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以计划经济集权管制自由

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从消灭私有制中推论出来的经济思想，与共产公有制伴随的，是国家权力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苏联和中国对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进行了忠实的实践，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本来规律，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一、苏联的计划经济管制

配合共产公有制的进程，苏联共产党对整个经济实施了全面的计划管制，小到鸡毛蒜皮，大到矿山资源和汽车飞机等，统统进行周密的计划安排，几乎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列宁在1919年3月写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提出，“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也就是说，要彻底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市场和市场经济，一切经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地管理经济生活的运行（见马龙闪《苏联计划经济走过的坎坷道路》，《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2期）。在农业上，粮食生产由计划安排，生产出来的粮食由国家征集。计划的方式主要由国家下达指令命令，企业作为国家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机构，厂长独揽大权，负责执行计划，企业完全没有人财物的决定权，不能独立经济核算。

二、  中国的计划经济管制

中国的计划经济主要是学习苏联的一套，在党管一切的背景下，实行人、财、物，供、产、销统一集中到中央支配。整个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谁来生产一切听命于中央。财政上统一收支，商业上统购包销、物资上统包统配、收入上统一分配，劳动力统一安排等等，辅之于计划经济的，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票证制度，即吃粮要粮票，吃肉要肉票，穿衣要布票，吃鸡蛋要蛋票，买油要油票……几乎包罗万象。基本剥夺了人们的一切行为自主权。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取代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毛泽东极度反感苏联的经济改革，将苏联的放松经济管制看作是修正主义大加挞伐，同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被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到了文革期间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将个体经济看作是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竭力要消灭商品货币，计划经济成了典型的高度集权加命令经济。

三、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利用特权侵犯自由

在理论逻辑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通过共产公有制，将全国变成一个大企业辛迪加，这样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跟整个社会的“有计划性”高度重合、合二为一。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也就是社会生产的有计划性。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美妙。可是计划经济不仅在理论上是伪科学的东西，在实践上，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必然失败的种子。

其实，即使撇开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的物质基础不谈，也暂时不论计划主体与客体的利益取向，单纯从技术层面上分析，集权体制的计划经济就行不通。先撇开国际贸易不谈，面对全国民众多样化的需求，以及计划涉及的太多层级和企业，哪怕计划官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清教徒”，没有一点私心杂念，而且技术手段非常先进，包括计算机计算的速度很快，甚至实现了“大数据”管理，都做不到社会资源得到合理有效配置，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投入和产出趋于一致。有学者指出，“计划在数量上订得十分详细，就变得过分僵硬，因为它们不再照顾到顾客们的需要可能改变……要是改用价值数字的话，就有可能鼓励把生产转移到高价（单位）的产品上去。另方面，要是设法使用劳动生产率指数来检查效率的话，又会打击需要大量劳动的产品的生产。有计划减低费用的指数会促使人们牺牲产品的质量，减少品种和限制生产新的产品。当计划人员发现各不同指数造成的偏差后，他们又采用新的指数，以便制止这些偏差，这样下去，直到指数多得使计划化的主题和对象都乱做一团，毫无意义” （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Ernest-Mandel/1962book/mandel-1962book-15.htm）。人类现在做不到，将来也做不到计划经济会实现人们需求的满足、分配的合理、资源科学配置和充分、有续利用。

更何况，计划官员本身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在决策过程中，没有谁能摆脱个人利益的驱动。同时，计划决策要面对的各级政府机构、所有企业、全部个人，都是多元化且主观能动和复杂多变的利益主体，这之间有着无穷无尽的利益博弈。每个利益主体都会从自身最大化的利益需求出发，做行为反应，不论是下达计划还是执行计划，或是向上反映情况。计划主体希望下面如实反映情况，认真执行计划，下级机构和企业则希望减轻任务，多给予完成任务的保证，必然利用各种借口互相推卸责任。总之一个目的，承担的责任越少越好，获得的利益越多越好。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往往权力越集中权力越大，承担的责任越小，这就是普遍的无责任低效现象；相反，底层的经济单位，则受制于上级的权力，承担的责任要明显大于利益。这样，客观上就存在着下级向上级行贿、上级腐败的顽症。事实上，这也反映了计划经济是一种特权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剥夺基层自主权、压制基层积极性以及基层消极怠惰现象。计划经济，在实质上是特权阶级对民众权益的侵犯。

从实践结果来看，也能验证计划经济必然是失败的经济。尽管从苏联和中国的政府统计中，都有这些国家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数字，问题是水分或真实性存疑。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到了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苏联的粮食产量、人均的粮食产量、人均的肉类产量，都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据有关统计，1950年，苏联的谷物为6480万吨，1913年沙皇时期则为7250万吨，同期肉类产量为490万吨，沙皇时期为500万吨，人均谷物、人均畜产品由沙皇时期的540公斤、31公斤降为447公斤、27公斤。俄国曾是欧洲的粮仓，在斯大林领导下变成了不能养活自己的国家。计划经济导致了严重的价格扭曲，具有讽刺意味的，苏联1公斤肉的价格为1.8卢布，而国家对1 公斤肉的计划补贴却为3.5卢布，食品行业中仅此一项，每年国家就要补贴600亿卢布以上，而当时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也不过是4800亿卢布。这种情况，只能导致国家财政预算的崩溃。苏联用计划经济关闭市场，把财富的闸门关得死死的，造成经济萧条，日用品供应紧张，百姓排长龙购物，成了苏联数十年不变的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据西方几个权威机构联合调查，到了1989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立见高下。中国高度集权计划经济导致的后果更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民公社以失败告终，3年“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文革时期，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国内有学者认为即使在“文革”时期，经济仍保持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藉此证明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对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深表怀疑，感到还是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个定性的结论比较准确靠谱，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特别需要指出，有些学者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来混淆苏联中国等共产党计划经济的区别，抹杀计划经济的罪恶。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本质差异。共产党国家的计划经济与共产公有制相联系，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以市场经济为背景和基础，前者不仅计划的程度低，且计划本身受到多方面的监督约束，更重要的，是后者建立在共产公有制基础之上，高度集权，不受监督约束，所以导致完全不同、天壤之别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