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彼岸　来源：山丹丹红网原创

　　核心提示：邓“总设计师”是一个十足典型权欲加私欲熏心的实用主义者和投机分子（8）作者：彼岸十一.“四项基本原则”背后隐藏的阴谋“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以“多原则制造无原则”，以“一个核心达到以个...

邓“总设计师”是一个十足典型权欲加私欲熏心的

实用主义者和投机分子（8）

作者：彼岸

    十一.“四项基本原则”背后隐藏的阴谋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以“多原则制造无原则”，以“一个核心达到以个人为中心”的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目的。

    下面，我们就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以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真实意图，做一彻底地揭露和深刻的剖析。

    不妨先把“四项基本原则”引证出来以供鉴别，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136」”。冷眼看去，无论是从政治概括的准确程度上看，还是从思想表达的严谨性上看，都无从发现提出的这四个方面的要求，有什么偏颇、纰漏和不妥。但是，狐狸再狡猾，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在邓小平在抛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他又特别强调指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大家都知道，在党内能够代表党和领导党的人，必须是那个掌握了党和能够操纵党的幕后实权人物，所以坚持“一个核心”的结果，就必然是使党的领导权旁落到暗中操纵和控制党的幕后实权人物的手中。大家还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思想基础、理论根本和实践准则，抛弃、丧失或者偏离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不再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会因此而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历经了半个多世纪(1921～1976)用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因此，就是在这样一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竟然能把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排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党的领导”之后，不能不说是邓小平为了达到背叛马列主义和抹杀与篡改毛泽东思想的对我党的指导地位，而别有用心地布下的“迷魂阵”和使用的“障眼法”。因为在“四项基本原则”当中，只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纲，而其余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都是目。只有牢牢地把握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大方向，才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所以，邓小平提出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形成以“多中心”制造“无中心”，以“多原则”达到“无原则”的混乱结果。如果他仅仅只是在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而没有特别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这四项原则中的“核心”也就罢了，纵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我党中的指导地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所锻炼和养成的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和正义性的认同与遵守，势必会在其后的工作和实践中，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自觉自愿地统一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上，形成不可动摇和改变的态势。所以，也正是由于邓小平老谋深算地觉察和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才在故意布下了“四项基本原则”的迷魂阵以后，又以“改革”的总设计师的姿态，而特别指出了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排序在“老三”位置上的“共产党的领导”，是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核心”说法。这样一来，就为今后他能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施惑乱和篡改，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方向进行扭转和偷换，打下伏笔和做好铺垫。

    不谙熟人性的癖好，不懂得玩弄政治手段的人的本性的阴险和狡诈，就自然发现不了这其中所隐藏的奸计和诡秘。“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实质上就是在利用“存在于现实当中的团伙性集权”即所谓的“党的领导”，来模糊、掩盖、替代和否定具有代表着方向性、实践性和指导意义的其余三个重要方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

    诸位可否深入思考过，什么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又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党”就是一个神圣不可冒犯的“神”而凌驾于全民之上?并且这个“神”天天都在为中华民族的芸芸众生而抛洒甘露和提供衣食住行?经过缜密地思考之后，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所谓的“党”，就是指那些在借助于某种政治概念和思想束缚的前提下，由现实存在的一帮或一群的“吃着五谷杂粮、且放着臭屁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和刘老五等”一干人，依靠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背景，通过某种宣誓或不宣誓的仪式和形式，而组织和聚拢在一起的了谋求自身利益的帮派、组织、团体和同盟。显然，仅仅停留在语言和文字上的“党”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没有任何的指导意义和行动能力，而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党”，却是一帮或者一群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和生命体，那么，这些由“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和刘老五”等一干人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背景的人，通过一系列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精神的、文化的和习惯的东西，而组织和联合在一起，形成了被冠以“××长”“××经理”“××董事长”和“××企业家”的名份，公开地和频繁地进行以下达命令、发布指示、组织会议、巡视访谈、工作检查、教育培训、考核记录和调查问责等为名堂的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利益关系的阶层和群体。

    一个人，总有死亡的时候；一个生命体，也总有完结的一天。所以，当一个“高尚的、纯粹的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共产党员”死亡之后，而由另外一个或许是“高尚的、纯粹的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或许是“既不高尚也不纯粹，并且还不能脱离低级趣味的”以至根本就是“一个卑鄙的无耻之徒”继承和延续了共产党这个名称，使其摇身一变而成为了一名活灵活现的共产党员的时候，那么，有谁还能保证“党的领导”还会像从前一样，是高尚和纯洁的呢?所以，正是由于人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堕落一面的驱使，而使那些在和平年代充当“党的领导者”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事旨在为满足自身的安逸舒适和奢侈享受进行的大量非法交易和堕落勾当，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一切崇尚剥削压迫的社会在舆论和公众方面，却还都极其阴险虚伪和大言不惭地把这种堕落的行为开脱为“符合人性的需要”，其实，这哪里是符合什么“人性的需要”啊，而分明是符合当权者的“反动阶级本性需要”而已。所以，对于这种人性形势下的“党的领导”，还能寄希望于他们把“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其它三项——“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落实和执行运用下去吗?毫无疑问，其余的“三项原则”都会被他们以“党的领导”的名义，而全部、干净和彻底地篡改、演变、替代和抹杀掉。这就是邓小平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核心问题的原因和秘密所在了。邓小平看到的是只有抓住了“党的领导”这一问题的关键和核心，就等于抓住了整个党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邓氏特色改开”的命脉和全局，就等于抓住了那些个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和戴着“德才兼备”的高帽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和刘老五等当权者的生命线和灵魂，而其余的三个方面——“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只不过是为了铺陈和点缀这一“核心”问题而故意打出的幌子而已。所以，“四项基本原则”中的除了“坚持党的领导”以外的其余三项，都是邓小平为了阴谋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把中国人民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假借“民心所向”的思维定式，抛出去的用以迷惑由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和刘老五等担当的党内各级领导者，布下的迷魂阵和设下的圈套。

    无独有偶，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为模糊和遮蔽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视线，更快更早地实现他颠覆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邓氏特色改开”大梦,又提出了“一个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邓氏特色改开”’”。其实，这都不过是他为了更近一步地淡化和疏远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把老一套的做法作重新翻版使用罢了。

    十二.在政治上大耍两面派手法是邓小平的拿手好戏

    邓小平在他的所谓“邓氏特色理论”中，大耍两面派手段，一边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另一边却又在拼命地抓党权、军权和政治路线的制定权力，把过去的由工农兵所掌握的政权，演变成由服从和拥护他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以及在本性上追求堕落和反动的无良知识分子组成的官僚政府。邓小平的一心谋求复辟变天以及拉历史倒退的反动嘴脸，主要体现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言论上，即他明确提出了当前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在十三大上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邓氏特色改开””的基本路线。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这样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一行时阐述了我国改革的由来、过程和目的。他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不成功。过去搬弄外国的模式，再加上我们的一些错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思想的僵化，并且妨碍了人民和基层发挥积极性。中国党的错误，从1957年起主要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使中国在将近20年间处于停滞状态。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把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新的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

    邓小平的根本性错误在于他把政治问题同经济关系尖锐地对立起来，即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发展经济之间，形成了“非此即彼”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致当他把经济提高到凌驾于政治之上，并以经济问题完全取代了政治方向之后，全党乃至全国各种不同的声音就在他的蛮横无理的政治敕令——“不争论”和清除“三种人”的法西斯专制下，全都消声匿迹了。

    邓小平的“初级阶段”谬论，十分露骨地体现在1982年12月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然而，邓小平虽然在表面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大搞“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假像，而在背地里他却在积极努力地策划和编制为他的复辟变天大业进行服务的政治力量和班底。这主要表现在他特别突出地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党的领导”是重点和核心这一问题上，这说明他在向别人释放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思想烟幕弹的同时，自己却还在念念不忘地“抓权”和“拢人”，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在政治上拉帮结伙，来达到他在实际当中掌权、篡权和夺权的目的，从而为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剥削人民、压迫人民、投向帝国主义和开历史倒车的美梦铺平道路。

    资料一：《邓小平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次是抗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信息来源：http://view.news.qq.com/a/20130309/000014.htm

    http://tieba.baidu.com/p/8234006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e02b6901000ajb.html

    http://shenzhouyecao.blog.163.com/blog/static/13133221320147965554861/?newFollowBlog

    资料二：《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信》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1976年10月10日

    信息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a886ed0100q4ax.html

    http://bbs.railcn.net/thread-515757-2-1.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0e83b1200100d4d7.html

    http://shenzhouyecao.blog.163.com/blog/static/13133221320147965554861/?newFollowBlog

    资料三：邓小平是一条“传奇”式的反革命变色龙

    有人说邓小平的人生是“传奇式的人生”，这种说法正确又不完全正确。他的三起三落确实具有传奇色彩，不过仅就他这种权变的超人技术就肯定他的一生是有失偏颇的，更应指出他“传奇”的反革命性质。从党的八大开始，就心生反骨，要同赫鲁晓夫一样走资本主义道路，长期以来同毛泽东作对，要复辟变天，只是毛泽东的存在使他没有得逞。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受到人民批判时，他又是检讨，又是“自述”，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反省自已的错误，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毛泽东，发誓赌咒“永不翻案”，那态度之诚恳，检讨之深刻，歌颂之极致可叹为观止。但是，当毛主席一逝世，“永不翻案”立即变成彻底翻案，过去的检讨、保证全部拉倒。今天我们将他的检讨同他后来一手泡制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相关内容作一比照，看看他的人生是“传奇人生”还是变节人生。前面的一段黑体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检讨或自述内容，接着的一段是他一手泡制的《决议》的内容，看看他是怎样自搧耳光的，怎样投机“变色”的。

    1.(正)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分的；对于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是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方面的。(邓小平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反)党的领导(指毛泽东——作者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燥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点评：邓小平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自已说的话从来都不算数，他在检讨中承认自已一直是“右倾”的，而在〈决议〉中不仅不承认自已“右倾”反过来反起了毛泽东的“左倾”，自已的一贯“右倾”反而变成了一贯正确。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的思想，作一个普通人都不够格，怎能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吗？遗憾的是，特色党仍然高举着邓小平的“特色”理论大旗，这不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智商的公然蔑视和污侮吗？

    2.(正)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邓小平《我的自述》)

    (反)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中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点评：他在《我的自述》中承认自已在“八大”会上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一是他胆大包天，利用主持修改党章的机会，在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歌颂赫鲁晓夫，大谈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见《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2页）矛头直指毛泽东。但他还有一个在这里没有提到的根本性的错误：就是他伙同刘少奇将否认阶级斗争，鼓吹唯生产力论的“主要矛盾论”塞进“八大”决议，否定毛主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英明论断。在文革中他都作了检讨，而在《决议》中又推翻原来的检讨，恢复了本来面目。这表明了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由来已久，劣根难改，不管他作过多少检讨，发过多少毒誓都是靠不住的，表明他是一个善于权变，愚顽不化的反革命两面派。

    3.(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避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壮举。。。。。。。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礡，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绩，无疑对教育和锻炼年青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顡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邓小平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反)“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点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中对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歌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得出的结论是“完完全全做对了”；可是在他泡制的《决议》中又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请邓小平们告诉我们，人民是听还是不听，听哪一段话，为什么？

    4.(正)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个人所犯的错误，肃清我们两个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我所犯的错误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邓小平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反)“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所谓“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点评：邓小平在检讨中承认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存在，承认毛主席的大字报“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并号召人民“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个人所犯的错误，肃清我们两个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还强调“我所犯的错误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可见其检讨诚恳有加。可是在他所泡制的《决议》中却又根本否定“走资派”的存在，否定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存在！这就表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不过是在捉弄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央工作会议这样严肃地场合，神圣的地方他竟然如此，他还有什么卑鄙龌龊的事干不出来呢？

    5.(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扫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衷心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邓小平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的检讨信)

    (反)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点评：林彪反党集团的产生本身说明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说明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所以邓小平在检讨中说打倒林陈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正确的。可是在《决议》中他又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对同一事物的评价，由“伟大胜利”一下子变成了“失败”，谁能相信是同一个人的思想观点吗？

    6.(正)一九六二年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说过不管黃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我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邓小平《我的自述》)

    (反)一九五八年，…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点评：一九五八年以来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不是毛泽东刮起来的，大量的历史资料已经证明是刘邓刮起来的，邓小平也在检讨中也承认并检讨了自已的错误。但是，在他所泡制的《决议》中却又将这一错误扣在毛泽东的头上。他伸手放火，缩手不认，颠倒是非，嫁祸于人，这不是“崇高的品格和风范”，而是卑鄙无耻的伎俩。

    7.(正)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完全没有必要搞第二个十条……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与了的。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道路方面。

    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邓小平《我的自述》)

    (反)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整个社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点评：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对自已长期以来的错误作了比较全面的检讨，承认“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而他总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他在〈决议〉中否认阶级斗争，否认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把“保证永不翻案”一下变成了马上翻案，彻底翻案。可见他是一个地地道道自食其言的小人。

    8.(正)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只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邓小平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反)“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点评：邓小平的根本问题之一是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来就不相信人民群众，自以为比群众高明，总想左右和掌控人民。他的检讨应该是找到了问题所在。但是，他在《决议》中又把文化大革命直接依靠群众说成是“既脱离了党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这既是荒唐可笑的又表明邓小平劣根不改。

    9.(正)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伟大红旗……我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同上)

    (反)他(指毛泽东，作者注)晚年对许多问题没有能够加以正确地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已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点评：邓小平在检讨中提出了一个鉴别标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这是比较客观的，而他在《决议》中却又嘲讽毛泽东不懂马列，可见他的狂妄自大和反革命两面派嘴脸。

    10.(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毛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他们一旦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邓小平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

    (反)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点评：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认为：粉碎刘少奇和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证明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必要的及时的。但邓小平又在他泡制的《决议》中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也否定了毛泽东。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只能表明邓小平的检讨是骗人的，是以屈求伸的诡计。这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人的“品格和风范”。

    从上述比较我们知道，所谓“邓小平的传奇人生”，“奇”就奇在“变色”突然，“变色”彻底,他是一个典型的空前绝后的食言而肥的变色龙。而这种奇“变”不是向好的方面变，而是向坏的方而变，因此只能叫“变节”，或“叛变”。所谓“邓小平的传奇人生”其实就是传奇式的变节人生，是他从无产阶级的同路人变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理人的人生。因此，他终将逃不脱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命运。

    必须指出的是，邓小平的一系列检讨，与其所泡制的《决议》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有他的一系列检讨在，〈决议〉就是根本不成立的。要否认或者回避他的一系列检讨，砍头留尾，割断历史，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抹杀不掉掩盖不住的。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如果他尊重历史事实，就应当首先对自已的检讨，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有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他的复出就是毫无道理的。但他并没有这样作，而是以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的批判”搪塞过去。问题留给了他的追隨者们，现在到了必须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再不说清楚，就进一步表明所谓“特色理论”不过是一个欺世盗名的理论，其追随者就会更加丧失民心!

    邓小平的检讨本身，是违心的又是事实求是的诚恳的。说是违心的，是由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的，他认为自已并没有错；说是实事求是的诚恳的，是他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不实事求是就不能表现出诚恳，不能表现出诚恳就不能过关，就保不住自已的政治生命，就无法东山再起。所以他承认错误不是为了改正错误，而是为了以屈求伸，东山再起，继续自已的复辟“大业”，这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因此，对于邓小平的一系列检讨，邓小平本人及其追隨者是永远不愿正视和不敢正视的，因为正视历史事实就等于否定自已过去的一切!历史不会永远保持沉默，在邓小平路线的错误已充分显露，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已普遍觉悟的情况下，仍不愿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历史切割的人，终将被历史无情地否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