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鏡鑒中定義新安保法
多年以後，當人們翻開《日本21世紀大事記》，2016年3月29日將在歷史記載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日，安倍內閣下達政令，“新安保法”從即日起實施。
屆時，倘若日本仍走在和平發展的道路上，日本國民仍安寧平靜地生活在列島上，那麼歷史年表中的這一條目就僅是普通字號和字體的平實描述。相反，若是屆時的日本早已在掙脫和平憲法“束縛”之後，沿着強國強軍之路狂飆突進，那麼該條目就必定會被歷史學家以一條加粗的黑體字記錄下來，並由此引發後續社會政治運動中許多觸目驚心的變動。
熟知東亞歷史且了解日本政治變遷的人有理由作如是觀，因為日本的《20世紀歷史大事年表》裡曾以大量黑色粗體字記載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走向法西斯的恐怖過程——“頒布《維持治安法》”“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與之相伴的是一連串對中國大陸的侵略擴張——“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這條充滿血腥的道路演繹出日本軍國主義登峰造極與自我毀滅，導致包括日本老百姓自身在內的亞洲人民生靈塗炭，以眾生的血流教訓給戰後日本換來了一部和平憲法。這就是去年夏秋安倍政府強行推動國會審議新安保法，導致數以萬計的日本老人、婦女、青年群眾在國會大廈前請願抗議不舍晝夜的歷史性內生動力。這就是今天日本新安保法生效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其動向的本質原因。畢竟，新安保法開啟了日本安全防衛戰略的轉換大門，自衛隊由此脫下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藍色迷彩服，舉起放射着十六道光芒的旭日軍旗，邁開大步走向海外。
安倍強推新安保法的真實目的
對於新安保法給國內外造成震盪，安倍可謂心知肚明。一周前，他在防衛大學2016年畢業典禮上的訓話已經講得十分明白：“我們必須構築起牢固的基礎，對此通盤考慮後的結論便是和平安全法制”。眾所周知，安倍口中的“和平”就是所謂“積極的和平主義”，即用“積極出擊”取代“專守防衛”，在抽空和平的本質後借其形骸推進自己的安全防衛政策。正是在這樣的“通盤考慮”後，有了“安保三支箭”，有了成套的新安保法體系，有了以朝鮮威脅為口實，劍指中國的對抗性軍事戰略安排。
那麼，新安保法生效後安倍將帶領日本走什麼道路呢？人們需要從安倍的政治理想與現實策略中尋找答案。安倍的政治藍圖上層疊着複雜的因果關聯，但目前的核心目標是三個：第一，修改和平憲法是安倍為首的民族保守主義集團的政治夙願，而藉助新安保法撬動和平憲法則是他們在現實操作中的手法和路徑。儘管改憲困難重重，但安倍本人還是在渺茫中寄希望以改憲把自己大寫在21世紀日本民族保守主義勢力再度崛起的歷史上。
第二，憑藉新安保法賦予自衛隊的“集體自衛權”進一步拉緊日美同盟，在“借船出海”中解決海外派兵權落地的現實問題。在安倍看來，新安保法將成為日美同盟升級的“靈魂”，既能夠使自衛隊不再面臨“即使美軍艦船受到攻擊，自衛隊也不採取行動”的尷尬境地，又可以把日本“提升為”真正成為美國“有事時並肩戰鬥”的盟友。
第三，在海洋問題上抹黑中國，為自己的海洋爭奪尋找藉口。多年以來，安倍一直熱衷在東海、南海搞聯動攪局。對內極力誇大地區緊張局勢給日本造成的威脅，對外則不遺餘力地渲染和炒作“中國威脅”，甚至不顧自己域外國家的身份強行介入南海事務，試圖策動其他聲索國構築遏制中國的鬆散聯盟。明眼人都知道，安倍一而再再而三地揪住“南海問題”不放，無非就是要借“中國威脅”之名，行新安保法落地南海之實。
新安保法下的強軍之路能走多遠
上述情況向人們提出了令人焦灼的問題：誰來決定日本新安保法實施的成敗？安倍的強軍道路究竟能走多遠？
關於一種社會運動的主要成因，筆者向來主張三點論，即觀察複雜多變的事物關鍵在於觀察“主流”“大勢”“隱患”等三個最關鍵的參考變量。展開講，就是社會運動行為主體中的主流動向、構成其客觀環境的國際大勢以及影響其發展變化的隱含變數。由此言之，包含中國發展在內的亞洲乃至世界時局與日本社會自身動盪的結果，以及日本社會發展中可能出現的“政治基因突變”，都是日本國家發展道路走向的決定性推手。
首先，按照傳統的矛盾解析法則，日本自身發展是核心因素中的核心。由於新安保法自身存在的危險性，這些配套法律自誕生之日起就備受非議，在野黨已經從中嗅出危險的味道，不斷發起反對聲浪。安倍自己似乎已經預感到新安保法不會那麼一帆風順地生效實施，於是賣力地闡釋新安保法對於日本的必要性。今年夏季日本的參議院半數選舉，將是檢證安倍新安保法實施後的第一塊“試金石”。
其次，國際局勢與潮流構成的外部條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新安保法實施後的成敗。其中，美國的亞太戰略以及對日本利用與防範的損益平衡判斷變化至關重要;中國的定力與針鋒相對地維護國家利益的戰略安排、其他相關國家的應對抉擇等也必然反過來影響日本新安保法的績效。
最後是新安保法實施過程中存在的諸多變數。一方面，日本春季國會上朝野攻防鬥爭未見分曉，安倍內閣成員能否在內心咄咄逼人與檯面上巧言令色之間把控平衡至為重要。另一方面，安倍強推新安保法的落點選擇與推進程度也充滿不確定因數，一旦形成“路徑依賴”，風險與難點還會隨之增加。試想，把自衛隊送上第一線就不能排除風險，倘若鬧出自衛官“殉職”事件，定會引發國內政治論爭，甚至連“供到靖國神社”還是“埋進香川海軍墓園”都會成為敏感問題。說到底，各種隱患均來自新安保法初始定向，危途之上毫無太平可言。
筆者認為安倍在日本強軍強國道路上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因為他的政治理想與日本社會政治生活現實存在較大距離。就當前而言，實施新安保法後的第一步邁向何方，決定着今後一百年的日本是重蹈歷史覆轍，還是平穩地邁過戰後的坎兒走向新岸。常言道“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人們在現實中拭目觀察，而歷史則在遠處等待着，等待為安倍的政治生涯以及他所選擇的國家道路蓋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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