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和探险家公开以奉承的态度来对待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却产生出一股不断增长的反亚洲精神，它往往把矛头对准蒙古人，把他们看成是那块大陆上一切邪恶或有缺陷事物的象征。 与欧洲科学家和政客针锋相对的，则是这套思想理论的受害者：亚洲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者。他们在成吉思汗身上找到了一个新的英雄形象。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让成吉思汗成为攻击的中心 ● 为什么黄种人也叫“蒙古人种” ●“黄祸”与“殖民主义的合法性” ●“忘记亚洲的伟大，也同样是愚蠢的” 本文摘自《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杰克·威泽弗德丨著 作者称：已经获得授权
● 成吉思汗像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让成吉思汗成为攻击的中心 -+- 早在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文章《论法的精神》中就透露出这种论调，他极其藐视亚洲人，把他们说成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民族”，同时把蒙古人描述为卑屈的奴隶和残暴的奴隶主。 他把所有对从希腊到波斯文明的进攻行为都算在蒙古人的头上：“他们摧毁亚洲——从印度到地中海；使波斯东部地区成为荒漠。” 孟德斯鸠赞扬欧洲人的祖先是民主的先驱，而谴责亚洲的部落民族：“摧毁希腊帝国的鞑靼人，在被征服的国家建立奴隶制度和专制权力；哥特人，在征服罗马帝国后，建立君主政体和自由。” 基于这种历史观，孟德斯鸠把所有亚洲文明都 一笔勾销。 “奴役的思想统治着亚洲，它从来没有被动摇过，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之外，我们将永远也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 孟德斯鸠 成吉思汗逐渐成为攻击的 中心目标。 伏尔泰改编一部元代的杂剧——纪君祥写的《赵氏孤儿》，并将其更名为《中国孤儿》，他把成吉思汗描绘成一个残暴无知的恶人。 在经伏尔泰修正后的历史中，蒙古武士只不过是“野蛮的掠夺者，他们住在帐篷中，住在战车上，住在草地里” ，他们“憎恶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习惯和我们的法律；因此他们企图把这些东西全部改变；想把这个辉煌的帝国中心变成一片大荒漠，就像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那样”。 
● 伏尔泰《中国孤儿》 该剧是以成吉思汗提出的一个问题来结束的： “……我有无数的胜利，有许多令我内疚的桂冠，它们沾满了鲜血，但我最终得到的是什么呢？”于是伏尔泰回答道：“……是眼泪，是悲鸣，是人类的诅咒。”凭着这些话，伏尔泰本人开启了近代人对蒙古人的诅咒。” 为什么黄种人也叫“蒙古人种” -+- 对亚洲劣根性进行最恶毒攻击的，不是欧洲的哲学家和艺术家，而是科学家——启蒙运动所孵化出来的新知识分子群体。 欧洲科学家试图将各种事物——从犬马的品种到玫瑰、蒲公英的类型——进行分门别类。德国动物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1776－1835年为哥廷根大学的医学教授，他在比较解剖学的基础上，为人类创造了动物学分类法。 根据布鲁门巴赫的研究，人类天生地被分为三个基本种类，即非洲人、亚洲人和欧洲人，还有两大次等子类——美洲人和马来人。 理论上，亚洲人发源于蒙古地区，所以他把所有亚洲人都归在“蒙古人种”之下。欧洲的科学家很快就接受了他的理论，奉之为 科学真理。 
● 典型的蒙古人种妇女 当然，这些分类也包含着一个不同人种的进化序列。苏格兰科学家罗伯特•钱伯斯在他那本1844年的畅销书《自然创造史的痕迹》中说明道，与白种人相比，“蒙古人就是刚出生的、发育不良的婴儿”。 不久，这些理论家就宣称蒙古人种与猩猩、亚洲猿存在近亲关系。蒙古人种的范围不断扩大，包括所有美洲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还有“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中国南方的部落民族、蒙古人、部分突厥人，以及通古斯人、朝鲜半岛人、日本人和古亚洲人”。 蒙古人种的分类体系一度被西方科学界广泛接受、十分流行，并被应用于新的领域。在1924年的一本流行著作《我们中间的蒙古人》中，英国内科医师弗朗西斯.G.寇拉克沈克认为，蒙古种人既是一个人种类别，又是一个精神等级，他在书中详细描述“蒙古人特征”。 把智障儿童和另一人种联系起来以后，得出的一个明显结论就是：这些儿童不属于他们出生的群落，甚至不属于他们出生的家庭。寇拉克沈克解释说，这些个体“是一个单独的人种。不论好坏，他们”完全”不同于周围的其他男人和女人。他们是真正的 “蒙古流亡者”。 
● 歧视蒙古人种的书籍 由于这些儿童被认为属于一个不同于他们父母的人种，因此医生和官员就提出，他们应该被赶走。智障儿童只是普遍存在的“返祖性蒙古症（或橙色症）”现象的极端例子。根据这个理论，“西方蒙古人”不仅要对智障，而且还要对西方发现的许多犯罪和低能现象负责，人们进而认为犹太人身上承袭蒙古人种的很多影响，然后带着这些低等的遗传因子在欧洲四处活动。 “黄祸”与“殖民主义的合法性” -+- 在人种进化和智障理论中，科学界试图提供可靠的、尽量不带偏见的证据，以说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政治煽动者、报纸编辑们所谓的“黄祸”到底是什么。因为很多东亚民族显然不肯接受西方的殖民，所以欧洲殖民者不断地肆意辱骂这些民族。 虽然所谓的“黄祸”也针对如菲律宾和朝鲜这样的民族，但它还是集中于两个主要的威胁—— 中国和日本。 由于日本进行工业化并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中国仍然拒绝被殖民化、限制人们皈依基督教，因此在西方公众的认知中，亚洲人就变成了 敌人。 
● 20世纪初，旧金山唐人街 整个19世纪中，对亚洲人的畏惧情绪在欧洲不断增长。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和日本对现代文明价值的威胁与成吉思汗时代相似。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弗拉基米尔•谢尔盖维奇•索洛维耶夫在写于1894年的《泛蒙古主义》一诗中警告读者：“你们那些破烂的旗帜”将被“当成玩具，在黄种儿童的手中传递”，“泛蒙古主义！这是个很可怕的名词”。 在文艺复兴和蒙古帝国结束后的那段岁月中，成吉思汗被贬到人类历史的最底层。在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叙述中，成吉思汗及其蒙古部落将野蛮独裁和嗜杀暴政强加在亚洲人身上，并成为一份可怕的遗产，基督教殖民主义者想把亚洲人从这份遗产下拯救出来。 
● 殖民亚洲 蒙古人问题备受关注，成为亚洲问题的根源。所以，关于欧洲人征服蒙古人种——从日本到印度——的根本原因，就演变为一个综合性话题，即欧洲的征服理论和殖民思想。成吉思汗和蒙古人被假想得非常可怕，这就为更文明的英国、俄罗斯和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统治提供了借口。 “忘记亚洲的伟大，也同样是愚蠢的” -+- 纵观亚洲，从印度到日本，20世纪的新一代亚洲人，渴望摆脱欧洲人的统治，他们在成吉思汗和蒙古人身上找到灵感，把两者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亚洲征服者，鲜明地树起一个对立面，反驳欧洲人优越性的学说。 越来越多的亚洲政治激进主义骨干分子追思成吉思汗，希望得到他的指引，并以此来谴责西方的霸权和价值观。 在最先重新评价成吉思汗的人中，有一个是前途渺茫的候选人：非暴力主义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独立运动之父。在给女儿的第一封信中说道： “不认识到西方的伟大是愚蠢的；但是忘记亚洲的伟大，也同样是愚蠢的。” 
●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尼赫鲁把成吉思汗描述为亚洲人民长期反抗欧洲统治斗争的一部分。 关于蒙古人在世界舞台上的突然出现，他写道： “可以想象，在这火山爆发的时刻，欧亚世界会是怎样的惊愕。它看上去很像一次巨大的自然灾难，像一次地震，而在这之前，人类几乎不能做什么。他们是一群坚强的男人和女人，这些来自蒙古的游牧人，生活在亚洲北部辽阔草原的艰苦环境中，习惯于住在帐篷里。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最卓越的首领，他们的力量和吃苦耐劳精神可能帮不了他们什么大忙。” 尼赫鲁仿照乔叟的描述，断定“毫无疑问，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天才和领袖”，“亚历山大和恺撒在成吉思汗面前显得非常渺小”。 随着西方对“黄祸”的畏惧日益增长，亚洲人越来越关注“泛蒙古主义”这个概念，他们把它看成是一条塑造亚洲人身份认同的可行之路。如果他们能用蒙古帝国曾经用过的方式，把所有亚洲人团结起来，那么他们就能更有力地共同击退西方国家不断增长的霸权。这个理论给亚洲人指明方向，超越民族主义者个人的狭隘忠诚观，为共同的追求而一起战斗。 1964年4月，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发出严厉警告，反对“把残忍野蛮的成吉思汗作为一个历史进步人物来崇拜”的企图。在蒙古，接二连三的迫害运动摧残了整整一代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其实，他们所专门研究的主题与成吉思汗或蒙古帝国无关。 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成吉思汗出生八个世纪后，他的“苏勒德”，即他纵横欧亚时带着的“精神之旗”，在当局控制的地方消失了，在这次清洗运动以后，成吉思汗的“苏勒德”再也没有被看见或说起。 本文核心观点源自《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美］杰克·威泽弗德丨著
重庆出版社 定价：5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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