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转变的一种解释

文章评论：

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2 14:31:12

现在的历史研究领域，“翻案”为时尚甚至是扬名立万的机会，怪相纷呈，谬论百出，这也是文革流毒之一。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当然是十分复杂的，首先要考虑的是，你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私德来评价政治家。我们主要看这个人在大的历史过程中所起 的作用。希特勒的私德也不错，可是他是二战的战犯、人类的公敌。我在数年前与几位历史学家争论汪精卫，后来我发现这几位的真正兴趣在于“反共”，甚至认为如果大东亚共荣圈成功的话，中国人的生活会好很多。这真是一个令人无语但值得深思的话题。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学研究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站在 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汪精卫确实是一个被日本人利用侵略中国的大汉奸。任何人以“主义”来粉饰其人都是无法信服的。

至于说宋庆龄为陈璧君说情，那是因为陈不是汪，关押多年老境凄凉。而且以“同盟会”老人名义说情，决不能作为“为汪翻案”的理由。陈璧君当年作为华侨少女拼命追求汪，对她个人算是求仁得仁，故此 写了“魂兮来归”留在汪墓。这些复杂的历史几乎无法说清。

如今中国的国内外形势极为复杂，公然为大汉奸招魂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在中华民族崛起的时刻，历史学家要明白是非。中国有数千年历史，不是共产党所能代表。中国有亿万老百姓，历史学家的立场还是站在中国百姓一边为好。

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2 15:15:46

还有几句话要说：

抗战军兴，中国已经统一，张学良早已“易帜”，军队统一在蒋介石手中，说什么“私人军队”之类是站不住的借口。连共军都改编为八路军。

抗战时，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迁往内地，不少高级知识分子筚路蓝缕跋涉千山万水到达昆明建立西南联大，这是历史事实。这包括余英时老师钱穆、杨振宁父亲等，还记得傅斯年以胖大身躯从日军炸毁的房屋楼上背着瞎子陈寅恪，这些都是中国的脊梁，为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而拼命爱国的老夫子。你引述的那个人的话是纯粹胡说八道。打着“知识分子”旗号为大汉奸张目。

犹太历史学家作家阿伦特曾经发表“平庸的恶”一说，认为那些纳粹小头目只是作为国家机器的齿轮而作为，但是汪精卫不是平庸的恶。众所周知，汪精卫有一伙帮派，但是这些汪的亲信早已“提心吊胆”，为此与重庆暗通款曲。他们尚有民族的良知，而汪本人却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

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3-05-12 20:12:29

野石您好！欢迎来访，感谢直言批评！

我作为历史爱好者，不仅关心历史人物的行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关心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知其然，还想知其所以然。对于探讨其所以然的各种分 析，就不宜简单地斥之为“为大汉奸张目”“招魂”。若说“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就更不合适了——毕竟，一个人的观点就是一个人的观点，未经一定程 序，都不能代表“中国人”发言。现在中国人已有多种看法，正如我在按语中所说，“国内许多网站上对汪精卫的讨论呈现相当多元化的趋势，有机会我当再介绍。”

您的评论还涉及很多问题，例如当时军队的状况，这里我一时不能尽答。您说：“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学研究的是‘已经发生的事 情’”，这个问题也说起来话长。国内《光明日报》2007年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历史是否能假设的讨论，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真实发生的历史当然是一次性、单维 度的，不能虚构，但是研究历史，假设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这并不难理解。简单打个比方吧：象棋比赛，对弈时“落子无悔”，但是复盘时就要推敲 “要是这样会如何”“要是那样又怎样”。

您提到许多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我景仰的榜样。您说起陈寅恪，让我想起这位抗战期间坚拒与日本人合作的学者（想必他是您心目中“明白是非”的学者吧），在听到汪精卫的死讯之后，对来探望自己的好友吴宓口授一诗挽汪精卫（《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7日载）：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他並沒有简单化地痛骂或者称快，因为他既“明白是非”，也明白世界上的事与人，是多么复杂。

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2 21:55:02

老高你好。我的帖子主要针对你在此转述的文章而写，这一点应该很明确吧。我确实无意对你批评。请不必误会。我希望你读懂我的观点。也许你转引这个文章来“委婉地”表达你个人的见解，那就真真得罪了。

提到陈寅恪先生，他向来反对“曲学阿世”，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至于他写的诗，用典很多不易理解。我猜“冤禽公案”是指“精卫填海”吧。这须要“菚注”。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一时难以评说。但是如今抗战胜利已经近七十年，汪精卫可以盖棺论定了。你转引的文章无非要为汪精卫翻案，这是我反对的。我们国家在抗战中牺 牲多少同胞？如果为汪精卫翻案我们对得起这些先烈吗？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人人都学汪精卫的话，如今还有中国吗？以所谓知识分子对“私人军队”有看法来诠释汪精卫的卖国行为，这不是荒谬绝伦的说法吗？汪精卫本人也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吧。他也想不到有人竟然如此为他开脱。

老高，你说要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那倒是可以海阔天空任意发挥的领域。我的观点是：要以行为来评价历史人物，而不是以臆测的心理来评价历史人物。

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3-05-12 22:49:23

感谢野石再次阐述您的看法。不过，我很奇怪，何以您断定王裕延此文是在为汪精卫翻案？这本是谈蒋介石功过的三万字长文，但他认为不联系汪、毛，则不容易说清蒋的功过，才有这一段谈汪的文字。在这一段文字中，他比较了蒋汪，认为蒋能清醒地认识主义与事实的区别，不因其“主义”之信仰，而置“事实”于不顾，最终 成为民族英雄；而汪则“痴迷主义不能自拔最终沦为‘汉奸’”。他对汪在思想方法上的偏差导致陷于误区提出自己的理解，可以不同意他的理解，但“翻案”“张 目”之类说法大可不必。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天生的坏人，分析其在哪里失足堕入深渊，是很有意义的。

确实，我并不太同意这篇节录文字的看法。我转贴过很多文字，相当一部分，并非我同意它，而是因其有参考价值，让我觉得提出了一些能够引发我们思考的思路和侧面，开拓我们探究的空间。

我没有“说要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这恐怕是您的误解，呵呵。即使是心理动机，也並非您误以为的可以“海阔天空任意发挥”。我说的是“不仅关心历史人物 的行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关心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有社会根源，有历史根源，有思想认识根源，也有当时主客观的形势 因素，甚至还有偶然的机遇，当然，也有性格心理因素。

顺便再说一句，胡适晚年说“他们（汪精卫等）是爱国的。”（见唐德刚《高陶事件始末》序）您不会以为胡适的意图就是“为汪翻案”吧。“翻案”是个政治概念，像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关心的不是翻案，而是通过多方探究，接近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目。

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2 22:58:35

老高，我们不必多说了，至少我不想再说什么。你转引这篇文章的意思，大家都看得懂，你自己考虑吧。

至于胡适的话，你只能提出一个旁人的“孤证”，作为历史学家，这恐怕不够严谨。胡适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胡适的话就是“真理”吗？这样讲有些可笑了。

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3 13:48:04

为了读懂陈寅恪的诗，查阅一些资料。我这里没有工具书，所写一切都是仅凭记忆。不妨也摘录一段：

从 “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刘豫是相提并论的。陈寅恪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立场是坚定的。“七、七”事变之后，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散原老人在重病中惨死，陈先生和全家仓惶南逃。同样曾经留学日本，他和周作人、钱稻孙在民族战争面前的态度截然不同。因为要往英国医治病目，陈寅恪先生曾经留 滞于香港，在这期间，日本人曾经以重金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相诱惑，要陈寅恪先生出面办“东亚文化学院”，当然遭到拒绝。

《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5日 还有这样的记载：“聆寅恪述前年在港居一千门万户、曲折回环，而多复室密隧之巨宅（电影《白云仙乡》所取景），日军及台湾兵来避扰，幸获脱免事。及拒绝汉 奸诱入东亚文化之团体，并名人某某辈，实已甘心作贼，且奔竞求职情形。”“甘心作贼”四字，还可以参见陈寅恪先生1947年阅读汉奸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厂 摭忆》之后所题诗：“世乱佳人还作贼”。两位先生的民族意思都是明确而强烈的。

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陈寅恪和吴宓先生在政治上都不是革命派，即使对辛亥革命，他们也并没有热情赞颂过，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曾经明白地表示过他对清王朝的怀念，在这一点上，陈寅恪、王国维、吴宓有同戚焉。在1944年的时候，陈寅恪先生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已经不是封建与共和的选择，而是亡国灭种的危急。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他以为汪精卫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汪兆镛先汪兆铭而死，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

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对一个人的评价，盖棺尚不一定 有定论。自己的民族气节是一回事，对历史的认识又是一回事。认识历史有时候甚至比舍生取义更难。从《吴宓日记》中间的多处记叙可以看到；陈寅恪和他对抗日 战争的前途并不乐观。早在“七、七”事变之后不久，陈寅恪就曾经对吴宓讲：“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 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系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吴宓日记》第六册第168页）可以说陈寅恪先生是“悲观派”，但他绝不是“投降 派”。以后的战事发展，连华南也丧于敌手。但是，中国毕竟没有投降，坚持到最后，投降的还是日本。从陈寅恪先生的诗，从吴宓的日记，我们正可以发现一代文 宗的崎岖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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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民族主义”，若说汪精卫为“主义”而牺牲，正是美化了他。他完全背叛了三民主义，他不是主和，而是投降。他的投降主义，主要是认为中国必败。而日本人要亡的是“中国”，要灭的是中华民族。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陈先生的诗句既云“冤禽”，又说“传疑”，其意未必是为汪氏鸣冤。陈先生虽然是史学大家，但是对现代政治却多少隔膜，否则也不会有牛衣夜泣之谈。我的观点已经说明，确实不必再多言了。多谢老高的雅量。

作者：野石 留言时间：2013-05-15 11:36:17

老高，我本来不想再说什么，不过你在新发表的文章中不断提及这次争论。那我就“哪说哪了”吧。我本来对你引述这篇文章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你在文章里面的大标题是：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反映知识分子对私家军失望。这个标题或许是你加上的。这个标题完全篡改历史，故意误导读者。而且，这样的标题不但为汪精卫翻案，而且侮辱了抗战时期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因此我才出来说话。

你后来引述陈寅恪的诗句，以为这是陈先生为汪精卫“悼念之作”，殊不知这正是陈先生嘲讽汪精卫的诗句。即以历史上遗臭万年的儿皇帝刘豫比喻汪精卫，可以说将汪精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吴宓所说“甘心作贼”更是表达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汪精卫等“汉奸”的仇恨。汪精卫不仅是投降，他组建汪伪政府，招兵买马，甚至建立76号特务组织，将枪口直接对准中华民族抗日的人们，这是铁证如山无法篡改的历史。汪精卫甚至主动向日本政府提出，要“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他完全将自己站在法西斯纳粹一边，这样的汉奸国贼，如今竟然有人为他翻案，甚至将脏水泼到那一代坚持民族节操的知识分子身上，真正其心可诛。

至于我说历史学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这本来是常识。如果按照你的“如果历史学”，那就在逻辑上可以推理出“无穷”的“如果”。这恐怕超出经典历史学的范畴。也许这是你的创新吧。

本人事物繁冗，手边也没有资料，现在没有时间多写，以后有时间我倒要将今天这一段公案好好评论一下。现在年轻人对历史不了解，网络上漫天谣言，为汪精卫翻案也甚嚣尘上。年轻人容易被误导。我们有责任说明历史真相。我记得秦晖也说过：历史不容后人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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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看这二位万维的博客是如何谦和礼貌地辩论大是大非，吵架有什么效果呢？你有才华来辩论啊，蜜蜂转贴的目的是向野石先生和老高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