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國人對改革停滯甚至倒退普遍表現出強烈的不滿，盼望改革的呼聲很高。高層稍微有點改革的表示，民眾就產生期望和夢想，國際上也充滿想象。但是，我以為，從溫家寶的多次政治改革表達、胡錦濤也不時輕描淡寫地提到政治改革、中共喉舌也不疼不癢地議論政改來看，從中國30多年所謂改革的歷程來看，在中國改革已死，剩下的只有革命，如果是和平理性的非暴力革命最好，但這要取決於矛盾的積累和衝突的形式，非以人們意志能轉移。

鄧小平曾經講到，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但在我看來，改革與革命還是有些重要的區別。改革與革命相比，改革屬於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內的改良，有些不允許突破的約束條件，也是不能逾越的雷池邊界。比如，最高當權者的權利，不允許有大的動搖；只能在中下層進行權利結構的調整；並且改革的主導權控制在最高當權者手中。這就決定了改革的主體只能是最高當權者；改革的對象只能是中低層的企業、基層單位和百姓；改革的順序是自下而上。革命則不同，革命是對現有制度的重大變革，必然首先涉及到最高當權者的利益；目標是要解決所有人的公平與平等問題；最高當權者有可能成為首要的革命對象；革命的主體是爭取權利平等的民眾，也可能包含能夠敢於犧牲自己利益、有自我革命勇氣的最高當權者；革命是對基層和百姓的解放；革命的順序是自上而下。搞清楚改革與革命的內涵及其基本區別，我們就有可能回答和討論現在的中國是需要改革還是革命的問題。

中國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提出了對計劃經濟形成的中央集權制度進行改革，後來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但是令人遺憾，由於沒有很好認識中國集權體制的封建專制實質，卻在堅持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馬克思主義、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公有制其實是一個貨色）的框架內進行改革，實際上構成了尖銳的矛盾，使所謂的改革進入兩難悖論。表面上要改革，實質上又要維持共產黨的高度集權統治，這就決定中國改革的困局。鄧小平以前跟着毛澤東用封建專制那一套整知識分子，整黨內對自己有威脅的人，後來文革中被毛澤東列為第二號人物整來整去，文革後欺世盜名，打着改革、解放思想和民主的旗號，上升為垂簾干政的“太上皇”後，翻臉不認人，為了鞏固自己的封建特權，將“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四根棍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清除了有自由化傾向的胡耀邦、趙紫陽，動用軍隊鎮壓了1989年的“64學生民主運動”。由獨裁者選拔的江澤民、胡錦濤上任後，雖然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但是掛羊頭、賣狗肉，繼續實行官本位、人治的“社會主義”，在改革中無恥地剝奪工人和農民利益，通過權貴勾結的方式壟斷國家權力，暴斂社會財富。所謂的改革在許多方面出現了歷史性的倒退。顯著的標誌是，國家權力越來越集中，財富越來越向國家和少數人集中。江澤民、胡錦濤上台後，將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黨政軍三權集於一身，超過了歷史上的毛澤東、鄧小平；原來的省、市、縣人大主任主要由退下來的省、市、縣委書記擔任，由於這些人戀戀不捨手中的權力，經常阻礙黨委決定的重大人事任免，因此乾脆變成由省、市、縣委書記擔任人大主任，進一步集中了共產黨的權力；原來的改革與計劃經濟部門在政府中是分設的平級機構，由於改革部門與計劃經濟部門常常爭權奪利，胡溫上台後乾脆將這兩個部門合二為一，變成了改革與發展委員會，表面上減少了權利分爭，實質上迴避了重要的改革矛盾，變成了只發展、不改革，這就是多年來中國所謂改革的實際情況。事實也說明了這些年中國改革出現的倒退情形。經濟改革上的倒退同樣顯著。1978年，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15%，到了2007年占到了接近55%。這些年來財政收入超常規增長，基本成為所有經濟指標中增長速度最快的指標，造成了老百姓創造的財富急劇向政府集中，老百姓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越來越低，加上在官商勾結黑影下財富向少數有權力背景的人集中，中低層的收入成為增長最慢的指標，不僅低於財政收入，還低於固定資產投資、企業利潤。為什麼中國人均收入水平不是太低，但絕大多數人收入水平很低？核心是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公。平均數掩蓋了大多數。如果這些數字不虛，誰能迴避中國所謂的改革到底是走了什麼樣的軌跡？形成了什麼樣的結局？這些，難道還不能有力駁斥那些睜着眼睛說瞎話的媒體和個人？最最重要的，是告訴社會上的人們，在專制集權框架下不可能出現什麼樣的改革，所謂改革的路子是行不通的，我們要拋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