1979）。由于美国来访学者、国际SPIE学会、和日本等专家教授们的支持，为北京钢铁学院生物力学科研组提出的“生物饺”、关节生物力学、人体双向反馈和人体生命活动的研究（Zhang Ren-xiang, Lan Zu-yun, et al. 1987；Zhang Kui, Zhang Liang, et. al. 1992；Zhang Renxiang and Zhang Renji. 2007）与法国、日本和美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们搭下了民间学术交流的桥梁。美国学者来华讲学不仅带来知识和技术。而且，通过直接接触、了解接受或者是推荐中国学生出国学习的事例也不少，例如：1935年，美国数学家Norbert Wiener（诺伯特·维纳）访问清华大学时，注意到华罗庚的潜质，极力破格向英国剑桥大学的数学家 Godfray Harold Hardy（哈代）推荐没有大学，甚至高中学历的华罗庚到英国留学。没有外国伯乐的推荐，华罗庚也不可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并成为中国的着名数学家。中、美还建立了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培养中国年轻的物理学人才。另外，通过个人与国外直接联系获得学术资料、申请学校、联系导师、资助和支持也非常普遍，真是繁花似锦。中华民族对于滴水之恩，都会永记心头。

五.  教师治学  饮水思源

   通过在海外留学或在外国在中国办的学校中学习，培养出了众多各方面的精英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各学科奠基和开拓。以上例举的专家学者们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美、英、德、法、日等等国家均曾在我国兴建学校或接受留学或进修。其中，以美国为中国培养的人才占绝大多数。文中例举的各方面专家大多数又都是教育家，代代传承培养出人数众多的有道德、有知识、有创见的科学、技术专家和各方面的骨干建设者。  

   根据生理学家倪国坛、陈孟勤、黄醒亚、陆钟琦、刘伯春，… … 的回忆文章，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张主任讲课内容根据研究进展经常更新，非常重视备课。在他每次讲课前，当路过主任办公室时都会听到里面的试讲声。实验课要求每个学员必须个人完成经过主任认可的实验报告。在学生全部完成合格的实验报告后，主任才离开实验室。老师要求非常严格 、严谨；在医学院也只有在生理学实验中培养科学实验与研究能力，学生们私下都说生理学实验是“鬼门关”。在研究论文发表以前要求要认真检查实验及结果，要仔细查考，反复对照，排除所有疑点之后才可以立题、发表。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评价是“治学严谨”。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进修生到生理学系也必须只阅读主任指定的英文专业书籍（主任拿出自己的外文书籍放在工作室供学生阅读），因为，当时的中文教科书内容太陈旧。大量从协和医学院毕的着名医学专家们和进修的生理学专家们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严师出高徒。营养学家侯祥川，生理学家柳安昌、卢致德、贾国藩、汪堃仁、孟昭威、吕运明，药理学家周金黄，药理和病理学家刘永，营养学家苏祖斐，血液学家邓家栋，外科专家曾宪九，眼科专家家张晓楼，耳鼻喉科专家徐荫祥，神经外科专家关颂韬，骨科专家方先之、陈景云、冯传汉，内分泌学家朱宪彝，儿科专家吴瑞萍，医学家卢观全，… … 均曾就读北平协和医学院。北平协和医学院自1924 – 1943届共培养出310名医学毕业生；至1948年护理专业培养了200余名毕业生。

   燕京大学是一所文、理并重的大学。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自1925 - 1952年设立专门为北平协和医学院培养学生的医预科（系），医预科主任博爱理（Alice M.Boring）是从协和医学院调去燕京大学的。在医预系叁年不仅能受到自然科学的基础训练，还能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鼓励学生研修其他外语。因此，北平协和医学院培养出的医学和护理毕业生都与燕京大学的教育有关。燕京大学过去医学预科的教育理念对今日的医学教育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由教徒张伯苓与严范孙开办的南开大学是文、理、工、商四科多元、协调、互补的综合性大学，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伯苓也是在中国最早倡导奥林匹克，重视体育和教授治学的教育家。1930年南开大学当时没有物理系，有一位学生非常想学物理，在得知电机系有一位留美的物理学家顾静徽教授以后经过申请与接触，顾教授发现这位学生不仅好学，而且有潜质，为他一个人单独专门开课，因材施教进行培养，并推荐他转学至曾在南开大学任过教的北平大学饶毓泰教授。这名南开大学唯一的物理专业最早的学生，就是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郭永怀。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重视人才，不拘一格。当初，在大多数人认为大学没有设体育课的必要时，清华不惧冷言讽语聘请了体育老师，设立了体育课，留美的马约翰成为中国的大学中首位体育教授。只有初中水平，也能够进入清华大学数学系给大学生讲课，就在这天方夜谭般的神话中，从清华大学走出了中国的数学大师。梅贻琦提出学工的人，要学人文，社会等等等多方面知识。在梅贻琦主持教务的大学造就了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两岸的人才培养都做出了贡献。

   中国私立学校中有许多是由留美或者是在国内教会学校学习过的老师执教如：1927年始建的天津公学1935年扩建为耀华学校，留美的严松章1928  －1934年和留美的赵天麟1934 －1938年任校长，校训为：勤、朴、忠、诚。校内物理，化学和生物都有实验室，重视实践与动手能力。1949年以前高中理科教学用英文教材授课。学校重视体育，除了操场以外，还有体育馆，健身房；有体育老师姚恩汉等，课外活动还外请体操和棒球教练；对音乐课也非常重视乐理的教学。学校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和独立思考能力。例如，英文老师在一堂课的开始说：昨天晚上做了一首新诗，就是十二个“当”字，学生不解其意；然后，就开始正式讲课。下课以后，同学们对这十二个“当”字，独立思考各有各的理解，其说不一。耀华1952年高中毕业（1949年初中毕业）生服务于各行各业。在北京工作的有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矿业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老师们和外地各类学校的老师们培养出下一代工程师，专家，教授和院士；还有在工业，医学等部门；也有军艺的老师，中央戏剧学院教师和编剧培养下一代艺术家们；还有在国家体委女排，… 。曾就读天津耀华学校的还有，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物理学家金建中、于敏，化学家孙家钟，工业结晶专家王静康，地质学家郝诒纯，雷达专家王越，有机化学家陈克潜，无机化学家王夔等。

   在阶级斗争年代，外行领导，思想改造的大形势下，冶金机械专家沈玖珩不受外界影响，一直坚持到生产第一线通过实际测试与工人结合解决生产问题，在调换学校以后，仍坚持对不同类型的现场进行测试研究。教师不仅要专，而且要有比较宽的知识面，教师不能仅仅教学也要做科学研究。而且，不应该局限在一个专业，要适应不同专业才能不断取得成果。1959年秋季北京钢铁学院开展教育革命，师生停课下工厂改造思想，改造教学。“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学员在分秒必争的轧钢生产车间选择结合生产的课题，即动手又动脑，进行真刀真枪，一竿子插到底，从无到在生产线上完成一台新设备试生产的全部过程，写出设计计算说明书，试验总结和完成结业任务，进行学术报告。与此同时同，还穿插进行某些必修课程的讲授安排，培养出了机械工程专家李坦等多位教授和高级工程师 ，以及钟倔院士等。实践证明，师生团结， 发挥老师治学就有可能培养出人才。这个实践是在特殊环境和特殊条件下进行的，对当今工科院校是否仍具有参考价值？

   发现华罗庚潜质，在经济上帮助和培养华罗庚的老师、翻译家王维克不忘师恩，在1934年居里夫人逝世时曾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忆我的老师居里夫人》。五十年代王维克遇到逆境，此时华罗庚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华罗庚在成名以后并没有嫌弃和远离老师，而是不忘师恩，帮助老师并给老师介绍了翻译工作。

        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扑，留美学成不顾高薪报效祖国，专心科学研究与教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工人抄家、关押、劳动和去四川剑门高山当赤脚医生后，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多亏当地两位教徒、中学教师郑昌荣和方均发现帮助。在回北京以后，张锡钧难忘师恩与友情，以口述并亲自写出了几篇回忆文章留给后人。其中，在 “回忆客座教授坎农在北京的日子” 中记述了1933年在美国，张锡钧应哈佛大学生理学系主任坎农( W. B. Cannon )教授邀请到家中作客，并带领参观了实验室。1935年坎农教授应邀来华期间耐心传授，亲手示范实验并指导研究生。在 “怀念Carlson教授” 一文中介绍了导师，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理学系主任A. J. Carlson破格接受正在半工半读，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张锡钧同时攻读生理学博士（哲学博士），并于1926年成为同时攻读和获得医学与哲学双博士学位的第一人。Carlson提供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学习环境，专门配了一把主任办公室的钥匙给张锡钧供在下班后及节假日可以自由使用。在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 I. P. Pavlof )为了答谢十月革命以后美国科学家对苏联科学研究的支持访问美国时，Carlson教授让张锡钧展示狗的新陈代谢实验与诺贝尔奖得主相识。1935年张锡钧出席第15届国际生理学会议期间巴甫洛夫邀请包括张锡钧在内的中、美生理学家参观实验室和家访。1953年Lilly Research Lab,（美国礼来研究实验室）终身研究员林从敏在参加世界生理学大会期间，诺贝尔奖得主Sir H. H. Dale曾经说他很关心张的工作和张的近况；张锡钧的导师Carlson说 “张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你们年轻人要比他更好才是。”（林从敏，1999）。Carlson对我国人民非常友好，生理学家林可胜、张鸿德等等也都是他的学生。林可胜与张锡钧回国以后同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科任职，共同创建了我国的实验生理学，共同编写的实验生理学教材是我国各医学院生理学实验的兰本，并直接为我国培养出众多生理学和医学的高级人才，为人民健康和提高生存质量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庆贺张锡钧教授诞辰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60周年的大会上，当知道英国学术杂志以封面刊登纪念，以及意大利G. Pepeu，以色列I. Parnas，美国J. Nicholls，美国C. L. Harris，日本Kumi ASHAWA等等外国教授们的纪念文章和众多海内外中国专家们的纪念文章以后，大家都期待着张锡钧的奋斗经历介绍。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张锡钧以 “饮水思源” 不忘师恩与友情为题介绍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保存下来的国外老师和同事们的珍贵照片。其中，有A. J. Carlson,  J. H. Gaddum, Sir H. H. Dale, H. W Florey, W. R. Hess等。据搜索，张锡钧在国内出版的刊物中还发表了回忆E. S. Schafer,  E. Reid,  J. J. Abel,  吴宪，林可胜和巴甫洛夫等等学者的文章。经张锡钧推荐留学人员很多，唯独没有自家子女。张家接待来访的学术交流外宾的家宴与礼品全都是自费，这也是当今值得一提的家风。在大陆，全国大张旗鼓宣传人民币“万元户” 向钱看期间。张锡钧和夫人教育家高月川征求子女同意捐资以万元为单位的全部美元存款（工资）为奖励优秀青年生理科学工作者的基金。中国的老专家们为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以实际行动无私奉献，润物无声 ，报效民族的事例很多，不胜枚举，这里就不再赘述。

        走笔至此，突然想起曾经被扣上“右派”帽子的燕京大学毕业、清华大学教授应用数学家李欧和夫人（动物形态学家王平）以及子女将一批祖传的历史珍贵文物（包括光绪皇帝朱笔亲批殿试“皇榜”等等）无价之宝捐给秀山县，留给子孙万代。在《经络科学》专着（张人骥，潘其丽等，2010）中引用了王平保存珍贵家藏的医学家王易门拍摄的经络铜人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多次抄家的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教育家李剑晨于1995年将毕生绘画精品120幅（中国画）捐献给江苏，留给后人学习、参考；… … 。以上这些老专家们都是自幼受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没有获得过奖金、科研经费提成和特别照顾，靠教师工资养家煳口的两袖清风、心系民族、不贪营利、不慕虚名、勤奋奉献、高风亮节的中国学者们的真实写照。也有很多专家们在获得奖金后捐献或以各种方式资助需要者，回报民族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因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举。

六.  契合实际  授人以渔

   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人数众多，目地、观点、做法与效果也不尽相同。下面仅举几个实例进行简单介绍。

1. 翻译圣经

        传教士传播的内容应当忠实于经典原义，绝对不可以人意代替经典。

   181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将《圣经》新约翻译完成并在广州出版，1823年将新约与旧约圣经合并出版名为《神天圣书 》。1831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　tzlaff）到澳门，在马礼逊逝世后，郭士立等人修订马礼逊的《神天圣书》，1838年对旧约修改以后订名为《旧遗诏书》。对新约进行多次修订，最后订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1842年美国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acon Lowrie）抵达澳门，1845年转往宁波翻译圣经。

   184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到上海与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传教士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印刷出版中文书籍。麦都思在墨海书馆得王韬协助，将圣经翻译成中文（深文理圣经）。

1885年美国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牧师开始翻译圣经（和合本），1890年参与七人委员会，负责翻译圣经，1917年全部圣经翻译定稿，1919年出版。他还将圣经翻译成蒙古文出版。

        1968年12月25日 意大利神傅雷永明（Blessed Gabriele Allegra OFM）主持的思高圣经学会出版了《圣经》的思高译本。

2.  知己知己

        1836年 美国的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牧师来华居留时间长达47年 。他重视对中国传统学习，他对比儒家的叁纲五常即：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基督教亦重五伦。他还认为，儒家讲“仁”，而基督教的“爱即是仁也”；儒家讲“义”，“上帝以义为喜”；儒家讲“礼”，而《圣经》要人们“以礼相让”；儒家讲“智”，《圣经》中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儒家讲“信”，《圣经》中则有“止于信”，即“信”是最高美德。1876年，清政府为表彰林乐知在译书和教学方面的贡献，特授予他五品顶戴官饺，后又钦加四品饺。

   1839年苏格兰的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牧师于1841年开始着手翻译并出版中国古典哲学经典。

        1850年到1855年美国丁韪良牧师不但系统学习了《尚书》、《易经》、《诗经》、《春秋》、《周礼》、《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 而且对汉语方言、音韵、训诂等也进行了研究。丁韪良对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化的深入了解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丁韪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孔夫子可以称为“至圣”，人们可以在礼仪中向孔夫子像敬礼，而且认为中国基督徒可继续遵守祭祖的仪式，甚至对佛道亦持开放态度，认为佛教是“为基督教作准备”的。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开学，开学之际，为照顾外国教习，首任管理学务大臣孙家鼐同意传教士们不必参加祀孔典礼，但西学总教习丁韪良却带领外国教习参加了祀孔活动，并当着中外来宾的面，向孔夫子像鞠躬，为的是“对这个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象徵，表示他们的敬意”。丁韪良认为，要想成为中国教育中的一份子，就必须要与中国文化认同，祭孔正是表明自己的这一立场。

3. 随乡入俗

   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穿中式服装并曾经提出，剃须留辫以融入中国社会。

        1873年美国传教士夏洛特·迪格斯·“洛蒂”·蒙恩（ Charlotte Diggs "Lottie" Moon）到山东省登州，她逐渐认识到越少西化，越多认同中国人，就越能降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好奇，而向福音开放。她开始穿中式服装，采纳中国风俗，尊重及欣赏中国文化和学问。结果换来中国人对她的爱戴和尊敬。

   美国传教士郭显德 (Hunter Corbett)在烟台地区长达56年之久，他积极融入中国社会了解民情，熟读四书五经，常以儒家学说与人理论，时人送其绰号为郭麒麟。郭显德夫妇根据当地具体所缺在山东兴学，创办烟台第一个幼稚园，在烟台建医院和博物馆，并且两度在山东主持救灾工作，曾经获得政府授予的奖章。

   第二代传教士美国的棣慕华( Charles E. Devol )为国际知名的植物学家， 1903年10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六合县，一生热爱中华文化，常以江苏六合人自居。

4. 授人以渔

   美国的丁韪良牧师在任同文馆总教习期间，根据中国没有法制的国情，于1876年组织同文会馆开馆时最初的学生联芳、庆常、贵荣、杜法孟等与丁韪良合译了一部德国学者马顿斯的西方国际法着作《星轺指掌》( Charles de Mavens. La Guide Diplomatique. 1832. ) 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引入的第一部叙述外交制度的专着。1863 －1864年丁韪良翻译美国人惠顿所着的的《万国公法》（ Henry Wheaton .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1836）出版，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1880年丁韪良组织联芳、庆常、联兴、贵荣、桂林等合译瑞士布伦智理的《公法会通》( 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Le  droit International  Godifie.  1868. )于1880年由同文馆出版。联芳、庆常等后来都成为外交人员。丁韪良于1898被授予二品官饺，189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丁韪良名誉法学博士的学位。

   1580年意大利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神甫来到中国传教，也传播了西方先进科学，他是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1607 年利玛窦与中国教徒徐光启合作翻译他在在罗马学院学习时用的课本，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回的译本，还翻译了德国天文及数学家、教徒克拉乌维斯（Clavius,Christoph ）所着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内容是四则运算、分数至比例、开方、正弦余弦等，由教徒李之藻笔录，清朝时录入四库全书；关于应用几何、测量方面的《测量法义》附《勾股义》， 由徐光启笔录；《圜容较义》和 天文学知识《浑盖通宪图说》均由教徒李之藻笔录。他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等技术知识，他的着述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1619年德国神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抵达澳门。1623年成功地预测了当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后来又成功地预测了1624年9月的月食。他采用一种罗马关于月食的计算方法，计算出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为此，完成了测算日食和月食的《交食说》。 1629年他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Galileo Galilei)望远镜的《远镜说》。在教徒徐光启主持下，他参与测量并绘制了大幅星图的工作。 1634年12月在徐光启和汤若望主持下完成了《崇祯历书》，共计46种137卷。1639年1月6日，崇祯皇帝对汤若望等人的治历工作十分赞赏，亲赐北京南堂耶稣会所御匾一方，上面亲书“钦褒天学”。1640年他还同中国学者李天经合作，翻译了1550年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采矿、冶金技术的巨着《论矿冶》（ De re Metallica)。

        1659年比利时神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抵达澳门。1669年他撰写《历法不得已辨》，《测验纪略》（1669年）和《欧洲天文学》（Astronomia Europea，拉丁文着作）（1687年）；1672年在北京制造出叁轮蒸汽车。

        1813年苏格兰牧师米怜（William Milne）夫妇抵澳门以后曾经负责创建马六甲英华书院，1815年，梁发牧师随米伶先到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后到书院印刷所工作，和印刷工蔡高一起发明了中文铅字活版印刷。还协助米伶创办出版世界上第一本中文近代宗教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并撰稿和编辑。梁发是第一个参加近代化中文报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的中国人。

        英国传教士台约尔（Samuel Dyer）牧师1827年用大量时间研究和完善汉字的金属活字，他设计和铸造的叁千个金属汉字活字，十分精美，准确，实用。他还出版过一本汉字活字体型选编《作印集字》。1828年底前往马六甲负责英华书院的印刷所事务，同时铸造中文活字阳文钢模、阴文铜模、以便铸造汉字金属活字。香港首份华文报纸《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就是用英华书院的汉字活版印刷厂印刷发行的。当时台约尔设计由英华书院铸造的中文活字，世界闻名。

   西方传教士提倡男女平等，在中国办了各类学校，尤其是创办女子学校。中国的妇女解放也是来自西方，十八世纪来到中国山西的英国女传教士玛丽·马丁(Mary Martin)成立天足会，解放妇女缠足，女传教士艾伟德（Gladys Aylward）也积极宣传妇女不再缠足和反对纳妾等等。

5. 无私奉献

        1896年苏格兰传教士、医生兰大卫（David Landsborough）前往台湾彰化、渡溪和坐桥开设诊疗所。贫童周金耀腿部溃疡，无法长皮。兰大卫割下妻子连玛玉（Marjorie Landsborough）宣教士大腿皮肤移植到周金耀的腿部，传教士爱人如己的切肤之爱令人起敬。兰大卫之子、出生在中国的兰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Ⅳ）传教士、医师为彰化基督教医院第九任院长，亦曾在福建泉州惠世医院任院长，父子两代在中国奉献达70年之久，兰大弼在弥留之际，以台湾话说出最后遗言：要照顾艰苦人（穷人）。

   美国传教士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大学读图书馆专业，毕业后于1889年受聘为巴达维亚的里奇蒙德纪念图书馆（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馆长，任职十年之久，于1899年5月16日抵达武昌，1909 年建立文华学校图书馆，1910年建成文华公书林，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新型图书馆，它对公众开放，除文华大学师生外，武汉叁镇的民众也可入馆。为方便读者，实行开架阅览制。她强调图书馆的服务和社会教育作用，经常举办演讲、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活动。她于1914 年创立巡回图书馆，定期更换新书，充分利用本身的馆藏与资源来服务读者。于1914 年和1917年她先后选送沈祖荣和胡庆生赴美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chool，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校的前身)攻读，在1918年学成回国的沈、胡两位的协助下，她开始筹建图书馆学校。1920年，文华大学图书馆学校 (Boon Library School) 正式开办训练专门人材。1929年获教育部批准更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为国内第一所图书馆专门学校。她争取到500,000美元建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和该馆10年的维修费以及叁年，每年5,000美元的赞助，作为教员薪俸及奖学金之用。

6. 亲如一家

   1931年徐州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美国教会的徐州坤维女医院及徐州基督医院等联合其它10多家医院共同组成了防疫委员会，进行夜以继日的防治。1938年河北台儿庄战役打响之后，徐州教会医院把收容和抢救伤病员作为光荣使命，致使一批批国军伤病员经过医院治疗后重返杀敌抗日前线。1932年徐州及周边发生重大霍乱疫情，传教士葛璧玺（美国传教士葛马可夫人Henrietta B. Donaldson）带领坤维女医院同仁和教会医院一起积极参与地方当局防疫灭疫。

        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石门坎小山村是一个苗族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没有文字。1905年美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来到石门坎带来投资在乌蒙大山深处石门坎盖起了学校教室、足球场、还建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在苗族建立了石门坎小学（光华小学）；柏格理在中国最早提倡妇女解放，创办女子识字班。据资料统计至1949年，从石门坎小学毕业的学生中有四千多名小学毕业生，几百名初、高中生和中专生。其中，有叁十几名大学毕业，还有博士。苗族医学专家吴性纯，中、小学就读于云南教会在乌蒙大山深处创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和昭通私立宣道中学（后为明诚中学），1921年考入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院，由于家境贫寒受到教会的经济资助，于1929年成为中国当地苗族首位获得医学博士者。在完成学业后毅然回到家乡奉献爱心，曾任石门坎光华小学校长，并创办全国苗族历史上第一所平民医院石门坎平民医院。1950年以后，吴性纯任昭通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兼任昭通地区卫生学校校长，培养下一代卫生事业的各类人才。生活在石门坎的苗族青少年在教会创办的学校学习以后脱颖而出，文盲成为学者，平民变为博士以后，不少人又反哺故土。一位传教士不仅仅传播了知识、培养了人才、还普及了农村卫生教育。1915年，石门坎地区流行伤寒，柏格理在照顾病人时不幸染病身亡。

七.  伸张正义  见义勇为

        英国的鸦片侵略与日本的武装侵略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各个方面，对中国人民伤害之大罄竹难书。

        1832年美国传教士高理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传教士先驱》发表文章抨击英国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影响，将鸦片描述为“折磨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之源”，并对在中国毒品的严重泛滥进行了揭露。美国传教士公开在西方杂志上评论，使美国人民客观地了解到英国输出鸦片对中国人民的危害。

        英国教徒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1875年主编《China’s Millions 》（亿万华民）杂志，刊载许多宣教士来稿，记述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悲惨结果，记录了当年来中国的传教士们反对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坚持社会公义。1888年海班明和传教士马雅各（James L. Maxwell）在英国共同发起成立了Christian Union for the Severance of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the Opium Traffic （促使大不列颠帝国弃绝鸦片交易之基督徒联盟），由海班明出任干事。海班明还发公开信给英国四万五千名牧师以及所有国会议员，竭力推广反鸦片运动。

   1878年英国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和德治安（Turner）到了山西平阳府传播圣经。席子直入教，后来成为牧师。席子直在自己戒毒品鸦片成功以后，在山西平阳府建立天招局戒毒，并逐渐扩展到山西、陕西、河南和直隶四省，共开设45个天招局。

   1897年美国传教士法伊莎（Dr. Isabella French）医生到达南京，随即展开医疗服务工作。 1901年秋天定居于江苏六合与美国传教士棣法（George F. DeVol ）医生一起投入妇幼医院为那里的民众施诊医病，他们在六合租了房子作为住院病房，并帮助吸毒人戒除鸦片。

   美国传教士韦棣华认为庚子赔款的本质是一种勒索，而非偿还债务。所以，美国应把当时已获得的六百万美元赔款归还中国，用来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尤其是发展图书馆事业。1923年她亲往美国国会游说，呼吁通过法桉将庚子赔款的剩余金额退还给中国，以作教育与文化专用。她在华府的五个月期间曾亲自拜会82位参议员和420位众议员。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桉将庚子赔款六百余万美元的余项全部退还给中国，作为推进教育文化事业之用，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基金会首先决定以500,000美元建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同意负担该馆10年的维修费。基金会又在中国各地设立其他6所公立图书馆，并且为文华图专提供3年每年5,000美元的赞助，作为教员薪俸及奖学金之用。民国总统黎元洪（1864-1928）于1926 年誉之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的皇后”。       

八.  患难相助 真情难忘

        日寇侵略中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爱人如己，拔刀相助显真情。

        1937年5月美国教徒、退役飞行员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协助中国发展空军，他是在中国参加8年抗战的美国军官。1937年10月他建立了国际志愿队（简称国际中队，飞虎队）。1938年8月，根据教徒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抗战期间，在叁年多的战斗中，陈纳德指挥的第14航空队战果辉煌。日本空军高桥中将说：14航空队在中国给他们造成了60 – 70%的损失，如果没有空军力量的打击，我们或许能去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队员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经获得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大蓝授带勋章。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数日内在上海有八十多万难民。法国传教士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 S. J.）神甫提出了设立“南市难民区”的建议。经过他奔走，得到英、美、法等国驻沪使馆支持，并取得中日交战双方的同意后于11月9日在上海南市建立的难民区正式建成。成立的当天就收容难民2万多人，最多时曾有收容所130余所，收容难民10万人以上。难民区由以饶家驹（当时任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负责人）为首的外籍人组成监督委员会负责管理。

   第二代美国传教士费吴生(Dr.George Ashmore Fitch ) 牧师于1883年生于中国苏州，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期间，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南京国际安全区副主任，他亲临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1938年1月23日费吴生冒着极大风险将曾参与救助中国难民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 John Magee ）牧师拍照的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内，带往上海。这份长达8卷的胶片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罪行唯一的真实纪录，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

   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Rabe）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传教士、医生和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不惧危险、奋不顾身和尽其所能地抗议和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施暴。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和其他国际友人一起保护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1938年2月拉贝离开南京，中国国民政府授予拉贝叁色彩玉勋章（编号98）。4月15日，约翰·拉贝回到德国。日本是德国的同盟国，拉贝不顾个人安危，连续举行报告会揭露日本屠杀中国人民，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公布于世。他于6月8日直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拉贝曾经一度被德国秘密的国家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逮捕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拉贝失去工作，仅能煮菜汤、啃干面包。他确留给后人的是，25万未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在日本的同盟国，公开揭露日本在南京城区内残暴罪行和有500多个桉例证明南京大屠杀重要证据的《拉贝日记》。1996年12月拉贝的外孙女莱茵· 哈特夫人将2000多页的《拉贝日记》副本首次向外界公开，铁证如山，很多内容可与其它资料互为佐证。

        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1937年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组成留守委员会任代理院长期间，在日本军队南京大屠杀和残害中国民众之时她积极营救中国难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奋力保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孺和难民。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采玉勋章。她是 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 ，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罪行的魏特琳日记。

       1938年5月，日寇进占徐州时，大约有2500余名中国妇孺为免日军蹂躏，逃入教会学校（王陵路妇女学道院）及教会医院避难。由于中国籍守门人员均将被日军射杀，美籍传教士葛璧玺（美国传教士葛马可夫人）和彭夏丽不顾个人安危亲守学校大门，日军虽然将刺刀伸进铁门却未能进入。

        英国独立女传教士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30年10月18日自英国只身出发，花费了所有的积蓄，乘船和火车穿越苏联，后又取道日本，最终到达中国天津、北京，然后又长途跋涉到达山西阳城县，接替年老的卫理会传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地区被日军侵占，她帮助救治中国难民和伤员，并将日军行踪通知中国方面。1940年艾伟德带领94名孤儿在战时环境下脱离沦陷区。艾伟德是一位身高一米四五，体重不足40公斤身躯娇小的弱女子，却以超凡的勇气、毅力和爱心作出了不平凡的带领近百名孤儿从山西经过河南，历经27天的长途跋涉到达陕西扶风。她们翻山越岭穿过日本军队的封锁线，最终无一人掉队。就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时刻，艾伟德却住进行了医院。她在医院一醒来就问“我的孩子们在哪里？”。她带领的全部孤儿都被安置在教徒宋美龄创办的孤儿院内。1949年她得到资助回到英国家乡看望，结果从此再也回不到她无私付出的中国大陆。于是，她前往台湾，于北投（后迁木栅）创立了艾伟德儿童之家（后改为伯大尼儿少家园）收养孤儿。这是一位在中国大陆鲜为人知用母爱之心，以实际行动曾经帮助过中国人民，一直保持中国国籍的英国人；举世闻名的“小妇人（The Small Woman）”。

   1942年2月美国根据租借法桉提供10架C-53，于3月美国第十航空队在新德里成立，建立一条自印度至中国的专用航线，组织空运和提供后勤支持。根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空军在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华空运中，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有超过500架飞机坠毁（包括C-46及C-47），468个美国和46个中国机组牺牲，共计超过1,500人。

   在日寇蹂躏下的中国百废待兴，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起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3年11月9日，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决定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成立的目地是为了帮助在二战中受害严重，而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参战国战后重建。其中，受害最严重的中国成为最主要被帮助的国家，救济资金和物资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此举，对当时满目疮痍的中国，犹如雪中送炭。

   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美国红十字会（美红会）开始连续不断援助中国，1937年10月英国红十字会和德国红十字会也开始不断援助中国，1937年12月苏联红十字与红新月会，1937年比利时红十字会，1938年7月菲律宾红十字会等等都分别援助过中国；挪威、瑞士等国的红十字组织也都有积极行动。1938年１月２４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美红会，呼吁其在国内募捐百万美金，用以救济中国受难民众。美红会会长戴维斯（Norman Davis）也吁请美国人民踊跃捐款援助中国。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０日，第１６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戴维斯对日军的残暴行为予以谴责 。１９４０年５月，罗斯福总统夫人代表美红会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民众捐助战争救济金，希望美国民众能够慷慨解囊，爱邻如己。国际红十字组织在道义声援中国的同时，始终以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援助中国，援华物资种类繁多，不仅有医药和粮食等战时稀缺物资，而且还有布匹、罐头、牛奶、儿童玩具等生活用品。国际红十字组织的人力援华，从１９３８年以来持续不断，１９４２年达到高潮。来华服务的医护人员达百余人，包括以白求恩〔加拿大医生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的父亲是牧师，母亲是传教士；白求恩 曾就读教会创办的多伦多大学（后来脱离教会），白求恩 于1938 －1939年以实际行动将爱传播给当时备受侵略的中国人民。〕为代表的加、美援华医疗队，受印度国大党派遣援助中国的印度医疗队和“西班牙大夫”。其中，“西班牙大夫”在华参加救护工作时间最长，其成员也最多。

九.  同仇敌忾  临危不惧

   教徒佟麟阁（凌阁）将军1933年在长城抗战中辅佐宋哲元进行战斗，取得喜峰口大捷。日本《朝日新闻》评价说：“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1933年5月，佟麟阁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跟随教徒冯玉祥将军驰骋察省，打击日寇收复失地，为察哈尔省光复作出贡献。1936年佟凌阁出任第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驻扎南苑（今北京丰台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佟麟阁等第29军主要干部表示抗战。1937年7月28日在抗日战争平津作战中武力相差悬殊，佟麟阁将军坚守阵地，指挥二十九军继续抵抗，不幸阵亡。后获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二级上将。抗战胜利后，北平南沟沿改名为佟麟阁路，以示纪念。佟麟阁将军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出生于新加坡的英籍（后入美籍）林可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英国参军，参加过战地医护工作。在卢沟桥事变后，于1937年将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中国生理学会及英文版《中国生理学杂志》交给张锡钧负责后，专心准备并组织协和医学院医疗救护队和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奔赴抗日的最前线救死扶伤，医疗队中有协和医学院的老师，协和医学院的医生和学生。林可胜还将美国援助的药物和器械发送给北方的抗日军民。

   在卢沟桥事变后的一年中，根据资料介绍全国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日军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为使国家战后恢复、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所需人才的不至于中断，内迁大西南的高等学校约为56所 。内迁合并的西南联大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燕园被封。12月9日司徒雷登开始了他近四年的囚徒生活。北平燕大被日本摧残、解散的消息，传到战时首都重庆，燕大校友群情激愤，校友们一致决议，立刻在后方复校。并推举留美的教育家梅贻宝为代理校长及代理教务长，1942年10月1日，成都燕大正式开学。

   在沦陷区，曾经受到过日本宪兵队追查的张锡钧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转移并保护了中国生理学会和与林可胜共同创办的英文版《中国生理学杂志》收到的全部科学研究论文来稿和财产，以及林可胜等人的私人财产。《中国生理学杂志》是当时国内刊登反映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英文版学术刊物。抗战胜利后《中国生理学杂志》得以及时复刊，并对外发行。国内、外学者对于一位不顾生命危险保护科学研究成果和高效率编辑出版学术杂志的科学家予以普遍称赞。并且，及时重新建立实验室开展教学及科学实验研究；开办多种生理学师资班，培训班，以及后来创建为培养宇航员的宇宙生理学专业。

        在沦陷区，清华大学学生在参加“一二·九”游行后，在抗日烽火中一起骑着自行车去南京请愿。就读天津新学中学的抗日除奸团成员张人龙在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出狱以后，仍到外地继续宣传团结抗日、除掉汉奸；很多受到教会有关教育的青年如：北平协和医学院教授马文昭的长子马继龙等人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赴缅远征军浴血奋战，直接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北京沦陷以后，经济学家高捷叁的第叁代、辅仁大学的高伯彭，以及石毓溥（杨柳青石家）等人仍旧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天津的高仲彭等青年人步行寻找抗日队伍。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的蒋百里将自己的轿车捐给国家支援抗战，他的夫人华籍日本人左梅（佐藤屋子）变卖首饰等赶制军衣及购买绷带和纱布送往前线，并救护抗日伤员。 一只以中国版图的雄鸡面对着东北的太阳呼叫，唤起沉睡民众抗日的徽章。以及，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令很多老年人记忆犹新。

   物从其类，人与兽泾渭分明。敬天法祖、重视道德修养、勤奋严谨、诚实守信、遵守规则、尊师循“道”、不慕虚名、牢记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古训中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卫风》）。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传。”（《荀子·大略》），要“敬天，法祖，无二道也。”（《明史·四十八卷》），要尊师，重“道”（张若菲，邢轩瑄，黄若桉，邢妤沛等. 2015）。“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公生明”（《荀子·不苟》），公与爱的教育影响人的一生。国际主义精神源于和、公与爱。只有抛弃个人和小集团的私欲才能为公，也才能生明并付出爱心，体现人性，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和人类和谐相处。1938年1月16日，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的负责人约翰·拉贝在日本大使馆便宴上的发言中说“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徒的责任……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人只要排除私欲，弃恶从善，遵循圣经就能够为人类做出有益的贡献。顽固不化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德国的法西斯和中国人中的欺师灭祖，欺世盗名，失去民族传统者也仅仅是少数。正确理解并遵循圣经内容，有益于人类发展与进步。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和感谢在危难时刻帮助我们的人；为人类健康与提高生存质量和做出所有有益贡献的所有人们。“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商书·说命中》）。最后，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语·中庸》）共勉。

十.  结束语

   本文以生物与医学为主，兼顾其它，仅作为对中国科学史、技术史与教育史学术研究的参考。见物，更要见人；见人，更要见人之所为。本文介绍与中国科学和技术有关之事，而非介绍个人，更与个人信仰，背景或者是其它方面无关。由于，民间收集到的资料有限；仅是在大海里自由泳捞针，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好在，历史事实永远存在，不会改变。本文根据内容需要和收集到的资料多少确定篇幅长短，请勿与其它任何方面联系。深知历经沧桑，大陆民间藏龙卧虎，由于缺乏资料，只能割爱。对于外国对中国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不应一孔之见或以个桉否定全局，应当理性地给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文中没有介绍的国家和专家是因为没有收集到资料，没有其它原因。应特别指出的是，美国是一个 IN  GOD  WE  TRUST 的非宗教国家，也是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的国家；也是收集到资料最多的。文中的宗教和教徒是指以圣经为经典的教会与教徒。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有好、也有坏；人无完人，做事有对、也有错。对于个人或者是集团（党派，团体）的问题，就只能是个人或者是集团的问题。文中的中国专家仅仅是考虑有一技之长的个人；外国人也只是仅仅考虑对中国人民有具体帮助的个人，对于国家也只是就事论事。至于外国对中国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的功过是非，请读者“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周易·系辞上》）吧。由于1949年以前的历史在1949年以后在大陆公开消失，被人遗忘；外国人兴建数以千计的各类学校已不复存在，或是合并更名。目前收集到的资料难免有误。文中包括了部分外籍人士（包括外籍华人）。为了不至于因姓名罗例多，而感觉枯燥无味。其中，也例举了几位熟知的非科学、技术与教育界的名人。要再次特别强调：本文只为抛砖引玉，就事论事、回顾真实的科学、技术与教育历史，无兴趣于其它任何方面。中华民族的始祖是有尊严的人，只有人类知道历史，也只有人类有正确的唯物史观。至于，文中例举的教会、教徒、传教士、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其它方面如有违常理或问题，则据情确认后另当别论。如有冒犯，纯属无意；先致歉，请见谅。文章不足之处，尚望及时指正。

参考文献 （从略）

* 提供和参加收集本文历史资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