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斯拉夫解体看极端民族主义对和平的威胁

5月代表独立中文笔会到斯洛文尼亚参加国际笔会的布勒德（Bled）作家会议。会议场地就在著名的布勒德湖（也有中文翻译为碧湖）湖畔。会议开了整整两天,我也在布勒德湖畔住宿了四天。

布勒德湖是阿尔卑斯山馀脉朱利安阿尔卑斯山中一个很小的湖泊，为斯洛文尼亚最著名的旅游胜地。这个宁静的湖泊群山环抱，水静如镜，湖岸边高耸著教堂的钟楼和中世纪城堡，湖中有个小岛，岛上有座圣三一教堂。白天木船轻轻划过水面，将游客和朝圣者载往岛上。晴朗的日子，在湖边还可以看见远处朱利安阿尔卑斯山苍茫的山峰和更远处的雪峰。

我每天清晨黄昏，都要到湖边散步，有次一口气走了两个小时，走到一个十分幽静处，见一座气势不凡的白色大宅掩映於一个斜坡的浓密树林中，大宅正面，一道大约五六公尺宽很气派的台阶从山坡上一直通到湖边的专用码头。

这就是前南斯拉夫共党独裁者铁托的行宫，当地人称为铁托宫（Tito’s House），在这里铁托曾经接待过来自全世界的大人物、纳赛尔、甘地夫人、赫鲁晓夫，甚至中国的华国锋…。现在是一家四星级酒店Vila Bled。布勒德湖畔和湖的周遭地区现在都是酒店和民宿，吸引著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但在南斯拉夫时代，这是铁托一家和少数权贵独享的美景。原Vila Bled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度假别墅，铁托掌权後於1947年改建为自己的夏日行宫。据说，铁托在全南斯拉夫的行宫多达三十二座。

这让我想起南斯拉夫政治异议者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本身也是老共产党人，还一度被视为铁托的接班人。但他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在南共第二次大战结束後掌权不久，这位先知般的异议者敏锐地意识到共产党政权的极权主义性质，於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新阶级理论。他是共产党体制内第一个人指出，共产党人革命时号称要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但他们一掌权，立即摇身一变成为剥削压迫人民的新阶级，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今天中国的现实也百分之一百地印证著这个新阶级理论。

吉拉斯因为他的政治异议遭到昔日战友铁托的迫害，前後坐牢九年。被毛泽东时代的中共痛斥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头子的强人铁托在位时打击异己也是相当狠心的，他当政时关在监狱中的政治犯人数相当於除苏联之外华沙公约国家政治犯的总和,还曾经镇压70年代初的克罗地亚之春民主运动。他当年出访美国，大量南斯拉夫侨民高喊“杀人犯”，堵在他下榻的酒店门外抗议，让他大失颜面。但这位共党强人的身後名却比他同时代的共党领袖好了很多。南斯拉夫虽然解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被人抛弃，但铁托并没有被彻底否定。今天世人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甚至有西方人称他是“仁慈的独裁者”。他出生的房屋、死後葬身的墓园，仍然保留，供人参观。

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铁托是反德国法西斯的英雄；第二，敢於向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斯大林叫板，在东西方冷战期间，走中间道路，独立於华沙条约之外，与西方保持正常关系；第三，铁托有点像晚年的蒋经国，颇识时务，很早已意识到用共产党教条治国不能发展经济，遂在南斯拉夫推行改革开放，使南斯拉夫成为最早改革开放的共产国家。铁托在位时南斯拉夫也是整个共产党阵营中最富裕的国家。

布勒德会议是国际笔会框架下的一个常设国际作家会议，年年在此定期召开，今年已是第49届，首届在1968年。我颇为惊讶，国际笔会的宗旨是推动全球的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觉得这个会议不可能是从南共时代延续下来的。但事实就是如此。我向当地作家问到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铁托统治的南斯拉夫在文化领域比其他共党国家较为宽松。而且这个会议的开创也与铁托1961年启动了开放政策有关。

斯洛文尼亚笔会资格很老，成立於1922年，二战爆发後一直处於停滞状态，到铁托1961年开始对外开放政策後於次年（1962年）才死而复活，重新活跃起来，随後还在1965年於Bled主办了国际笔会第33届年会，又於1968年开办了这个每年一度的布勒德国际作家会议。1967年南斯拉夫甚至对外国人完全开放，取消了签证制度。当年南斯拉夫的开放政策使得斯洛文尼亚笔会可以活跃於国际文化界。

这次前往布勒德开会，因为从香港飞斯洛文尼亚的航班很麻烦，我是先飞克罗地亚首都扎格勒夫，再搭巴士到斯洛文尼亚。这两个前南斯拉夫国家的富裕美丽和文明程度，令我相当惊艳，完全意想不到。尤其是斯洛文尼亚，200万人口，近香港五倍的土地面积，整个国家管理良好，城市乾净整洁，乡野处处美景，看不到任何一点脏乱差，车行高速公路就像在美国一样便利快速，秩序井然，这个国家给我感觉是一个缩小版的意大利。我不禁好奇，200万的斯洛文尼亚人是如何做到的。斯洛文尼亚的朋友告诉我，因为他们曾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一部分，深受日耳曼文化影响，因此斯洛文尼亚人有日耳曼人勤劳认真的性格，他们被视为日耳曼化的斯拉夫人。

会议结束後，安排了一天的观光，在斯洛文尼亚的亚德里亚海岸一个寂静山谷，参观了一座中世纪教堂，这个更像城堡的教堂矗立在高高的山坡上，几百年来一直是这个山村为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要塞。在克罗地亚首都扎格勒夫，我在市中心旧城还看见一座抵抗奥斯曼帝国的高塔仍然高高耸立。

巴尔干这片土地曾经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争夺领土的前沿，两大帝国在巴尔干几百年的拉锯战，占领和扩张，将这片土地上的斯拉夫民族群体分裂为承袭著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民族。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范围，亲奥地利，信奉天主教。前南斯拉夫最大的共和国塞尔维亚则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统治了五百年，但保存了东正教的传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现在被称为波斯尼亚人。这几个族群之间不断的纷争和仇恨，尤其是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霸道，为巴尔干半岛埋下冲突不断的祸根，巴尔干半岛由此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

整个二十世纪欧洲的战乱动荡，肇始和终结都来自巴尔干，先是世纪初两次巴尔干战争揭开欧洲动乱序幕，然後因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哈布斯堡王储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欧洲拖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泥沼，到世纪末再以前南斯拉夫解体引发的巴尔干战争宣告20世纪的终结。这里可以套用一句中国人描述蜀地（四川）之乱的话来描述巴尔干：欧洲未乱巴（尔干）先乱，欧洲已治巴（尔干）未治。

这一个乱局在二战後因强人铁托凭藉他的铁腕独裁手段获得暂时的平息，除了南斯拉夫这个总体民族，铁托压制任何民族主义抬头，努力维持著南斯拉夫联邦这个大拼盘。但先知吉拉斯在铁托1980年去世後即预言，强人一去，大树飘零，南斯拉夫必然解体，吉拉斯生前也看到了这个预言的实现，并亲自经历了解体的惨烈阵痛，他1995年4月去世时，克罗地亚战争和波斯尼亚战争（中国大陆称为波黑战争）正打得天昏地暗，血腥无比。南斯拉夫解体共打了四场战争，1991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後首先开打，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共打了近10年。巴尔干的战火占据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的国际新闻。

南斯拉夫解体战争的硝烟已散去，但战争的惨烈人们仍然记忆犹新，战争与和平是巴尔干地区永远的话题。这次会议由斯洛文尼亚笔会和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主办。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成立於1984年，每年年会均在布勒德召开，和斯洛文尼亚笔会共同主办，主题就是和平。布勒德会议在冷战时期为东西方作家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在南斯拉夫解体後则致力於分裂国家间作家的对话。斯洛文尼亚在前南斯拉夫诸国中得天独厚，独立战争只打了十天，以後长享太平，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火弥漫烽烟四起之时，这里是一块和平的绿洲，这也使得布勒德这个美丽的湖滨可以起到一个和平的角色。

在湖边散步的时候，我不免想像那个战乱的时代，前南斯拉夫诸国的作家暂时离开战火，来到这个和平绿洲，会是一种什麽样的心境？来自全世界的其他作家又会发些什麽样的感慨？

如今南斯拉夫解体战争已经远去，巴尔干得到了和平，但叙利亚内战又起，还出了一个威胁全球的伊斯兰国。本届会议三场圆桌会议依然是围绕和平，讨论语言暴力，仇恨与战争关系，以及目前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兴起，民主倒退，以及叙利亚内战等情况。

与会者有位以阿拉伯文和英文写作的伊拉克诗人Sameer Sayegh，一个质朴的大个子阿拉伯男子。他是今天战争的受害者，因叙利亚内战的战火燃烧到他的家乡摩苏尔，在去年2月被迫流亡天涯，现是国际笔会受庇护作家，寓居斯洛文尼亚首都卢比利亚纳，过著读书写诗的自由生活。他在会议上讲述了他家乡摩苏尔饱受战争蹂躏的痛苦。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中如此表达他对和平的渴望:I want to live in peace, not in pieces。

布勒德作家会议，今天以和平作为主体，对南斯拉夫解体战争做反思和探究，必然会追究到狂热民族主义泛起这个源头。受此启发，我在这次会议谈到了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对东亚地区和平的威胁，题目是《 从反日反韩标语口号的仇恨语言看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分析了中国两场排外示威（2013年的反日和最近的反韩狂潮）中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和杀戮的标语，比如“中日宣战，血洗东京”，“活剥野田，生吞石原”这类恐怖言论。中国大陆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任何人只要上街呼吁民主、要求社会公正、反对政府腐败，就会被抓被关押，但这些鼓吹战争和仇恨的标语可以公开举起来，因为他们得到当局的默许和鼓励。

我的结论是“中国政权是极权政权，他们需要挑动对外的仇恨来转移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危机。在中国共产党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意思形态过时後，他们培育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作为替代的意思形态，作为其政权的法理基础。由於近年中国的经济起飞，中国官方培育的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民间确实大有市场。许多中国人即或个人的权益受到国家政权的侵犯，但依然为中国的强大而自豪，对中国对外政策，不问是非，只问国家立场，认同国家的对外扩张和称霸。

一个超级大国，统治者是极权政权，而被统治者则是极端民族主义，这样的超级大国确实对邻国，以及台湾和香港，都是很大的威胁。”

我讲完後，会议主持人问我，对待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我们应该怎样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言难尽。我的回答是，作为作家，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笔来警告中国人，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我们要从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获得教训。

会後我有点恨自己神经短路，我为什麽不说汲取南斯拉夫解体十年战争的教训？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不就是发生在此地吗？它离我们如此之近，记忆还如此之鲜活。

今天中国的现实和前南斯拉夫有很大程度的相似，都是靠著一党专政的强权和强人政治暂时维持著统一的局面，但不同的是强人铁托极力压制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而今天的中国却有意培育大中国民族主义，任其疯狂发酵。未来红色中华帝国会不会如南斯拉夫一样有可能分崩离析？现方兴未艾的大中国民族主义会不会给东亚带来一场残酷的战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面对的严峻问题。

会议结束後返回克罗地亚，顺道去游览了被称为克罗地亚九寨沟的十六湖国家公园。後来才知克罗地亚战争第一场武装冲突和流血就发生在这个举世闻名的自然奇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