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重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能挽救中国经济？

前几天，习近平主持政治局学习会，重提要学习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思自然是发展中国经济。不过，我认为习近平不是不懂经济学，但毕竟不做经济学研究，应该是有人建议他重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发展。问题是要真正搞清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其影响，特别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后果。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源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部分矛盾，特别是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即雇佣工人之间的矛盾，但过分夸大了矛盾尤其是扭曲了矛盾的性质，特别是用消灭矛盾的办法解决矛盾，犯了根本性错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有名的是剩余价值学说，这是基石，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之一（当然，如果没有剩余价值理论，可能连唯物史观也未必形成）。但是其剩余价值理论能否成立，是解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把钥匙。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就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理论，被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在学术层面上，并不是严谨的理论，经不起认真的推敲。首先，讲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个在今天的中国都不会有市场。现在中国那么多私营企业主也就是资本家，说他们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剥削，他们谁会认同这个说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必须有偿使用，无偿使用才是剥削。其次，马克思讲资本家是不劳动的人即不劳动者，这本身又是有违客观事实的东西，不用说当时在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并不认可，就是今天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但是谁都没有勇气站出来说今天的私营企业主不劳动，是不劳动者，是剥削者。否则，为什么要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共党组织？有些还要进人大、政协？第三，马克思为了消灭剩余价值，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废除资本和市场经济的思想。这不用说在当时发达的英国，就是今天的美国，甚至是未来的某个时期，私有制、资本和市场经济，以及商品货币都是不可能消失的东西。他的生产资料极大丰富，物质财富极大涌流，按需分配，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等的设想，带有太大的空想色彩，比他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更加是乌托邦的东西，既不堪一击，也不值一驳。如此，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就是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思想，将这个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当然必然导致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土崩瓦解。

在历史实践中，马克思这一套在发达国家没有市场土壤，在不发达的封建落后国家却开花结果。先是苏联，列宁、斯大林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搞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共产党领导，实质上是政治专制，经济集权，搞党天下，开党国大公司。后来的东欧、中国学习苏联。中国毛泽东通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苏联的道路，先共富人的产，再共穷人的产，要取消商品货币，不断搞路线斗争、政治运动，其实还是人治、等级制封建专制那一套(有人不同意封建说法，认为封建是好的，但我以为不影响对专制的认定)，天下皆是极权者私人所属。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唯我独尊，想搞谁就整谁，无情打击、残酷迫害，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许多一起打天下的人都死于非命。邓小平以“太上皇”自居，虽然倡导改革，但坚持改革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实际上是维护专制集权的体制不变。结果改了工人农民，就是不改集权体制，所以中国经济始终是以权力为中心，权贵经济为特征，有权就有一切，国家垄断收入和资源配置，政府居于经济主体地位，是目的，是动力、是中心。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今天的习近平都没有改变这个格局，以马克思主义治国，经济上奉行的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走国家政府经济、官商通吃的路子。

现在习近平要学习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按一般思维难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身已经是伪科学，实践上有害，在人类越来越边缘化，为什么习近平抓住不放？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性质所决定。他作为深化改革小组的组长，虽然提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但骨子里仍然是排斥市场经济的，只是有了一定的灵活性，他没有改变专制集权的意识，不可能还权于民，主权在民，还是高兴市场就市场，高兴干预就干预，国家继续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既是管理者，又是所有者，甚至是经营者，走不出死了活，活了乱，乱了管，管了死的怪圈。他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取消政府办真正的企业，还是让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与民争利，说到底经济仍然摆脱不了官商经济、政商经济的性质。这一套，应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管点用的。

但是必须指出，中国多年来经济积累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实践形成的后果，现在用造成后果的原因来解决后果的问题，自然只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是没有出路的事情。比如，现在的经济下行，硬着陆和衰退，就是前些年大跃进的后果，大起必然大落；房地产严重供过于求，13亿人口国家的住房可满足30多亿人的需求，就是因为政府利用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拼命卖地，抬高房价，从中牟取暴利；各级政府办银行和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的积极性很高，并不是政府的金融意识有多强，而是这些可以改变财富分配的性质，从中占有更多的宏观收入；中国制造业出现萎缩的情形，主要是政府经济条件下，制造业来钱太慢，利润微薄，创新艰难周期且长，还有风险，没有哪一个政府首长有这个耐心干吃力不捞好的事情；中国这些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不仅牺牲了当代人，还影响后代人的健康，但由于环境明显具有外部性，与大众利益关系重大，但跟政府官员自身利益关系不是很大，为了经济增长速度，为了个人政绩升迁，所以拼命搞开发区，搞招商引资，破坏环境；从三鹿生产有毒奶粉开始，中国存在着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各种各样的有毒食品充斥市场，几乎到了吃什么都不放心的境地，但又面临着不得不吃的尴尬窘境，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普遍的赶超意识，非要速度比各国快，非要“大国崛起”，殊不知这样的高增长式崛起，将中国的所谓发展拉回到生存状态，“辛辛苦苦几十年，醒来仍然到从前”；多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超常规高速增长下面，拼命举债，债台高筑，许多地方政府的欠债超过财政收入数倍、数十倍，早已处在破产的状态，核心是书记市长借钱就没有考虑还钱，充斥着无责任现象，李克强总理讲地方政府负债是优质资产，我觉得存疑；中国30多年特别是近些年来，大多数年份是通货膨胀，M2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在20%左右，但这些钱除了中央集中了较多的收入，主要通过多种漏洞流到了贪官和私人手中，有些虽然作为腐败收入隐蔽在非流通状态，但始终是不定时炸弹，是将要出笼的猛虎……

总之，这些问题，都是政府经济、官商经济形成的恶果，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产物。现在习近平提出要学习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解决这些问题，解铃仍是系铃人，我不看好结果。尽管多年来特别是这几年也提出了创新、转型、升级、调整，但是中国经济的特质决定，继续迷信政府的作用，在不改变集权政府的条件下，要依靠原有的政府体制去解决政府本身带来的问题，恐怕就如一个人要拧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我坚持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救不了中国经济的命，相反，将导致中国经济更加恶化而陷入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