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次召開中非合作論壇的15年來,中非經貿往來發展迅猛,但貿易與投資額的比例遠超出歐美國家,結構嚴重失衡和扭曲,到了轉型升級的關鍵節點

2015年12月1日到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非洲的津巴布韋和南非進行國事訪問,並在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上會見了13位非洲國家領導人,南非也成為習近平上任後第一個進行了兩次國事訪問的國家。

  高層頻繁交往顯示非洲對於中國經濟轉型的特殊意義。近年來非洲(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經濟增速顯著,據世界銀行統計和預測,2014年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GDP增長4.6%,2015年在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降和埃博拉病毒肆虐的情勢下,增長率仍有望達3.7%;2016年和2017年的增速或將回升為4.4%和4.8%,僅次於名列世界首位的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速。

  非洲國家與中國在發展階段和模式上具有大量相似性,最顯著的特點是人口增長迅速和快速的城市化。聯合國等機構預測,到2050年非洲人口將從今年的12億增至25億,城市面積將由2010年的36%增加到2030年的50%。

  相似性帶來了非洲國家與中國在經濟交往中的互補優勢。非洲釋放人口紅利,正好對接中國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需求;城市化進程中需要大量基礎設施建設,中國正是基建產品、技術和資本輸出的主要國家;非洲人均GDP不高,對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有巨大需求;在農業上,非洲耕地面積大,氣候條件好,有望緩解中國人均耕地不足的困擾。

  正因如此,在首次中非合作論壇召開後的15年間,中非貿易額由100億美元躍升到2200億美元,中國對非投資額也從5億美元躍升到近300億美元,在非投資興業的中國企業從300家發展為超過3000家。

  不過,這些亮眼數據背後是否意味着中非雙方彼此滿足了對方對發展的真正渴求?這樣的增長速度是否可持續?

  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中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0%。惠譽旗下BMI研究機構非洲研究負責人博桑(Francesca Beausang)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經濟減速、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降是造成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BMI預測中國GDP增速在2016年-2020年將維持在5.9%左右,減速的增長將制約中國投資者(特別是私人投資)對非洲的興趣。

  中資企業、非洲的NGO以及學者對中非經濟往來發展模式的各種憂慮已然顯現。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非洲所所長徐偉忠表示,中國對非洲貿易額和投資額的比率大約為7∶1,相比之下歐美國家的比率約為2∶1,“這是一種嚴重失衡和扭曲的結構,現在到了轉型升級的關鍵節點”。

  既有模式遇阻?

  目前中非經濟往來的主要動力來自貨物貿易和工程承包兩大領域。非洲已連續多年成為中國海外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場,2014年,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總額中,非洲的份額占到近四成。

  在超過2000億美元的貨物貿易中,原油、原材料等自然資源占總額的80%左右。非洲國家普遍缺乏資金,一種常見的做法是中國通過承包項目和提供資金換來非洲的自然資源,即所謂的“安哥拉模式”。不過這種模式近年來由於大宗商品和石油價格持續低迷,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2015年6月,安哥拉總統在訪問期間要求延期兩年償還中國的債務,據估計中國自2003年以來約向安哥拉提供了200億美元的石油支持貸款。

  徐偉忠對《財經》記者表示,隨着中國對非洲經濟更多的介入,融資風險越來越大,受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衝擊最大的是工程承包企業,非洲國家普遍財政吃緊,中國企業扎堆工程承包在未來會面臨很大的風險。

  中國對非洲投資的額度相對較小。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底,中國對非洲國家的直接投資約為260億美元,僅占非洲大陸接受外資直接投資總額的約3%,位居法國、英國、美國以及南非之後。

  中非的貨物貿易儘管量級巨大,但是一買一賣的買賣很難與當地經濟進一步融合;工程承包所能創造的長期穩定的就業機會也有限。隨着人口快速增長,適齡工作的年輕人在非洲人口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聯合國和世行的數據顯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62%的人口為25歲以下,15歲到29歲適齡工作的年輕人約2.41億,占總人口的28%,年輕人失業率占到該地區總失業率的近60%,到2025年該數字將增加到4.36億,2050年達到6.50億。失業率高企正在成為非洲政府頭疼的問題,急需吸引外來投資來發展當地的產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華商研究中心主任康榮平認為,既有模式的直接結果是中國並沒有帶動非洲服務業和製造業往前發展,反而由於“中國製造”過於價廉物美,使非洲一些國家產生依賴,制約了本土產業的發展。有報告顯示,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南部非洲大約有一半的製造業市場被中國人占領。以中國在尼日利亞投資的製鞋業為例:幾乎所有的主料、輔料、設備都依靠從中國進口,僅僅在那裡生產加工,然後運往發達市場銷售。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石化曾駐蘇丹和尼日利亞的管理人員表示,中資企業在非洲的中層管理人員主要是中國的技術人員,對當地勞動力的技術和管理培養不足,提供的職位也大多為低薪職位。

  中非慣有的經貿合作模式遭遇瓶頸已經引起中國高層的關注。習近平在本次中非論壇中提出“十大合作計劃”,其中包括推進非洲的工業和農業現代化,破解基礎設施滯後和人才不足,幫助非洲國家構建工業化、糧食安全和公共衛生防控三大體系,推動從一般貿易向產能合作升級,從工程承包向投資經營升級。同時,中國還承諾提供包括50億美元無償援助和無息貸款、350億美元優惠性質貸款,以及出口信貸額度,總計6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

  博桑對《財經》記者指出,本屆中非合作論壇與之前的五屆相比,最顯著的特點是弱化了自然資源在經濟合作和投資中的地位;此外從2006年的50億美元,到2012年的200億美元,直至600億美元,大幅加碼的援助也說明中國政府對非洲長期發展潛力已有判斷。

  然而,中國的援助難以滿足非洲的海量需求。據非洲發展銀行估計,未來五年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缺口高達每年1000億美元,公路系統無法抵達34%的人口,整個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總供電能力和韓國相當,僅有31.8%的人口有電力供應。如何將有限的資金落腳於實質性的經貿關係轉型而不是緩解一時之需,讓受援國產生對資金的依賴?

  《財經》記者採訪到的多位業內人士均提到應該多元化中非經貿關係,去除由於外資強勢介入而對本土產業產生的抑制因素,尤其是要促進非洲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發展,創造工作機會、解決就業問題。國際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一帶一路研究所副所長儲殷舉例說,在非洲各地的中國超市總是以低廉的價格擠垮當地的零售業,何不換種思路做總批發商,將以往的“零和遊戲”變成“正和遊戲”。

  保障體制待補

  投資對於當地安全和經商環境的要求更高,而在常規和非常規風險高發的非洲,中國的保障體制還欠完善。

  首當其衝的就是恐怖主義。2015年11月22日,非洲馬里的恐怖組織“納賽爾主義獨立運動”襲擊了位於首都巴馬科的麗笙酒店,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中國鐵建赴馬里洽談合作項目的3名高管。據《2015年恐怖主義指數》報告統計,宣布效忠IS的尼日利亞恐怖組織“博科聖地”在2014年造成6644人喪生,甚至高於IS製造的傷亡。

  另外就是同業之間的競爭,尤其是低端製造業走出去與當地產業發生碰撞,在一些國家刺激了民粹主義的崛起。2014年底,馬達加斯加西部一家中資糖廠多次受到暴力襲擊,一些臨時僱傭的當地工人由於工資要求得不到滿足而對企業員工大打出手,最後工廠不得不撤出全部中國員工。在萊索托,中國企業搶占市場引起當地商戶的不滿,針對中國人的綁架、暗殺時有發生,一些在野政黨還將反華內容寫入黨綱。在南非、安哥拉等地還發現不少針對華人的有組織犯罪,實際上是由華人內鬥造成的。

  徐偉忠認為就非洲目前居住的大約100萬左右華人來說,由於安全造成的風險案例所占比例並不算高,但是這些案件暴露出來的安全隱患值得關注。

  非洲各個國家的安全局勢差別很大,歐美公司在進入非洲市場前,一般會聘請風險評估公司具體進行評估,取得初步結果後僱傭保險公司對資產進行投保,在一些高風險的地區,還會僱傭私人安保公司加強防護。相關研究顯示,歐美企業通常會拿出利潤的1%左右投入到風險防控,而中國企業這方面的投入只有0.02%。

  與恐怖襲擊和治安相比,對企業運營更大的威脅來自日常經營所必須面對的金融動盪、政策不穩定以及法律糾紛。2014年以來,歐美多國退出量化寬鬆,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等因素導致非洲國家貨幣貶值,讓不少中資企業叫苦連連,據一些企業反映,這一因素帶來的虧損占到今年總體虧損的40%-50%。

  中國在非洲進行的投資大多數單打獨鬥,未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因此遭遇了已在那裡耕耘多年的歐美國家的強烈干預。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非洲所所長助理黎文濤介紹說,他們在走訪一些非洲國家時聽到對方抱怨,在接受中國援助貸款項目時,由於面臨IMF等機構的壓力而不敢接受貸款。

  更多的投資活動意味着更複雜的法律問題,但在中非經貿關係中明確的法律框架還比較欠缺。中國與他國或地區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約有103個,在非洲僅有18個,在簽訂的100多個避免雙重徵稅的協定中非洲僅有13個。相比之下,德國與非洲有42個生效的雙邊投資協定以及3個簽訂還未生效的協定。

  雙邊投資協定及免稅協議以互惠互利為基礎,對於不少非洲國家來說,對中國投資要遠少於中國對該國的投資,簽訂協議所能帶來的實質好處有限,構建投資或貿易協定的積極性也就不高。

  黎文濤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在完善海外利益保護機制、構建安全網等平台層面多下功夫,才能為中非經濟往來轉型到更可持續的模式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