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以強制政治犯和刑事犯從事奴役勞動為特色的勞改農場遍及全中國，臭名昭著的有東北興凱湖農場、北京清河農場、青海勞改農場、四川峨邊沙坪勞改農場、長壽湖勞改農場等，但在整個中國的古拉格系統中，夾邊溝這個中國戈壁沙漠邊緣的勞改農場只存在了短短七年，而且規模也不大，只算是個小型農場，但引起的關注最大。迄今已有許多作家和研究者為這個農場發表了專著，相繼有甘肅作家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夾邊溝死難者後人趙旭的《風雪夾邊溝》、丈夫死於夾邊溝的女右派和鳳鳴的《經歷—我的1957年》，甘肅定西縣作家王吉泰的《大祭靈》、前酒泉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邢同義的報告文學《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2010年的《南都周刊》的特別報導《甘肅夾邊溝農場50年》，鳳凰衛視的夾邊溝專題報導，此外尚有王兵的紀錄片《和鳳鳴》，以及劇情片《夾邊溝》等。

毛澤東時代，以強制政治犯和刑事犯從事奴役勞動為特色的勞改農場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艾曉最近又在香港首映了她長達408分鐘（近7小時）的五集紀錄片《夾邊溝祭事》，將夾邊溝勞改農場真相的挖掘和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為什麽毛澤東的勞改農場中，夾邊溝最惡名昭著？

我想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夾邊溝勞改農場集中代表了毛澤東的兩大歷史罪惡——大規模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及大躍進失敗造成三千多萬人死亡的大饑荒。夾邊溝勞改農場三千多犯人，絕大多數是右派分子，當時甘肅的知識精英和黨內幹部被打成右派的大都集中在這裡，其次是所謂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所占比例很小，前兩者都是政治犯。夾邊溝可以說是關押右派分子的集中營。

第二，這個右派分子集中營在大饑荒的結局最慘烈，餓死的比例非常高，因此也最具有代表中國古拉格的符號象徵，用艾曉明的話來說，夾邊溝就是中國極權主義制度製造的滅絕災難的一個縮影。

當年全國大饑荒，甘肅是重災區，夾邊溝所在的張掖地區人口兩百萬，就有多達五十萬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當中國農村餓殍遍野的慘狀已無法隱瞞時，中央被迫出面善後，第一解決的是河南信陽事件，第二就是所謂甘肅通渭事件，第三也是甘肅的中寧事件。可想而知甘肅饑荒之嚴重。而偏遠荒涼、自然生態極端惡劣的夾邊溝農場更是重災區中的更重災區，作為政治賤民的右派分子，他們面對饑荒的災難更加無力和脆弱。夾邊溝這片荒漠的土地生產本來只能養活幾百人，但當局卻在此流放了三千多政治犯，強迫他們在飢餓的狀態下從事高強度的勞動，在全國的大饑荒還沒開始的時候，死亡已開始籠罩著夾邊溝這個奴工營。到甘肅大饑荒達到最高峰的時刻，夾邊溝的右派分子竟然被拋棄到一片荒野中任其自生自滅。結果夾邊溝三千多右派分子最後只有約五百人活著離開這個死亡集中營，其餘都成了荒野中的冤魂。在艾曉明幾十年後到現場拍攝取景時，還可見到“白骨露於野”。

即或在大饑荒重災區已夠悲慘的當地人眼中，夾邊溝也是一個比他們遭遇更可怕的悲慘世界。當地人一直傳聞夾邊溝的人已死絕了，他們不相信能有五百人從這個地獄中活著出來，認為這是一個假報的或被人為高估的數字。這個懷疑是可理解的，因為夾邊溝總共有多少右派分子，最後死了多少，活了多少，至今仍是被掩蓋的國家機密，上述所有作家和調查者都無法查到準確的數字。在1960年的冬季，中央監察部長錢瑛到張掖視察災情時，途中無意發現荒野溝壑中堆積著數百具無人掩埋的餓殍屍體，才解救了最後的倖存者。倖存者說，若非錢瑛無意發現和解救，夾邊溝的右派分子真的可能會全部死絕。

在香港的首映式上，參加《夾邊溝祭事》拍攝的北京老右派任眾披露說，最後逃得一命的右派，他們能活著走出夾邊溝，除了頑強的生存意志，不擇手段如野獸般地尋找食物，許多人是靠吃餓死的難友才能活下來。片中，有兩位倖存者談到了人吃人。其中一位說，夾邊溝餓死的人骨瘦如柴，全身沒有一點肉和脂肪，要吃只能挖出他們的內臟來吃。

片子無法以視像還原當時慘絕人寰的可怕場景，但聽任眾此說，馬上想到看過的一部美國記錄片，美軍解放德國納粹集中營時，那些兩眼空洞已成一具具人形骷髏的囚徒，以及一車車被當作垃圾一樣被鏟走掩埋的乾屍。

當然夾邊溝絕非中國古拉格中最慘烈的唯一個案。四川獨立記錄片製作人謝貽卉的紀錄片《大堡小勞教》披露的另一個兒童奴工集中營也相當令人觸目驚心。位於四川大涼山原始森林邊緣的峨邊沙坪勞改農場大堡作業區，五十年代管制勞教了五六千流浪兒童及問題少年，最小的僅9歲，最後有2600少年餓死於這場大饑荒。相信類似於夾邊溝和大堡小勞教這樣恐怖的死亡集中營，在毛澤東時代應該還有不少，尚待後人去發掘出來。

謝貽卉（左2）在香港1908書店放映她拍攝的《大堡小勞教》。

對毛澤東的暴政，中共當局至今一直力圖掩蓋和修飾，以至今天的許多中國年輕人對一個發生在其父輩身上，高達三千多萬人死亡的人為大饑荒竟然一無所所知。

在艾曉明的《夾邊溝祭事》中有這樣的一幕。一位老人在大饑荒中有兩個家人餓死，他的孫兒不相信有這回事，對祖父說：現在的人節食減肥都困難，哪能沒有東西吃？還說如果政府不給吃，為何那麽老實不反抗。看得正悲戚不已的觀眾當場忍不住爆發笑聲。

曾經歷共產極權黑暗時代的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ima）說，我們應該以對抗遺忘來對抗死亡。另一位捷克作家昆德拉說，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對於我們有同樣慘痛經歷的中國人，面臨同樣的歷史拷問。我們要不要對抗遺忘？要不要去喚起那些被強權封存的黑暗歷史記憶？要不要去挖掘那些可怕的真相？能不能讓中國的奧斯維辛就像夾邊溝的冤魂白骨一樣被掩埋在歷史的荒漠中？

如果我們選擇逃避和遺忘，冤死者得不到歷史的正義，群體滅絕罪的兇手無法受到歷史的審判。而更重要的是，如果無法釐清歷史，中國將永遠無法走出極權專制的怪圈，以至於如資中筠教授所說，一百年過去，中國幾經變遷，但依然老樣，“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

對抗遺忘，第一是要將掩蓋的歷史真相挖掘出來，就是要搶救歷史。第二就是要用某種形式將這個歷史真相呈現於公眾，讓被蒙蔽的人，尤其是未經歷這些歷史的年輕一代知道二十世紀的中國到底發生了哪些可怕的悲劇。第一點來說，上述的作家、學者、電影工作者，以及歷史事件的當事人都做了很好的工作。而第二點，因看了《夾邊溝祭事》讓我思考一個傳播技術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這是事實，但還是有人不是不知道事實，但仍然原諒大饑荒的元兇毛澤東。這是為什麽？因為人對於某件事某個人持何種立場，不僅是靠事實的認知，還要取決於他的價值觀念和情感。如果一個人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再多再堅實的真相都無法改變他的立場。但有的則是因為感情的包袱。多年前，我曾訪問過香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他是香港的傳統左派，傳聞是位共產黨員，但他不承認。在訪問中他告訴我說，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我問他，文革結束後，知道了共產黨許多黑暗的東西，為什麽還要做他們的黨外布爾什維克，他說，這就像愛上一個人，有了感情一樣。

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當獲知某個真相後，不是立刻轉變立場，首先是情感上受不了，很痛苦，拒絕相信真相，要經歷一段感情煎熬的時期，慢慢消化事實真相後，才會逐漸改變原有的認知。但也有人則會因為真相的強烈衝擊直接打動了良知而即刻改變原有的立場。

以前我們是用筆來揭露現實和歷史的黑暗和醜惡，我本人至今也是如此。但近年來，隨著數碼傳播技術的發展，大陸湧現出一大批獨立電影製作人，他們是用鏡頭，用視像來做我們做的工作，拍攝了許多反映社會現實和歷史真相的好片子，僅這一年來我個人在香港已看了好幾部這類記錄片，每次都被感動得眼淚稀里嘩啦。就大眾傳播的作用來講，電影視像比文字更直接，在情感上更易感染到人，因此更易喚起人的同理心（empathy）。

《夾邊溝祭事》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劇場首映，相當成功。事先登記的觀眾完全爆滿，未登記的在外面排著長龍等待候補，使得組織者、工作人員和義工全都得讓出自己的座位，但最終仍有20幾人無法入場。近七個小時的馬拉松放映，沒有人顯示厭煩，有事不得不中途離場的也以購買《夾邊溝祭事》的DVD作為彌補。場外DVD很快全部售罄。場內，觀眾心情隨著片子的情節起伏，看到悲慘處，全場一片唏噓抽泣的聲音，我也頻頻摘下眼鏡拭淚。

《夾邊溝祭事》採訪了大量的當事人，最大可能地復原了歷史的真相，而同時倖存者和罹難者家人面對鏡頭的回憶，讓我們能直接感受到他們的痛苦。首映之夜，最多的觀眾是年輕人，不少是講國語的大陸學生。面對衝擊力如此之強的視像，他們內心一定相當震撼。不管他們原來對這一歷史真相是如何認知，當他們走出這個劇場時，其認知、觀念和情感，一定有相當大的轉變。我想這也是《夾邊溝祭事》首映成功的原因之一。如果中國有幾部這樣的片子能夠公開放映，一定會像原子彈一般，頃刻之間就會徹底瓦解整個毛粉大軍。

從大眾傳播的感染力度來講，視像應該是優越於文字的。當然這不是說，劣質的視像作品也會好過文字，而且兩者各有功能，相互無法完全取代。我只是認為這些獨立電影工作者在反抗遺忘的工作中開闢了另一個天地，在向普通民眾傳播真相中可以起到文字工作無法起到的作用。我想這可能是本來從事文字工作的艾曉明最後拿起攝錄機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