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17日在北京生活的美國漢學家Jeremiah Jenne於洛杉磯書評雜的博客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我的新書《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他寫得很認真，還為此曾在他生活的社區公園中訪問了一些當地民眾，問他們如何看待我這本書披露周恩來是同性戀者的這個秘密。據他說，受訪的北京居民以譏諷的口氣表示不相信，有一位還指責說是外國人對周恩來的誹謗。

Jeremiah Jenne的書評基本肯定了我做的研究方向，也提出一些珍貴的意見。感動於他的認真，決定寫一篇回應文章，就他疑惑的一些問題，談談我的看法，並藉此機會向一些讀過我書的朋友和讀者們解答他們心中的一些疑問。

我寫這本書相當認真和嚴謹，引用的所有材料都有出處，並做了分析查證，不是只要有出處的，我就一律信以為真而採用。比如坊間有書指周恩來從法國歸來能夠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是因為獲得當時共產國際領袖季米特洛夫的一封引薦信，對這個說法我在認真查找資料並做了時間比對後，認為不符事實而未予採用。對自己的結論，我也反覆引用材料論述，盡力做到立得住腳。

因為是要寫成一般讀者都喜歡的大眾讀物，我對周恩來秘密情感的分析和解密，是採用了剝洋蔥的方法，先從大眾普遍疑惑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婚姻開始，然後再涉及廣為流傳的周恩來與一些女性的緋聞，層層撥開，層層否定，排除了周恩來和任何女性有愛情關係後回到核心問題，即周恩來個人的情感趨向歸於何處這樣一個秘密。

Jeremiah Jenne在肯定我的寫作之同時，認為我的論斷“周恩來是同性戀者”所提供證據還嫌單薄。他首先提出的第一個疑問是，我是否以今天人們對同性戀的理解來套到中國歷史人物身上。

周恩來當然是歷史人物，但我想Jeremiah Jenne所謂的歷史人物，應該是婚姻性愛觀念有別於現代人的中國古人。可以肯定地說，周恩來不是古人，也不是新舊過度的民國時代仍然拘泥於儒家道德傳統的舊時人物。他是一位現代人，在他青少年時代是當時所謂的新派青年，他在南開中學（中國最早的西式精英學校之一）接受的是西花程度很高的現代教育。他早年的書信日記，雖然採用的是一種半文言半白話的文體，但他對婚姻、愛情的看法是新派的，受西方影響甚深。我在書中特別提到，周恩來到日本後為情所困，是由於當時中國主流社會已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影響，對男性之間的性愛情慾抱著批判的態度，因此之故周恩來知道自己情感傾向為當時社會主流所不容，才精神非常痛苦。他在2月15日這天的日記，有對他情感苦悶的長篇記述，說他無法斷絕和他有緣的人，破不開情關：

以後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為孤單獨處的緣故，看著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繞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不如排棄萬有，走那“無生”的道兒，較著像省事的，鬧了多少日子，總破不開情關，與人類總斷不絕關係。雖不能像釋迦所說“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麽大。然而叫我將與我有緣的一一斷絕，我就不能，那能夠再學達摩面壁呢？既不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這個苦處擾，我到今年一月里才漸漸地打消了。

對於周恩來日記中表達的感情，我認為自己完全沒有誤讀，周表達的感情是愛侶之間的情愛，而非男性朋友之間的單純友誼。

周恩來第一天的日記就說，他“有生以來沾著一個情字”，2月15日的日記又說他“總破不開情關”。“情”從字面來講，可以解釋為感情，也可解釋為男女之間或同性之間的情愛。周恩來在日記中提到的這個“情”字應理解為男女之間或同性之間的“情愛”，而非泛泛的人類感情。“情關”這一詞至今通用，一般都指“受到愛情困擾”的意思。因此周恩來在日記中所說應該是指他正在戀愛之中，而且還為他的戀愛所苦，無法擺脫。如果周恩來是指朋友之間的友情，應該不會這樣表述。在傳統中文表達中，男性朋友的友誼稱之為“義”，即“朋友之義”。當然也有用“情”字，但前面會加上限定詞，比如“兄弟之情”、“結義之情”等。如無限定詞，兩位男性之間談“情”，就很難不被人懷疑其有超越友誼的情愛關係。

退一步來說，如果周恩來這裡的“情”是指朋友之情，為何要把“有生之年沾著一個情字，至於赤子之心”後面的話用濃筆塗掉？這被塗掉部分很明顯是與周恩來的“情”有關，很可能很明確清晰地披露了一些具體的細節。中國傳統文化相當推崇男性友誼，甚至置於夫妻關係之上，如果是男性之間的“兄弟之情”，又有什麽樣的心理障礙使周恩來無法宣洩於口而必須塗掉掩飾？2月15日的日記談到他破不開情關，說“叫我將與我有緣的一一斷絕，我就不能，”這些有緣的人如果只與他是金蘭之交的朋友，周恩來為何起意要“斷絕”，為什麽又為斷絕不了而苦惱？

很明顯，他這個“情”不是為社會所容許的感情，是不能公開表達的，與他有緣但要被迫斷絕關係但他又不斷絕不了關係的人，應該是與他有一種超越純粹友誼，而他又依賴極深，情感上無法擺脫的關係，這種關係也是社會所不容的關係。

Jeremiah Jenne指出，中國男性情誼形形色色，中國男性友誼光譜很廣，從純粹的男性友誼到有情有欲的同性戀人都有，因此同性戀和男性友誼之間的界限相當模糊。他特別提到，在傳統中國男性的性愛中，有些已有家室的上層社會男子狎玩男童，這些男童能歌善舞以取悅客人，稱之為相公，但狎玩他們的男子不一定是同性戀者。

周恩來和李福景攝於1915年南開同學時

1，周恩來和他南開中學學弟李福景有超越男性友誼的情誼。

這個問題，我在書中已涉獵到，特別提到中國傳統強調男性友誼，甚至人倫價值排位上將其放在夫妻關係之上，所謂“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裳”。而且由於傳統中國男女之間禁止社交，即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男性的社交只能在男性的圈子中活動，因此男性友誼中可能也夾雜著很難為外人所知的同性戀，使得男性友誼和同性戀之間的界限模糊化，但同時也使得中國同性戀者比起西方有較大的公開活動空間。另外西方的同性戀者可以獨身，但中國儒家文化傳統極之重視家族繁衍傳宗接代，同性戀也一定會結婚生子，完成傳宗接代的家族責任，這也使得中國同性戀者可以隱身在有家室的男子之中，因此有家室的男子未必就不是同性戀者。

Jeremiah Jenne提到的中國男性狎玩相公有獨特的時代背景。

由於中國清代官場禁娼，為滿足情慾，身居北京的官僚以能歌善舞的男童（相公）作為妓女的替代品，因此北京著名風化區八大胡同最初即以男性賣淫的相公堂子為主，中國京劇名旦梅蘭芳即出身相公堂子。但在清朝晚期，相公堂子已式微。周恩來青少年時代更是風氣大變。如果Jeremiah Jenne認真讀完我這本書，就知道我的書對周恩來這個青少年的時代背景已交待得很清楚。由於西方基督教文化傳入中國，同性戀在中國主流社會逐漸成為禁忌。民國時代不禁女性出賣色情，但禁止男性賣淫。民國元年北京政府下令禁止男性賣淫的相公堂子，主要理由是男性賣淫“貽笑外邦”（讓外國人譏笑我們）。因此民國時代的男子除非是同性戀者，已沒有必要以相公作為妓女的替代物來滿足情慾。而周恩來在日本讀書，已是民國七年之事。

而最重要的是，周恩來和同性愛人李福景兩人出身同樣的上流社會世家，並有世誼淵源，社會地位相當，而且兩人的人格是完全平等的，周恩來對李福景的愛是現代意識相知相交、兩情相悅的平等的愛，完全不存在舊時上層社會男子與操賤業的相公之間狎玩和被狎玩的不平等關係。

傳統中國社會男女授受不親，但周恩來青年時代已可接觸女性，男女之間已有一些公開的社交（當然很有限），比如周恩來可以接觸到同學或朋友的未婚姊妹。而且進入民國，來自西方的男女婚姻自主觀念也開始影響中國，追求婚姻自主的上層社會青年越來越多，周恩來本人即是其中之一，他對愛情婚姻堅持自己有選擇權。周恩來曾多次拒絕老師同學和朋友的提婚。周恩來赴日之前向他提出的一宗婚事，對方是位正在受現代西方教育，家室良好的美麗少女，郎才郎貌、女才女貌，周若同意，將締結當時最令人羨慕的理想文明婚姻（即包辦婚姻的對立面），但周恩來因為自己的性取向而拒絕了。其後他在日記強調他信奉“不婚主義”，這個當時在中國最激進的思潮——無政府主義的一個口號。顯見周恩來對待婚姻愛情的方式是現代的，不能將傳統舊中國上層社會男子的性觀念和性行為套到他頭上。

 周恩來元旦日記最後一部分被塗掉

2，周恩來1918年旅日日記元旦開篇就說他有生以來沾著一個“情”字，但這個情是對誰而發，周恩來用濃墨將這個記載塗掉了，筆者考證後指此人是李福景。

Jeremiah Jenne指我根據周恩來8月27日這天日記最後一段文字“從怎頁起直至十月二十五日，吾未嘗提筆一記，此心之傷實歷兩月。每當月夕風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想吾慧弟，尤難受也！”而判斷周恩來對他的年輕學弟李福景有同性戀愛情，還不足以說服人。

周恩來寫下的這段文字，是他獲知李福景要去香港升學，而非到日本和他團聚後精神立刻崩潰，兩個月後所補寄的一段日記。

如果憑藉孤立的這段文字，確實很難下這樣的結論。但這是我一系列分析的最後一部分，前面已有大量資料做了鋪墊。這段文字如果放在我書的上下文中，得出相關的結論是順理成章的事。

首先我已指出，日記一開篇就說周恩來正在為愛情所苦，後來又說他破不了情關。周恩來日記中還多處引用表達相思之苦的古典詩句來表達自己的感情，比如“綿綿葛藟綿綿恨；寸寸相思寸寸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等。

既然他在為愛情所苦，他一定有所愛之人。那麽，周恩來所愛的這個神秘情人是誰？第一天日記被抹掉部分可能就是答案。雖然被抹掉，可否通過對日記抽絲剝繭般地分析去找出這個神秘的情人？如果他愛的是一位女子，我這本書的整個主題就已完全不成立，書也就不必寫了。但在分析了日記及其相關資料，我得出肯定的答案，他情感所指的對象不是一位女子，而是他的男性同學李福景。

 周恩來引用了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一首詩《昭君詞》作為他其中兩天日記的格言：“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到不如宮裡時。”昭君是中國漢朝皇帝漢元帝的一位美貌宮女王昭君，她不幸被遣嫁給塞外的匈奴王作妻，引來中國歷代文人的同情，寫詩悲嘆她的命運。白居易這首詩寫已嫁到塞外的這位美女對舊主漢元帝仍思念不已，甚至希望有一天還能回到漢元帝身邊，因此要將回漢地的使節詢問君王“黃金何日贖蛾眉”（什麽時候拿黃金來把我贖回去），並說如果君王問起我現在如何，就說我還是像以前那樣美麗。我根據這兩天日記內容已考證出，周恩來引此詩是自比為王昭君，而他托漢使傳達深情的君王就是李福景。

 周恩來在寫下上述“月夕風晨、雨窗花前”這段感情纏綿的日記後，因為精神痛苦，已基本不再寫日記，因此他旅日生活的後半段竟成為空白，他曾在一位同學吳瀚濤家住過一個多月，此人的回憶證實他精神痛苦，人變得憤世嫉俗，猶如失戀一樣。

 而且在此之前，我也引用周恩來在日記中的話指出，周恩來厭惡男女之間結成婚姻，說婚姻是最苦惱的事，夫妻結合的唯一功能就是繁育。但他又極之推崇愛情，不過他的愛情觀是“戀愛是由情生出來的。不分男女，不分萬物，凡一方面發出情來，那一方能感應的，這就可以算作戀愛。所以馬狗都可以有報恩的事體。至於夫妻，那純粹為組織家庭，傳流人種的關係，才有這個結合。”

 周恩來對李福景用情如此之深，按照周恩來上述的愛情公式，指李福景為他愛人，排除周恩來和李福景是純粹的男性友誼，這一結論不是牽強附會，而是完全符合周恩來的愛情邏輯的。當然我還是很慎重，只是說因為我掌握的只是周恩來對李福景這方的感情，只能說在周恩來眼中，李福景是他的愛人。至於李福景如何看周恩來則不知。周恩來愛男性，是同性戀者應該是無疑的。

 我全書引用的所有資料，排除了周恩來對李福景是一種純粹的男性友誼感情，肯定周恩來在情感上是將李福景當成自己的愛人，至於兩人是否有肉體關係，因為沒有資料，我未有做結論。周恩來另一位朋友路易艾黎，已公認為同性戀者，而且周恩來與路易艾黎兩人關係極為密切，但也囿於資料的缺失，兩人關係的真實性質，我也未去作出過度猜測。

 周恩來不近女色這一點已是公認的事實。Jeremiah Jenne提到，中國社會主流依照儒家和革命教義對周恩來不近女色作出的辯解還是很有力的。意味我需要對此作出回應。

 確實，我未就周恩來的禁慾和不近女色在儒家的教義上著墨，因為周恩來是新派青年，在寫下這本日記的第二年他就參加了反對儒家舊禮教的五四運動，他的不近女色與儒家教義無關應該不言而喻。其實中國儒家本身是不主張禁慾的，孔子即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認為食色這兩樣東西都是人類的天性。後期宋明理學講禁慾主要是針對女子，要女子三貞九烈，為丈夫禁慾守節，但男性是例外的。中國儒家極之重視家族繁衍，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使得其中最道貌岸然，大講“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學家也會在生育後代的幌子下三妻四妾，逞其情慾，不存在真正的厭女症，即不近女色。

 但我在書中對革命教義與周恩來禁慾之間的關係倒是做了釐清。我書中指出，在周恩來青年時期，他同時代的激進青年主張個性解放和性自由，與他一同出道的中共早期革命者在他們的革命年代非但不是清教徒，而且還有縱慾和性亂交的現象，只周恩來是個異數。就此我用了整整一章來討論，得出的結論是：“說周恩來為了革命不婚不戀，不符合上世紀三十年代革命者的現實。這個說法看來更多是來源於後來毛澤東統治時代，即所謂禁欲主義時代對前期革命生活的誤讀。”

 Jeremiah Jenne認為我應該就周恩來自己的性傾向陳述做出反駁。對此我頗為驚訝，因為我的整本書的大部分正是在做這個工作，給出的資料相當多。我基於這些資料指出，周恩來是用了一生的歲月來掩飾自己的性傾向，以假裝他是異性戀。他和鄧穎超的婚姻只是一個掩飾他性傾向的一個煙幕，兩人表面是模範夫妻，但這只是一個華麗的空殼。

 我指出，周恩來為了營造異性戀者的身份，甚至還為自己編造了一個初戀物件張若名，一個與他一道赴法的女子。我的書以資料證實：第一，他沒有和張若名談過戀愛，張不是他的初戀情人；第二，他五十年代向佷女周秉德解釋他和張若名分手的原因，完全是謊言，經不起考證。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關於周恩來在德國的私生子傳聞。這個傳聞在周恩來當上紅色中國總理後在西方廣為傳播，至周恩來去世仍未止息。現在已經搞清楚，這個傳聞是個烏龍事件，私生子生父為一個叫朱林金的中國留學生，因為朱和周的拼音相近而產生了這個誤會。一個紅色革命領袖有個外國私生子自然是很大的醜聞，何況對於極度重視自己道德形象的周恩來。但最耐人尋味的是，1973年加拿大總理老特魯多（現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之父）訪問中國，向周恩來親自問到此事，周恩來“沒有明確的表態”，他的回答是：“如果這是真的話，我對此一無所知。”這樣的回答，並未澄清他是否有私生子，但卻很可能引起他在德國曾有艷遇，但只是不知後來結局（德國愛人為他生了一個兒子）這樣一種誤解。精於心計的周恩來如此回答，自然有他強烈的動機。

 一方面營造他直男的假像，但另一方面周恩來卻極力掩飾他與李福景的關係。他後來多次接受西方和香港記者訪問，回顧他的革命經歷時，都說他當年是赴法國勤工儉學，不提他實際是與李福景一道經法國到英國留學，在英國與李福景生活一段時間後，因財力問題無法留在英國才回到生活費低很多的法國。周恩來是有意漏掉他與李福景同赴英國這一經歷。由於周恩來對自己赴英留學這段經歷諱莫如深，以致很長一段時期，有關周恩來的傳記和文章都以為周恩來當年是前往法國勤工儉學。而耐人尋味的是，另一方的李福景似乎也相當迴避他與周恩來的這段經歷。他告訴自己的子女，說他是香港大學畢業後到英國留學（實際是李在香港大學唯讀了一年，為了與周恩來赴英而輟學），與周恩來在法國分手（實際在英國）。兩人不約而同地迴避這段經歷，是因為這段經歷可能會披露兩人有不能為外人道的極度隱私。

 Jeremiah Jenne引用另一位美國漢學家Richard Burger的話，還向我提出了這樣一個很好的問題，“如果周恩來真的是同性戀者，他一定會小心翼翼，不留下任何痕跡，要找到這樣的記錄應該是相當艱難。在毛澤東時代（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依然如此）同性戀是如此的禁忌，難以想像周恩來會留下任何可以讓人懷疑自己是同性戀的證據。”

 Jeremiah Jenne所謂證據，是指我判斷周恩來為同性戀者最重要的依據——周恩來1918年的旅日日記。書出版後，也有朋友問過我相同的問題，說既然周恩來用了一生來維護他的情感秘密，為何又會留下這部日記？這是一個相當好的問題。

 1920年周恩來赴歐洲時將這本日記寄放在南開一位同學家中，到中共上台他當總理後，這位同學的後人才將日記交還給他，事隔已三十年。我的看法是，對這本日記，性格自戀的周恩來應該相當珍惜，因為這承載他已不可回復的青春時代的記憶，他不會忍心銷毀，但他也意識到日記會披露他同性戀的秘密，因此塗去了最關鍵的內容，即日記開篇說他“有生以來沾著一個情字”後面的記述。可以想像，周恩來很可能在這後面的記述中披露了他是為了誰而動情，即他愛的這個人是誰。我認為這不可能是出版方面為了掩飾周恩來的同性戀秘密將這段最重要的資料塗抹掉，如果是出版方的話，編者不會特別註明以引人注意。而且中共官方出版人大概也沒有這個權力去塗抹刪除中共領袖的手稿資料。做這件事的只可能是周恩來本人。

 更重要的是，這本日記回到周恩來手中已是上世紀50年代，在中國社會，同性戀早已是禁忌話題。同性戀不但被視為流氓犯罪行為，而且同性戀話題完全消失，這使得當時的中國人完全缺乏對同性戀的認識，即或是研究周恩來的專家接觸到這本日記，也不會朝同性戀的角度去解讀。我認為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生前一定讀過丈夫這本日記，她可能已察覺周恩來與李福景的關係非同一般，但她不會知道這是同性戀的感情。因此周恩來去世後，是鄧穎超將日記交給了中共官方檔案館永久保存。

 而且周恩來這本日記對自己情感的描述還是相當隱晦的，不但需要耐心的細讀，還要有對同性戀的基本認識，才可能穿透到周恩來內心真實的情感傾向。我們今天以此為材料來討論周恩來的性傾向，是因為我們對同性戀已有了比較多的認識，而且社會對這樣的討論也空前開放和寬容。如果我本人生活在同性戀為禁忌話題的時代，我一樣會對同性戀感到陌生無知，即或我接觸到周恩來這本日記，也不會有任何超出官方解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