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和反思中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不过，不能回避的是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一方面，目前在世界上，中国经济号称“经济总量第二”、“对外贸易第一”，加之到处可见的城市高楼大夏、高速公路、高铁等，着实让世界称羡，国人自豪。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和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是天无好天，2/3是雾霾天气；水无好水，全国超过1/3的河流被严重污染；食品越来越不安全，早期是三鹿毒奶粉，后来是毒酒、毒大米、毒面粉、毒香肠、毒火腿、毒猪肉……搞得消费者这也不相信、那也不放心，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吃。经济增长到了这份上，得失如何考量？需要人们认真仔细地科学评估。

人类经济最初是从消费品的生产开始，消费是人类经济永恒的目的。随着消费质量的提升，消费品安全和环境成了重要的因素。但是中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离消费渐行渐远，环境和食品安全越来越差，究其深刻原因，主要是特定制度安排的经济行为。

在结束十年文革动乱以后，中国开始了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事实上是增长速度是硬道理，上项目是硬道理。上了项目，就有了速度，有了GDP，有了就业，有了财政收入，还有了官员寻租腐败的机会。后来，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并没有很好解决人民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的问题。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应该是先进的发展理念，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发展越来越不科学，环境污染和有毒食品越来越多。事实上的经济增长，是有增长无发展，甚至是负发展。这时候，来评价30多年的经济增长的得失，到底得大于失，还是得相互抵销，或者失大于得，人们不难从技术层面上进行分析。我以为，假如经济增长破坏了人们对消费环境和安全最基本的保障，影响到人基本的权利，这种增长的实际价值就值得怀疑。再说，如果多年经济增长形成的积累，并不足以有力有效地彻底治理环境，将环境修复到30多前的水平；如果经济增长所谓的高速度并不能解决大众对安全健康食品的需求，不能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这样的增长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前不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提到，“中国过去的经济成功不能说明领导人懂经济”，我不太清楚克氏是从什么角度和在什么层面上看待中国经济的，他的“中国经济成功”的依据在哪里，可能就是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确实，过去30多年里，前30年（1978——2007）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全球一枝独秀，达到9.9%，这几年也在7%以上，远远高于经济发达国家2%左右的速度，也有表面的繁荣，就连发行的货币量也从1999年的12万亿增加到2013年的120万亿，可是这些是否能反映中国经济的成就？为什么不看一看10%的中国人集中了全国70%的财富？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加上几乎占财政收入一半的卖地收入情况下，仍然负债累累、债台高筑，有数十万亿的政府债务？这个经济的成功有没有扣除环境破坏和食品安全危机的因素？至于中国领导人是不是懂经济，也有一个怎么看的问题，在没有监督约束的权力下面，他们最懂的是如何利用权力谋取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官倒”到江泽民时期的“闷声大发财”，再到胡锦涛时期的权力大规模进入资本和房地产市场，官商勾结搞权贵市场经济，集中了无数不能公开的财产。至于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经济，虽然国家是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人民政府，但只有空洞的口头承诺，并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懂不懂经济就可想而知了。我倒是推崇另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科斯的观点，意思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有“思想的市场”，还有弗里德曼经济自由的思想，这些才是发展的必要条件。

当然，也会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在的问题不以为然，他们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看作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必须支付的学费”。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危机的问题不属于发展中的问题，而是“问题中的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属于客观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技术水平达不到、没有成功先例等，而“问题中的发展”则是属于明知故犯，因为利益驱动，不愿意吸取已有的经验教训，故意地走向增长的邪路。“发展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发展”，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我坚持认为，30多年的经济增长，无论你速度多么高，高楼多么多，高速公路多么长，经济总量多么大，但是只要你威胁到民众基本的生存生活条件，剥夺了人基本的权利，加上竭泽而渔的资源耗费，以及许多的豆腐渣腐败工程，你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空、一场梦、一阵风，神马都是浮云，发展又回到了原点。搞不好，只能重头再来。

30多年的中国发展，有没有进步的地方？我不看好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相反，我却有保留的认为中国政治有点进步。这也可能是另类的观点。因为在很多人们的心目中，中国的政治停滞不前，经济成就很大。迄今为止，我坚持认为中国在政治上仍处于封建专制社会，人治重于法治，主流社会崇尚的是官本位、等级制特权。可是凭心而论，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发展是人的部分发展，是人的思想的有条件的解放。首先，比起毛泽东“千古一帝”时期的暴君暴政，后面总体上越来越走向相对开明。从邓小平开始，“去成份论”，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为右派平反（虽然不彻底），应该说是朝着人类进步的方向走出了一小步。邓小平虽然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先后以“太上皇”自居废掉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但比起毛泽东时期党内路线斗争残酷性的程度还是要轻些；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尽管没有放弃封建专制，监狱里关押了大批自由民主人士，也限制言论自由，但专制的程度总体上应该说比邓小平时期又要稍有松动，当代中国民主的先驱魏京生、王军涛，六四民主运动的民主精英方励之、刘宾雁、王丹、陈光诚等先后被以保外就医名义来到美国，如果在毛泽东时代，刑罚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可能大多数都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处以死刑极刑，这也算是专制相对开明的地方。另外，多年的对外开放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人们个人在政治上的进步，中国现在虽然继续“一言堂”、“文字狱”，但人们在私下里思想言论的自由度要大了许多，告密者也少了许多。应该说开放对于政治上的进步非所谓的改革能比。今天的中国，总体上讲，封建专制极权套在人们身上的绳索比30多年前要松了许多、长了许多，今天国民对自由民主的期盼、实行自由民主的条件比之30多年前不知要好多少倍。这也是我认为中国政治比停滞经济相对进步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