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搞共产公有制剥夺民众

——马克思经济学严重的实践恶果之一

一种经济学，如果仅仅在理论上不具有科学性，属于一种谬误，危害有限。可是将伪科学的思想作为一种主义的理论基础被具体的实践，带给人类的就是可怕的灾难。从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来看，马克思《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思想应该说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带给了民众无尽的灾难，必须给予彻底的清算。

苏联、中国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号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遵循的依据都是马克思经济学，以暴力搞共产化运动，“消灭私有制”、“剥夺剥夺者”。

    一、苏联的共产化运动

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经济学思想进行实践的国家。从革命到建设的过程，也是自己掌握的权力剥夺别人资产的过程。在革命的战争年代，通过暴力在胜利的地方，明火执仗地抢夺没收沙皇政权的资产，富人的资产，对大中小型企业，一无例外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对特小型的(5人以下)企业，实行国家监督和订货。建立政权以后，则将小工商业者、穷苦农民的少量土地，统统以集体农庄的形式实行公有。总的要求，是利用自己的政权，“把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列宁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就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企业，成为“国家辛迪加”，自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作为这个大企业的全权负责人。由于他作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且以党的名义垄断生产资料，因此，国家拥有的全民资产事实上就是“党产”，当然，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地位也决定了国是“党国”，这个国家的天下自然是“党天下”。

在时间上，到了1937年，苏联完成了土地公有制，消灭了地主“富农”（我理解，“富农”应该是拥有土地少于地主的那部分人）。主要通过强制合作化的政策，“消灭”富农，将他们数以百万计地流放到西伯利亚去，集体农庄的数目增加很快。由1929年的3.9%，跃升到1931年的52.7%，再由1934年的61.5% 跃升到1937年的93%。二千五百万小农户合并为二十四万个叫做集体农庄的生产合作社和四千个叫做国营农场的国家农庄”（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Ernest-Mandel/1962book/mandel-1962book-15.htm）。1939年,斯大林就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宣布:苏联进入了“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苏联的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前进”。同年3月22日,《真理报》的一篇社论写道:“十八大将作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胜利道路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共产主义这个对许多人来说是不能实现的理想,对于我们,十八大的同代人,共产主义就是最近的明天,我们正在建设并将建成共产主义”。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要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要将个体农民作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消灭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共产化的进程。

二、 中国的共产化运动

中国的共产公有制与苏联一样，遵循的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思想，消灭私有制，将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基本的运动模式，本质上也与苏联相同，利用权力进行剥夺所有者。并且在步伐上，比苏联更加急躁冒进。这与东欧共产党国家有较大差别。东欧国家开始并没有主动自觉地实施共产公有化进程，但是在斯大林暴力强制下，迫不得已地搞共产公有化。中共则是主动学习苏联“老大哥”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披露了当年“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信中透露了真情。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说，“不仅我们领导人没有领导经济的经验，我们整个党都没有”。

中共在战争年代，在赶走国民党统治的地区，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共产公有制。截止1949年底，没收了2858个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建立了国有国营工业，开始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建政后，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全面的共产公有化运动。在农业上，将农民刚刚分得的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以及后来的生产队和人民公社，无偿收归公有；在工业上，通过手工业合作社将手工业者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通过赎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实际上私有变国有，完成了共产化。在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问题上，实质上是将农民土地无偿充公，手工业者生产资料无偿充公，是赤裸裸的剥夺。有很大欺骗性的，是所谓对工商业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当时叫“四马公肥”，即按照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本家的股息红利四个方面分配企业盈余。这里且不说分配的极不合理，第一，单就分配主体而言，事实上就剥夺了资本主体的权利，将资本所有者权益作为了被分配的对象；第二，赎买徒有虚名，实际上是共产党不付分文就获得了工商业资本，是明目张胆的剥夺；第三，在当时镇压反革命和阶级斗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背景环境下面，工商业资本家早已成了惊弓之鸟，是专政的对象，根本就被剥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第四，尽管当时有5%的股息红利，但是共产党强制分配的利益，因为资本已经被共产，跟实际的资本所有权已经脱钩。而且，即使资本存入银行或借贷，也同样有更多的利息，何况，资本所有权在这里继续属于资本家。特别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共就取消了原先给定的利息，原来的工商业资本所有者成了彻底的无产者。

中国的共产化问题上，毛泽东比斯大林走得更快、更急。特别是斯大林逝世以后，毛泽东面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不仅不吸取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独裁专制的教训，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加快共产化的进程。他在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时候就这样讲过:“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他针对有人反对冒进的批评，却提出钢铁产量“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吨至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 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 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对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认定是“实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毛泽东还说，苏联只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而中国已经“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见邢和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苏联因素》，《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

三、共产公有制的结果是对民众的人身占有

苏联和中国共产公有制的实践，表面上是共产党利用政权的力量，强制地推行对私人资产的剥夺，先是对富人的剥夺，再是对穷人的剥夺，结果是将广大民众变成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无产者。而且，在事实上，这是一个将众人之私为一己之公的过程，即把所有人的资产变为一个人控制的资产，为一己私利即个人利益最大化服务。只是在形式上，那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名义上代表的是公众的利益。然而，在没有监督、不受约束的特权下面，共产公有制成为了极其糟糕的私有制，是极端的私有制。

从实践来看，共产公有制不仅表现为对资产的剥夺，背后还隐藏着更重要的剥夺，就是对人身的剥夺和占有。对此，包括西方经济学家在内，人们并没有认真觉察和深刻的认识。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实践的共产党国家，在根本问题上，是人对人占有、人依附于人的实践。资产方面的占有，还谈不上是深层意义上的占有。因为，在人占有人、人统治人、人压迫人的条件下，财产和资产的占有是顺理成章的存在。并且，即使没有全部实行对资产的共产公有制，只要存在着人对人的占有，剥夺资产、财产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比如，一个人可以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但在存在人占有人关系的前提下，你的资产和财产在事实上并不真正属于你自己。共产党完全可以利用权力，将你一无所有。比如，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只要他看哪一个企业家不顺眼，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查你整你，没收你的资产。这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并不少见。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人身的权利，自然财产的权利也得不到保证。在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共产共妻现象，只要具有政治上的权力，就握有了对女人的支配权。比如，享有特权的官僚，只要看中了哪一个女人，就可以霸占为己有，完全不受一夫一妻制的限制。有消息记载，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了十个姑娘。在中国也同样，90%以上的贪官，都有情人、二奶和小三，说明了什么问题？就是表现了权力对女人的占有。对女人的占有，只是人对人占有的一个方面。所以，共产公有制的要害，不仅是对资产的占有，重要的是对人的占有。当然，在剥夺人身权利的条件下，人们也可以将人本身作为资产、财产看待，但这并不改变共产制问题的实质，仅是概念差异。

马克思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实，恰切地说，“共产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