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朋友，也是开放杂的老同事日文翻译家董炯明先生翻译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历史文献，日本人北一辉所著的《支那革命外史》。

北一辉（1883年4月3日－1937年8月19日）是日本上世纪初一位相当传奇的历史人物。他原为日本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後来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开山祖师（可见社会主义同法西斯主义可以是一线之隔），他192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主张日本对外扩张，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源头。

  但北一辉这位国家社会主义者很同情中国辛亥革命，是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八个日本人之一，并与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宋教仁结成生死之交，辛亥革命爆发後，北一辉立即受宋教仁邀请来华参加革命，曾亲赴武昌、南京、上海革命前线。其人在中国近代史的这个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角色。北一辉回国後写了这本《支那革命外史》，以一个既为当事人，又是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为中国辛亥革命留下了一份亲历者的见证。但奇怪的是，在这一百年来，北一辉其人其书竟然被中国人所遗忘，他留下的这份珍贵历史文献在董炯明翻译出来之前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听说过。

而更奇怪的是，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头一年，董炯明应大陆作家傅国涌之请翻译这本重要历史文献,以便赶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周年在中国出版，为研究辛亥革命历史提供一份难得的新资料。董炯明2012年翻译完成後，大陆的磨铁图书公司寄来合同，计划出版印刷1万册，但想不到这份资料被视为涉及了重大历史需要特别送审，最後未能过关。虽经傅国涌多番推介，但仍无一家出版社愿意接手。在台湾寻求出版，虽然有文化界重量级人物在中间牵线，也未能成功。

这份有关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文献，讲的是一百年前的事，那时还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并且这本书也不涉及中国当下任何敏感政治，为何过不了中国大陆的审查，也引不起台湾那边的重视？岂非怪事！

  董炯明辛苦七个月的译稿竟如此一放四年，看来就将从此弃置在书桌抽屉中永远吃尘的时候，突然来了个侠义的香港新锐媒体人许骥出手相助。四年前许骥访问过董炯明，这时获知该书无法出版，於是由他出面采用现互联网流行的“众筹”（crowdfunding）方式，两个星期即为这部书募集到足够的出版资金，使得中国读者才可以读到这个重要历史文献。由於董炯明只翻译了此书关於辛亥革命部分的章节，因而书名改为《一个日本人的辛亥革命亲历记》

    读董炯明的译著才知这份重要历史文献为何在中国被冷遇近百年。原来作者北一辉虽然支持和参加中国的辛亥革命，但却是孙中山的死对头，他在这本书中对孙中山的评价与国共两党的官方定性是南辕北辙的。北一辉是在孙中山面前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但同盟会很快发生分裂。日本政府受到清廷压力，要驱逐清国乱党孙中山出境，特地给了他一笔巨款作为路费，想不到孙中山离去时却“隐藏赠款之事”，置在日本苦撑革命工作的同志於不顾，因而引起同志公愤，北一辉自此与与章太炎、陶成章等结成反孙中山联盟。在这本书中，北一辉大肆批判孙中山的革命路线，指孙为“亲美主义者”，不顾中国国情，照抄美国联邦制，其革命理想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并指1911年的辛亥革命，已离开中国十馀年，革命爆发时远在万里之外美国的“孙逸仙君完全是个局外人。”“革命结束了他才姗姗回国，要做的事其他革命领袖都已做了。”

    北一辉的刎颈之交宋教仁遇刺事件，至今是宗悬案，当时孙中山咬定是袁世凯买凶刺宋，以此为藉口发动了武力分裂民国的二次革命，而在这本书中，北一辉则声称杀宋教仁的是孙中山忠心马仔青帮头子陈其美，孙中山是幕後主使人。北一辉当时意图查明宋教仁遇刺案的真相，遂自组调查团，他的结论是，“鄙人可以负责任地说，袁不是暗杀宋的主犯，他仅仅是个从犯而已。暗杀计划的主谋者是宋的革命“战友”陈其美，还有一名惊天从犯，即为世人所尊敬的***——此人权势最盛之际，正是作恶最烈之时。”北一辉没有点名，但明显是指孙中山。

大陆学者张耀杰在他的著作《谁杀了宋教仁》中也提到宋教仁与孙中山交恶，认为刺宋的主凶是陈其美，而幕後黑手怀疑是孙中山。书中也引用了北一辉的看法。

国民党因蒋介石是孙中山的权力继承人而将孙推崇为中华民国“国父”，共产党则因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得以在中国崛起最後建立政权，而给予了孙中山“革命先行者”的伟大头饺。孙中山这个所谓的民国圣人是被国共两党共同摆上神坛的。而近年，中共对孙中山的封神更上了一个层级。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作了一个概述，“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在中共官方的历史定位中，首次享有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同的历史地位。职是之故，在红色中国发表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负面资料，也变得障碍重重了。

董炯明译著出来後，网上有一番热烈的讨论，据香港记者潘慧莲提供的线索，发现这本书在抗战胜利前夕曾由日据时胡兰成在南京创办的《苦竹》月刊社翻译，（胡兰成任主笔的汉口《大楚报》出版过，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郭廷以图书馆收藏有一孤本，但书名叫《中国革命外史》。能够翻译出版，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也正因为如此，译著虽出版後来却未能流传。

因为国民党尊崇孙中山为国父，自然这具神像也是碰不得的，因此对孙中山人生中并不伟大的事实往往是极力掩饰，唯恐有损国父光辉形象。除了北一辉此书，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即孙中山遗弃日本妻子大月薰一事。

1905年流亡日本38岁的孙中山在日本小妾浅田春逝世後，娶了一位18岁的日本少女大月薰为妻。

但新婚不久大月薰还在怀孕中即被孙中山遗弃，让她及她那位从未见过父亲的女儿富美子在贫穷困苦中自生自灭。辛亥革命成功後的1913年孙中山重到日本，这时万人簇拥，风光无限，但他并没有去见一下大月薰母女，甚至连找个手下人去问候一下也没有，可谓绝情之极。当时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报导孙中山在横滨见华侨的盛况时，提到一位叫薰的日本女子是孙逸仙夫人，此时她站在欢呼的人群边缘，远望可见而不可即的丈夫，失声痛哭，最後哭昏在地。

被丈夫抛弃的大月薰後来为了生存，两度改嫁。女儿富美子身世也很悲惨，5岁时被母亲送给一位鱼贩做养女，直到1956年才与母亲重逢，获知自己的身世。富美子逝於1990年，留有两子宫川东一和宫川弘，即孙中山的外孙，两人至今仍在人世。

孙中山对日本少妻始乱终弃一事当年日本兴中会的许多革命同志都知道，为两人作媒的日本华侨温柄臣是兴中会会员，为孙中山在日本的主要支持者，而且两人同居的家就在兴中会会址附近，但所有知情者对孙这一婚姻都闭口不谈，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使其完全消失在中国的历史中。直到1984年日本一位研究孙中山的学者久保田文次首次公开披露，在日本引起轰动，消息才传了开来，但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仍然封锁消息，认为不利国父形象，当时只有党外的报刊报导了孙中山这宗“樱花恋”。

中国近代史太多篡改、扭曲、蒙蔽和遮盖，太多对革命领袖脱离真实的歌颂美化和粉饰。今天梳理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实在有必要破除历史研究的禁忌，破除伟人的神话，还原历史的真相。董炯明、傅国涌和许骥诸君不计得失，为翻译出版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所作的努力，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