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社会是暴民的温床。两百多年前托维克的预言竟在今天的中国兑现，我们不能不服历史的冷幽默。通过人性，可以看出制度的好坏。制度越有问题，人性越坏。我的文字是为了说明性格和政体，以及文革，改开，因此举了最生动的例子：义和团爱国贼和慈禧。 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虎皮，为的是天下称王称帝。聚义期间烧杀掠夺无所不用其极。（梁漱溟笔下的暴民）。慈禧干政为的是巩固大清，于是有了搞洋务运动的单腿蹦。慈禧的一系列举措非但没有拯救大清，大清反被枪炮了断。审视这对冤家，对性格，政体的理解有更多帮助。 

本来是对网友善意回复的答复。后来敲得太长了，就单敲一贴。谢谢新天狱和nini对《经济实惠的分裂人格》的反馈，能够理解你们所指。看看这样表达可不可以写得更清楚一些。在此注明，所有原英文名词都是根据牛津英汉词典翻译。我并不熟悉百度的中文译名。凡本文引用的相关论述都将原论述者的姓名列出。 

为了说明义和团是暴民的概念，让我们先话说从头简略复习性格形成。弗洛伊德把性格分为结构理论的3层次。最低的第1层是“本我”。本我就是人的最本质最低级的特征。比如渴/喝，饿／吃，性，暴力。 稍高的第2层是“自我”。自我就是对各种本能以及外界信息的整合。是最复杂的层次。再高一层的第3层就是“超我”。超我的例子如人的理智，教育，宗教，信仰。每个人都无时不刻在这3个层次来回循环，就是3层次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很明显，对于很本能的本我，就是完全依照人的本质反应，如渴/喝，饿／吃，性，暴力，而没有丝毫的理智，教育，宗教，信仰，道德。这些生物学的特征，以及，社会外界的影响，是系系相关互相影响的。弗洛伊德很强调童年起5个时期的形成。比如，暴民的形成从孩童时期就受到暴力影响。当然，弗洛伊德有局限。可他的局限并不影响他成为医学发展史的巨匠。 

回到本意。人的性格有其生物学特征，如“本我”。这个生物学特征有时并不完全受社会因素“超我”的左右。请注意，是“有时”“不完全”，不是一点都没有。这个只是性格形成的很不常见的例子。像nini的例子，小时的同伴，几十年后依然故我。就是本来的性格没有太受社会外界的影响，随意而为。这是个人的性格取向，没有对与错。 

人类的进化衍变并不是以个体实现的。这个漫长的过程是以人群为基本概念的。就是说，人总要和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人的社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社会性对于个体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每个个体不单有“本我”。还要有“超我”——要有信仰，宗教，理智，教育，道德等等维系社会的纽带。不然社会就成了散沙，就没有今天的世界。 

性格中的超我构成了人的性格文化。这就有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性格的文化属性。文化属性构成了不同的板块的文明。《文明的冲突》清晰地梳理了这些关系。 

中华文明和其他世界文明截然不同。 

资中筠说美国的政体是谈出来的政体。我想补充一句：当初受迫害乘五月花船来到新大陆的清教徒们，来自欧洲。这些清教徒在欧洲有过极深的宗教文明的浸淫。他们来到新大陆，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谈出新天地。如果设想坐在五月花船上的是中国人，结果怎样呢？ 

欧洲有过漫长的宗教黑暗有过血腥的战史和野蛮的发家。但是，欧洲有启蒙运动，有文艺复兴，有工业革命，有璀璨辉煌的宗教成果。这是一千多年的衍化演变。 

是的，中华文明和其他世界文明截然不同。2011由于领导的建议，掀起的《旧制度和大革命》热潮似乎给我们的改开带来参考。其实从康有为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就炒这本书。表面看，中央集权，社会分裂，法国大革命之前和当今中国何其相似。其实这些不过是表面形式。法国有王权和贵族的深刻矛盾，有贵族之间的分裂，有血缘等级，有第3等级的充分自由。再谈大一点，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文化和中国百多年历史，没有任何交集。那时的法兰西已经有过复杂丰富的社会进化，而中华民族一天都没有过。路易16夫妇上断头台时的贵族谈吐，国人有过丝毫？ 

下面关于信仰的真实故事，现在看起来就是个笑话。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马克思年轻时曾是基督徒，后来退了。但是马克思理论没有摈弃宗教的合理内核。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3个来源3个组成部分》，就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和后来的费尔巴哈。（列宁没有提康德）。而黑格尔的翘楚之作就是《宗教哲学》。列宁虽然总结了马克思理论，但却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只对国家主义感兴趣；马克思的其他，列宁就不理会了。斯大林更是把老马丢到爪哇国。到了毛泽东，完全继承斯大林的衣钵，连列宁的理论都不感兴趣。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毛只钟情秦始皇。毛对马克思的理论完全没有懂因为完全没兴趣。毛的理论只有一个核心：与天与地与人斗。因此，大家看到了，谁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连恩格斯都不是。恩格斯修正了马克思那么多理论。谁都不是真传，可是每位都标榜自己为马克思主义正宗。再退一步，马克思《资本论》《数学笔记》中的那些漏洞经得起推敲吗？一句话，我们标榜的信仰和指导理论，如此地支离破碎。我们的进化从何而论呢？正是心知肚明洞察这些不自信，国内才不断高调宣传信仰自信理论自信。高调宣传自信，于是国内禁止宣扬西方一切舆论理论法治。那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神州的土特产原生货？ 

至于近很多年（领导都是偷偷摸摸地做，哪个年代开始都无从考证），我们的高级领导们频频造访寺院庙宇，与主持们相谈甚欢。显然这种临时抱佛脚不是昄依宗教而是亵渎宗教神明。可见我们国内的信仰危机，可见我们的进化，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还在摸石头过河。我们是否进入了一千多年的人类进化长河？中华民族的三千七百年就是打打杀杀的历史（外敌入侵中华部分不在此列）。城头变换大王旗，谁赢了谁做皇帝，输了做流寇。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任何的例外。因此马列的阶级斗争基本理论特别适合中国，在中国长盛不衰。梁漱溟说中国人不是想做皇帝，就是想做顺民。请注意，做皇帝的要通过暴力手段才能取胜。暴民顺民是一个挛生体。做得成暴民，谁都想做皇帝；做不成皇帝，就做顺民。暴民成功套上龙袍，称帝天下，人人都必须是顺民。人们也愿意做顺民，从没有思维从没有疑问从不关心天下事，只聆听皇帝颁圣旨。顺民顺到什么程度？2015张千帆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年时撰文，我们今天的犬儒知识分子还不如70，80 年前日本国内反战的知识分子。国人做不成暴民，就做顺民，可一旦有机会内心还是要自己成为暴民。谁不想来个皇帝当当？冯胜平提出国民素质的三民主义：顺民，刁民，暴民。基本还是在梁漱溟的框架下。冯胜平贡献了“刁民” 概念，即从顺民到暴民之间的过度状态。入微地描述刁民的概念就是没有有序的社会进化，只知道刁蛮撒野，从不会理智地坐下来说话。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极其明显地证实，中华民族就从来不会坐下来有契约精神地谈出国体。武昌起义结束了满清的封建。孙中山和对立面谈不拢，就掀桌子，动枪动炮。孙大炮之后，我们又继续上演百多年的打打杀杀的国粹。抵御外敌当然除外；可是抵御外敌的同时也互相厮杀。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枪炮隆隆的战争连续剧。用比较形象的话就是打出一个新天地。 

和顺民刁民暴民相反，社会需要的是道德，伦理，法治，民主。 

回到前边的话。总体而言，我们的民族性中“本我”的成分太多了，“超我”的成分太不够了。本能的驱使总是占上风。超我的教育信仰理智宗教道德在任何事件面前都跑得无影无踪。曾爷爷义和团的暴民基因成就了今天暴戾满社会的重孙子。几年前为表达对日本的不满，各大城市民众毁日本超市，烧私家日本车。这种闹剧百多年来从没有停歇。我们缺少契约精神。福山以德国模式为例，认为建立国家后首先是法治，然后才是民主。这就切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法治，而不能盲目追求民主。没有法治的民主就成了灾难。 

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社会是产生暴民的温床。两百多年前的预言竟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兑现，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导和政体。反之，政体和领导又发扬了人民的人性。人性和政体相互作用。无论世界史中国史，这样两者互为影响的范例比比皆是。 

关于人性和体制互为影响制约的论述太多了，即便国内也经常可以见到。可见这对联合体的现象已经不能被掩盖。最近搜狐文化采访郭于华，论及一边戾性（即暴性），一边奴性的丑陋现象。郭于华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性和体制形成恶性循环，根本还是体制。通过人性，可以看出制度的好坏。制度越有问题，人性越坏。 

体制的缺陷不单指国内。任何体制，任何，都有缺陷。社会体制促成怂恿人心理分裂的成分而造成社会乱象，就是不可饶恕的邪恶。我在《经济实惠的分裂人格》中提到比较多的国内弊端，因为中文网友可能更容易理解。以法治民主为标尺，美国的肮脏很多。我文章中提到今年总统候选人，基辛格，职场荒诞。有一个细节写了又删了。伊犁诺州的几任州长，不是曾经就是正在狱中服刑。他们有骄人的律师执照，有选民票选的政府高职。他们争选票时就职时也曾口口声声激动不已。然而他们扭转脸就拿联邦法刑律当儿戏。删去这一段是怕网友看得单调。从个人角度，这些年我更多零距离看到的是美国体制的短板。 

经常有这种现象，就是新天狱的例子：一谈到腐败，贪腐的人就说是体制的过错，把指责的人支的老远，而他们自己没有责任。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伊州前州长在联邦法庭陈述时，大谈自己是波兰移民多么辛苦读了法学院做了律师服务州民。他只字不提自己是如何利用奥巴马空缺的参议员位子捞钱。《经济实惠的分裂人格》里提到的副处级纪委书记，当受到指责时，大谈自己出身苦大仇深。国内高官因贪腐出庭受审时，无不例外大谈自己的苦出身。这些都是俗话说的泼皮无赖，八杆子打不着的辩解术。以贪腐的例子来看。一被指责贪腐，就以体制为挡箭牌漂白自己。这种说辞完全可耻可笑。从政治学角度，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领导人。从心理学角度，就是 defiance —— 我还没找到合适的中文，大意是指胡搅蛮缠地藐视公理。贪腐了，犯了党纪，犯了联邦刑律，还找歪理狡辩，就是更加地藐视正义和法律。 

在一个法治健全的体制下，贪腐的人面对法律，首先是忏悔自己的罪行，检讨个性的因缘，然后等待法律的惩罚或辞去公职。对照国内，如此简单的行为却大为相反。我们的体制肯定出了问题。 

非常同意新天狱提出抛弃个人恩怨公允评价政治事件。在文革中我们家应该是受冲击较少的 ——家里大人们1966至1969被整，其中不被允许做专业而被劳动改造11个月。单位和街道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太欺负人了。党的九大闭幕那天下午家里大人被宣布立马解放，恢复专业，工资补发。1972初被官复原职。这些个人的经历，比起许许多多受难的同胞们，我家幸运多了。对这段匪夷所思的经历我们家有深深的不满深深的彷徨，可我们没有仇恨。“当你在受苦受难中想到有千千万万的灵魂与你同在，你就会在痛苦中得到永生”。我很多年以后才知道罗曼－罗兰的这句话来自圣经。 

远距离看国内，看历史，看世界，总觉得骨鲠在喉。个人的境遇不能代替广大民众。这一点我几年前给国内中直媒体就写过。有件事现在都没有人提了。1966造反派把所有的病历用一辆辆大卡车送到造纸厂，碾成纸浆造纸。家里大人们每提起这事特别不能平静。病历不单单是病人的隐私。病历记载多少生命的痛苦和喜悦。病历是唯一集中体现了医护人员的人道科学结晶。全国那么大的医院的几十年的病历，瞬间化为零。造反派们摧毁病历的行为，除了本身像义和团一样地暴戾发泄，世人永难理解 。当时只有协和万幸没有受到如此劫难。举个例子，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惨烈人所共知。然而前苏联卫国战争为世界医学贡献了4大疾病的完整资料和理论。它靠的就是完整的病历，才有流行病学的科学分析。病历在医学发展史上的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医学的发展，让天下所有人们获益，这难道不是最直接的等式吗？我不同意一天到晚吹嘘文革前我们的个别医学水平接近或达到世界水平，因为那都是阳春白雪。重中之重是那时的医务人员用并不先进的设备技术救治了成亿的普罗大众。文革一声炮打司令部，把好不容易建立的医疗体系毁于一旦。遭殃的还是庶民百姓。从这个小小的例子，说明我们暴力造反的义和团基因多么地根深蒂固。文革造成的罪孽实在是罄竹难书。所以我呼吁今天在世的人，无论个人和家庭的境遇，无论国籍祖籍，都来反思文革。 

非常同意新天狱的感受，海外很多反思文革的文字还是用的文革思维。朱学勤尖锐地指出，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从嵇伟的综合报道可以明确看出，文革是一场仍然没有结束的运动。我认为这是非常沉重的主题。所以我在《反思文革？？？》提出文革不会在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得到反思。这是文革至今值得深刻反省的怪象之一。 

谈到性格和政体，就不能不谈今天的改革开放，大家可以更切身地体会。大家有共识，国内改开限于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举步维艰非常滞后。通俗的比喻就是单腿蹦。于是30多年，造成无官不贪。我们67个人口就要养活1个官员。我们的基尼指（系）数超过临界点。北大的数字甚至到0.73。云南社科院很多年前就是大致的结论。这样的贫富差距，远超红线，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孙立平力主为当前社会的稳定，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天下公平——消除如此惊人的举世少有的贫富悬殊。孙立平最近谈到，让好人心寒的社会就不是好社会。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如此艰难？政体大大落后于经济体系，民众的素质社会的纽带从何谈起？前几年还是全国无所不在的突发事件。现在发展成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刻，都有待爆的火山。比如医患矛盾就是社会各种因素的微缩版。这么多民生问题不能解决，社会的明天何所寄托？ 

很多学者都有现今和晚清比较的文字。大清从1861起，慈禧上台励精图治引入外国科学技术经济，即洋务运动。一派赫赫有名的大员们受命于慈禧。老佛爷看到危机四伏，而又踌躇莫展不愿改变政体。到了1905才不得不开始蛙步。这年慈禧外派高官遍访外夷。1906年光绪“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 颁布诏书《宣示预备立宪谕》，预报好戏将登台。这就有了1908年的大纲－－全名《钦定宪法大纲》。公布宪法大纲，解燃眉之急，不过是拖字决。因为大清并没有诚意实行宪政，皇帝颁布的圣旨不过纸上游戏玩一玩。不成想，拖来拖去只拖了可怜的几年。辛亥武昌枪炮果断了结了大清王朝。（请看我的另篇）。 

即便以大清为比较，很多学者都有同样的或类似的结论：我们今天的经济改革相形见绌。 蒋祖权写到，“大清的洋务运动30多年把相当于唐汉时期的农业经济体，带入了近代经济体” 的行列。“今天应该感到自愧不如”。 

这还只是用数字比较今天改开和大清洋务运动。其实我们的GDP满蘸水分。我们官方公布的各类各组相关而又自相矛盾的数字，国际上永远对不上号。最近几年众多世界级的专业经济分析对是否中国有真正的经济改开成果，有深刻的令人信服的结论。这里就不复述了。 

上面只限于经济改革一条腿。另一条腿的政体改革呢？我们有没有拖呢？ 

谈到今天的体制和人性，我特别同意蒋祖权引用的那句著名的话：“上面还不如慈禧，下面是比义和团更可恨的爱国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