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在课堂上讨论的作业，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是否还要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放在中国高校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而班里大多数发言的人都认为应该继续把马克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作为经济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少部分人认为应该抛弃没有实用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有实用价值的所谓的西方经济学作为教学的主要内用。并且同学们都认为特别是老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而西方经济学是为资本家服务的理论。班里的大多数人有以上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思维，在中国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在有老师认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并把西方的各种学说奉为圭臬的教育体制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马克思在哲学上提供给人们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并且在资本积累初期，针对当时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现象提出了他资本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这是值得理解的。

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但是请有脑子的人想一下，由一群社会底层的物质和精神都很匮乏的的人群去通过暴力的手段夺取政权来建立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是什么后果？一群长久被压迫和剥削了很久的群体，并有着强烈改变阶级地位和强烈的统治和占有欲望的人在通过暴力革命做出巨大牺牲夺取权力之后会建立一个理想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吗？建立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那就更不可能了。我实在想不通这种理论和洪秀全的那一套农民起义的理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愚蠢的去重复历史呢？这样愚蠢的去重复历史的后果是中国人民在建国后到至今受到了一系列的严重的处罚。

先总统蒋公说：“马克斯主义经济学派，主张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打倒资本家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学说以阶级私利为本源，已经错误。国父指出这种错误，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杜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所以国父说马克斯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

看来国父孙中山先生和先总统蒋公都已经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的给社会带来巨大祸患的缺陷。

难道不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一定要用主要精力学习西方经济学吗？

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他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并且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或“经济人”的假设之上的，既所有的人的经济活动都是利己的，试图以自己的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的经济利益。说白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中以最小的努力和付出去索取更多的个人利益。可想而知，每一个人都去最大限度的去追求最大的物质利益的社会是什么社会，西方经济学说并不是完美的学说。

蒋介石是这样看待西方经济学说的，他说：“西洋的经济学说虽派别纷歧，但考其本源，仍有相同之处。他们无论那一学派，总以个人的欲望为出发点，以推论经济现象而构成其学说的系统。”

看来，西方的经济学说是建立在每个人无限的追求物质的欲望基础之上的，必然会有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必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在这种经济学说上建立起来的民主也必然是由有钱人来主导的为有钱人服务的越来越偏向有钱人的伪民主。马克思的理论也不过是阶级与阶级间的物质利益的掠夺而已，也不能摆脱阶级与阶级的对立，并且没有脱离物质的层面。这是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也是不符合“大同社会”和“普世价值”的趋势的。

不可否认人有着和动物一样的兽性，人和动物不同的是人有思维，西方的经济学说注重的是如何用人的思维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的欲望来满足人的兽性。而中国传统的学说则更注重的是如何处理“兽性”与“人性”的关系既“欲望”与“伦理”的关系。西方经济学说在算计如何获得最大收益上确实比中国人高明得多，但是并没有让人脱离物质层面的追求，不能在人能够生存的情况下把人从物质层面解放出来，并且西方是按照追求人的私欲的规则来建立社会秩序的，这样的社会秩序让人活着就得去思考如何去获得利益最大化，并且优胜劣汰，这让人会渐渐排斥道德和伦理，西方社会只会把人看成一种劳动力把人当成创造价值的工具。中国的经济学说旨在让人们再能够生存的基础上把人们从物欲中渐渐解放出来，按照道德伦理来建立社会秩序，让人生而为人。中国古代的学说比西方的学说是高一个层次的，是意在把道德和伦理融入到社会秩序中去的学说。

中国古代的哲学注重“天人合一”，把人和物质都看成宇宙的一部分，更加注重让人和一切事物去顺应天道而不是去顺应人的私欲。特别是《易经》认为各种事物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在利益上根本对立的，并且人和自然的关系也不是像西方经济学说所认为的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中获得最大的索取。何况，西方人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契约关系，而中国古代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由一个个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并认为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

不管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只是某一特殊历史时期某一社会背景下并且带有明显阶级性的产物，都仅仅是滔滔大江的一滴水，最终都要汇入人类认识的海洋，他们不可能一直指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是人类的终极真理，毕竟这些理论不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天道”。

中国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说的实用性，但更应该有扎根于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文化，运用中国思维，能够解决中国社会具体问题的经济学。特别是在中国当前的危机的局势下，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今天难道只有“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或“西方建立在资本为上让钱让市场来主导一切的社会秩序”这两条道路可以选择吗？

况且，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制度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西方虽然在建立民主制度上是我们所不及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西方这样一个由资本和市场来主导的社会，必然在民主上是有很大缺陷的。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长期影响，我们往往把我们祖先的那种社会秩序看成是奴役压迫的奴隶和封建社会，但是别忘了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贤就已经在重视民生和民主的理念了，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民主社会的内涵，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不过被后来的知识分子渐渐歪曲或抛弃了，把先贤的理论越来越用在为统治者服务上，最后让我们这个民族在越来越腐朽越来越封闭的理论下渐渐衰落了。所以对民主的追求，不能仅仅局限在对一种外在的制度形式的追求上，更应该去追求民主的价值观，民主的内涵，民主的理念，民主的思维。

我们不应该被西方的某一个派别的或某一个人的学说把我们整个民族的思路和前途给局限住，更应该向我们的先贤，特别是向先秦的诸子百家学习。这并不是简单的盲目的去重复历史，而是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肯定有积极地一面可寻，肯定会有一条出路可寻，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西方学说是不能救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