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是我和劉懷昭為2003年71大遊行十周年所採訪撰寫的《七月圍城》一書的後記。今年71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20周年，也是71五十萬人大遊行的14周年，因此將這篇文章重新發表。

  二○○三年七月七日的中午，我和三位同行的朋友在印度喜馬拉雅山城達蘭沙拉的大乘法苑寺的候客室，等待覲見達賴喇嘛。就在這個時候，達賴喇嘛的秘書走過來對我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他剛獲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二十三條立法押後。這是七月一日香港五十萬人在炎熱的烈日下大遊行的結果。顯然，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後的首次空前大遊行也震撼了全世界。

  後來我才知，由於五十萬人的強大壓力，工商界的自由黨議員田北俊轉軚，宣布不支持董建華政府的二十三條立法，拿不到足夠的支持票，最後不得不放棄即將在立法會表決通過二十三條。

隨後在與達賴喇嘛的訪問中，我們又提到二十三條和五十萬人大遊行。達賴喇嘛問我是不是五十萬人中的一個。我略有點自豪地回答說，我參加了，七月一日參加遊行，七月二日我就飛來印度。愛開玩笑的達賴喇嘛立即大笑著說，“你第一天遊行，第二天就開遛了。”

（2009年七一，作者參加遊行，要求釋放劉曉波。）

   我在中國四川成都出生長大成人，一九八零年移居香港。一晃眼三十多年過去，一生人在香港生活歲月比我故鄉還長久。在香港的三十多個春秋有許多令我難忘的日子。二○○三年七月一日肯定就是這樣一天。那一天的許許多多細節，至今歷歷在目。

這時每月一期的開放雜剛做完，迫切需要為前幾日的熬更守夜補夠睡眠，而且七月一日的第二天，我要飛往印度採訪達賴喇嘛，走之前還有千頭萬緒的事：整理行李，檢查相機和錄音機，…簡直是分身乏術。但我仍然去了維園，參加了港人的第一次大遊行。

二十三條這把利劍懸在港人的頭上，特別懸在我也是其中一分子的媒體人頭上。作為北京傀儡的董建華政府一定要把這條扼殺港人自由的惡法釘在從來言無禁忌的香港身上，我們大聲吼叫,No ,No ,No,董建華政府充耳不聞，主理此事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那副傲慢蠻橫的嘴臉至今仍深刻在我腦海中。沒有辦法，我們只有走上街頭，用洪流，用怒吼與北京和董建華政府較量。人少了，它不會理睬你，我們要人多，大家都走出來，要塞滿維園到港府的大街，要讓他們看到人民的汪洋大海。

南國的香港六月入夏，七月更酷熱難當，空氣中的水分接近飽和，室外火辣的毒日頭頂高懸 。空氣如一口巨大無比的悶鍋籠罩維港兩岸，人人面孔通紅揮汗如雨。熱！熱！熱！怎一個熱字了得！但人心更熱，滾燙如火！

人心七一之前已開始沸騰。 在大決戰的前夕，每一天，泛民的領袖們，名嘴們，名筆們，社會活動家們，都在聲嘶力竭的吼叫：保衛香港自由！不要二十三條，七一上街，上街！上街！帶著你的妻兒，帶著你的父母…一個也不能少！要多少人才會顯示出港人捍衛自由的意志？越多越好，要無限量的多！

支持民主派的報紙發表相關信息，教導人們如何準備在揮汗如雨的盛夏，炙熱的毒日之下，走上街頭。我因此知道，喝水，不斷的喝水，是最好的方法。並因此而得益，去到熱得更加不堪的印度，我就是一個勁的喝水，保護了我免於中璁。

所以我一定要去，不是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至少我一定要進維園，因為媒體說香港警察會在維園門口點數，計算遊行人數，我一定要把自己數進去。

我在家裡說四川話，與朋友說普通話，廣東話出不得大庭廣眾，但我內心早已認定我就是香港人，有時覺得我好像生來就是香港人，因為香港給了我從小就渴求的自由。定居香港後，我們這些南來者愛說這樣的笑話：羅湖橋一橋之隔，橋那邊，你可以罵任何人，但不可以罵政府，橋這邊，你可以罵任何人，但不可以罵老婆。如果要把我們香港變成橋那邊，我就要和你死過！

（2003年七一前夕，蘋果日報頭版呼籲香港人上街，不見不散。）

這天中午，我穿上了記協發給會員的七一遊行白色T Shirt。一個大大的圓圈，框住23這兩個阿拉伯數字，上面蓋上一個鮮紅的大叉。坐電梯下樓，早有一位女孩，她穿著黑色的T Shirt，這是遊行組織者呼籲的黑色系衣服。 “你也參加遊行？”她問。我點點頭，彼此相視一笑，心中即一熱。

在我居家的大樓，撞見一位同往遊行的陌生人，還是第一次。

 遊行隊伍三點鐘起步 記協隊伍兩點十五分在天後地鐵站外集合，預算了充裕的時間，但是待我在九龍塘隨著蜂擁的黑衣人拼命地擠上地鐵列車時，我已隱約感到，我可能無法找到我們記協的隊伍，還可能無法按時抵達記協集合的天後。

列車剛一開出，隔著車窗，看到剛清空的月台頃刻間又塞滿了等候上車的黑衣人。

來到旺角站轉車，月台上更是一片水洩不通黑壓壓的黑衣人潮。我一走出車門，臉已貼在等待轉車到金鐘的隊伍龍尾一個男子的後背上。

一輛又一輛荃灣來的列車停站了，車門一開，也是滿車的黑衣人，車門堵得實實的不見空隙，每次只能奮力地擠進幾個人，長龍只向前移動幾個腳位。

一輛又一輛車過去了，我好像還是站在原地不動。直到來了一輛疏導滯留乘客的空車。終於擠了上去，但我被緊緊壓在車門邊，一度我以為自已要被壓扁了。

終於來到金鐘，人潮像狂瀉的黑色水流，湧入月台。

這時，列車突然宣布銅鑼灣和天後不停站，前往銅鑼灣的遊行人士只能在灣仔或炮台山下車。

還在灣仔站內，已聽見軒尼詩道上山呼海嘯般的吼聲，其中一個高昂渾厚而又熟悉的男聲“反對二三條！還政於民！”那是劉千石在領呼口號。

遊行的龍頭已到灣仔了！

隨著人潮從清涼的地鐵站出來，軒尼詩道上一片熱氣騰騰，迎面而來的是浩浩蕩蕩盪，氣勢磅頹漱j隊伍龍頭。

這時兩股人潮，一股向西，朝向中環政府總部，一股向東，堅持到維園起步。兩股人潮互相歡呼，口號聲此起彼落，大家的情緒都high到了最高點。

我隨著逆向的人流，艱難地頂著潮水一樣湧來的大隊伍，過了天樂里已近午後五點。站在當年開放雜社所在的德興大廈前，牆上一幅巨大的屏幕一幅幅畫面是電視台的遊行直播：直升飛機從上空俯視，河流一樣奔騰的軒尼詩道，全是密密麻麻涌動的黑色螞蟻。東來西往的遊行者都在此稍稍駐足，仰望屏幕，歡聲雷動 。

從印度回來後，雜社的同事在網上發現了一張我在人群中正引頸高望這個屏幕的照片。

從這裡逆行已無可能，人潮一浪一浪地涌過來，鵝頸橋這個路口已水瀉不通，我只好轉道寶靈頓街，經時代廣場的羅素街這些背街小巷，前往維園。但在背街小巷依然是黑衣人潮洶湧，東來西往，向東是去維園，向西是在銅鑼灣主道等得心焦而繞道前往遊行終點。

經歷好一番東插西川後，我終於到了維園的糖街出口。已是黃昏，淡淡的餘輝中，一波又一波人潮呼嘯著從維園傾瀉而出，我夾在激昂的人群中，走出了維園，終於讓我被點進了五十萬的數字中。

為了第二天的遠行，我決定在銅鑼灣地鐵站乘地鐵離開。這最後一幕，至今印象深刻，天色正在暗下去，我被狂熱的人潮擠壓在吉利佐治街近地鐵的街邊牆上，動彈不得，黑壓壓的人潮向前滾滾涌動，“董建華，下台！董建華，下台！”的吼聲如山呼海嘯，人潮無休無止。直到我走進地鐵站，那種充滿力量的吼聲仍然在我耳邊迴響不斷。

這是我一生最為奇特的遊行，流了一身汗，曬紅了一張臉，喊啞了嗓子，走痛了雙腿，從正午走到黃昏，結果只是去到遊行的起點。

以後十年，我每年一定要參加七一遊行，只有兩次例外，因為我人不在香港。這十年來，我和女兒一起在維園一同起步，也帶大陸來的朋友一起體會香港的激情。

後來加入了獨立中文筆會，又每年舉起筆會的橫幅走在七一的遊行隊伍中，為大陸在獄中的作家發聲，為筆會的前會長劉曉波呼喊。記得第一次，經過富豪酒店背後的街角，街站的朋友為每一個遊行的隊伍人打氣，見到我們高高舉起的橫幅，立刻熱情的高喊著：這是獨立中文筆會，他們要求釋放中國獄中作家。

中共鎮壓零八憲章運動，抓了劉曉波，2009年的七一遊行，筆會和香港記協，台灣記協，國際記者聯會在維園設攤位及路上設街站徵求籤名，要求釋放劉曉波。我被分派遊行任務。那天我們做了好幾幅劉曉波的頭像。與我一同走的蔡淑芳，竟然是在為明志而斷食之中，但她餓著肚子冒著炎熱，手舉劉曉波頭像，頑強地走到了終點。

（08年七一遊行主題是：同一夢想，同一人權，還政於民，改善民生。（蘋果日報））

每年七一走在軒尼詩道，金鐘道上，這股洶湧的人潮就好像香港強勁的脈搏般跳動，這個時候香港這個七百萬人社群的頑強意志，活潑生命和強烈的願望，發揮得無比淋漓盡致。我每一次都很感動，深切地感受著遊行者彼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暢快，覺得自己的心是如此地貼近香港這塊土地，也如此毫無疑義地驗證著我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每次遊行完後，我雖然兩腿酸痛，但內心卻依然昂揚，回家路上腦中仍不停回味和重溫遊行的點點滴滴。到家後，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打開電視看有線新聞，讓那些激動的畫面再次呈現在我眼前。

記得九七大限來臨時，香港充滿悲情和絕望。不願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的港人，很多不是選擇留下，不是留下來為捍衛自己的自由而作最後一戰。他們選擇離開，選擇逃亡。那時香港機場每天都上演著揮淚送親人的生離死別悲劇。那時台灣民主運動正如火如荼，但香港人卻選擇了消極的逃避。為什麽？

記得六四後我第一次訪問華叔，在他當校長的觀塘一所小學，結束後一起搭地鐵回市區。我問他，為何六四香港支持中國民主運動有百萬人上街，但香港人爭取88直選，爭取自己的權利，但遊行人數卻很少。他的回答是，香港人的命運掌握在中國的手中，只有中國民主化了，香港才有希望。

華叔的回答，我至今認為確是如此。但我覺得還是無法解釋港人的選擇。

或許香港人主體是一九四五年國共內戰爆發及中共掌權後逃避赤禍南來的移民及移民後代，即廣義的共產難民，不是代代生於斯長於斯的原住民，對香港這片土地缺乏執著之愛，在香港沒有根，是浮萍，在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為自己和家人求取一份安定和溫飽，當赤禍大限再次來到的時候，逃難的基因又促使他們開始新的逃難。

03年七月是個轉折，這是第一次香港人為了自己的福祉，為了自己的權利，為了自己的信念，為了香港的核心價值，成千上萬走上街頭，在最炎熱的七月，匯成一條滾滾洪流。港人（包括本人）迫使中共第一次在人民的力量下作出妥協，也終結了港人悲情式的逃亡。站在香港的土地上，我們已有的自由，我們拼死捍衛，絕不退讓；我們沒有的民主，我們奮力爭取，絕不喪失信心。

具有本土意識高舉本土訴求的香港民主化運動於焉誕生。

雖然這次大遊行後，中共對香港的打壓加強，香港的法治和新聞自由受到很大衝擊，但沒有03年七一這奮力的一搏，一旦23條枷鎖上身，我們香港早已淪陷了。

台灣人有句勵志的話說的很好：愛拼才會贏。香港人只有挺身相抗，才會保住我們的自由爭取建立真正的民主。

去年七月，我人在美國，風景如畫的亞歷山德拉這美麗小鎮一片安詳寧靜。正午時刻，室外悄無人跡，陽光透過綠蔭灑下斑斑的金色光點。室內，我坐在電腦前，一個又一個激情燃燒的畫面，燒得我內心沸騰不已。敲擊鍵盤，給香港的朋友發電郵說，我人不在香港，但我的心與你們在一起。

好像做了逃兵，內疚的我覺得應該給我的香港做點什麽，於是就有了訪問03年七一遊行的組織者，為歷史留下一點足跡的願望。但等我回到香港時，離2013年的七一隻有半年時間，覺得自已未必夠時間完成。幸好朋友懷昭願意與我合作及新世紀出版社願意提供幫助，才使我的願望得以實現。

我和懷昭在為這本書忙於訪問的時候，占領中環的運動已開始醞釀發酵，又一場民主運動大事件即將展開，這使得我愈發感到03年七一大遊行在香港本土民主化轉型中貯備了巨大能量，推動著民主運動一波又一波高潮的向前發展。

（2011年七一遊行，氣氛如嘉年華會。）

    有一年美國時代周刊的旅遊版介紹香港的旅遊景點和獨特的活動，建議旅遊者如果時機剛好，應該參加香港每年一度的兩大盛會：六四維園的萬人燭光會和七一的大遊行。前者哀傷，後者充滿嘉年華氣氛，都是香港特有的超大型活動。這家國際權威雜將七一遊行看成了香港民俗的文化節日。

確實，在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和爭民主的歷程中，七一遊行已逐漸演化成現代香港的一個獨特文化傳統。而這個傳統將不會因為今後民主的實現而消失，她將會永遠的延續下去。

世界上有不少國家，都會選擇歷史上的特別一天，作為這個國家的生日，稱之為國慶。我相信，我們香港將來也會選擇七一這一天作為香港的城市生日，不是因為七一這一天英國將香港主權交到了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手中的周年日，而是

  因為這一天香港人傾城出動，走上街頭，發出吶喊，向威權者說不，要把香港的命運掌握在香港人手中。因此2003年7月1日是香港人的攻占巴士底監獄之日，是人民香港歷史開始的一刻。

未來港人可以直選立法會直選特首，我相信每年七一港人仍然會冒著高溫冒著烈日上街，但那時不是民間力量的抗議示威，不是民眾要與政府扳手腕較實力。因為那時，政府是我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是香港人授權的政府，我們的自己人。因此七一這一天將會是朝野共歡，普天同慶的日子。就像法國的三色旗飄揚在香榭麗榭大道，盛裝的儀仗隊馬蹄聲噠噠穿過凱旋門，未來自由而且民主的香港的旗幟也將在這一天高高地，驕傲地飄揚，而在軒尼詩道金鐘道上也會有嘉年華會式的民眾大巡遊。

七月，炎熱的七月，是香港人的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