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人品和罪恶,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比起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唐朝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宋朝戕害忠良的秦桧和现代祸国殃民的蒋介石等等这些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的坏人来,邓小平品格之低下,为人之狡诈,行事手段之卑劣和给国家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都是前者们所难以比肩的。?xml:namespace> 邓小平一生中,为了升官,脱险,翻案,夺权,复辟,报仇,发财,荫子……,说了多少假话,写了多少假信,发下多少谎誓,玩弄了多少阴谋诡计,确实是随机应变,数不胜数,很值得搜集起来编一本书留给后人,以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让这个极端狡猾,极端凶恶的反面教员充分发挥他的反面作用,以警示无产阶级的一代代后人:警惕啊!同志们!不要放过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 下面向网友同志们推荐一篇近日官媒披露的,文化大革命中,处于危境中的邓小平,如何向党和毛泽东同志伪言献媚,以求自保;而毛泽东同志又以怎样的磊落胸怀,教而不诛地对待邓小平。两相比较,这段史料生动感人地告诉了我们:毛泽东是何等地伟大,而邓小平是多么地渺小!毛泽东是何等地天下唯公,善以待人,而邓小平是怎样的背信弃义、恩将仇报!
附:《新京报》:《文革中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书信联系》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近日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官方首次为邓小平立传。邓小平“文革”期间被打倒的经历如何展现,尤为引人关注。该书称,促使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在家中收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新京报》编者注)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直到5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毛泽东让他(此“他”应为汪东兴——宗琪注)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传》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1971年,林彪叛逃,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第二年的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三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