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魏時煜所著的《北大三人行：中國知識分子三部曲》的胡風篇《胡風：詩人理想與政治風暴》（以下簡稱《胡風》）。這本書很厚，有800多頁，我斷斷續續化了一個多月才讀完。

胡風這個名字今天在中國大概沒有多少人知道，但在中國五十年代初，胡風、胡風反革命集團和胡風分子幾乎是家喻戶曉，因為當年全國曾有一場轟轟烈烈的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批判運動，而隨之是全國範圍的胡風分子大逮捕。我那時雖然還年幼，對逮捕胡風分子也有很驚心動魄的記憶。1955年一天深夜，我家鄰居，成都一家照相館的青年老闆突然被公安帶走了。抓人那個夜晚，全院子的人都被驚醒，大家隔著窗戶無聲地悄悄地向外張望，但沒有人敢出去看個究竟。隨後幾天大家悄聲低語議論著，說他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人。那夜恐怖的場面，是我童年最初的記憶之一。

胡風是民國時代頗有名氣的左翼文化人，左翼文人泰斗魯迅的密友，左翼文學家七月派的領軍人物，有“中國的別林斯基”之稱號，曾經是中共上台之前最重要的文化統戰拉攏對象之一。雖然胡風和他的左翼文學朋友們自命為馬克思主義文學家，但卻在中共建政後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成為中共1949年執政後首宗文字獄大案，也是中國近代最大宗文字獄集團案件。此案牽連很廣，官方公布的數字是2100人受株連，其中92人被逮捕入獄，62人被隔離審查，停職反省73人。但實際被株連的人數應該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數據，至少我那個鄰居可能就沒有算在官方的被捕人數中。胡風系獄24年，其案直到毛澤東死掉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才獲得平反，蒙冤25載的大批受難者才得以見天日。

1933年剛參加左聯的胡風及妻子梅志。

我成年後，對於我那位鄰居被當成胡風分子被抓捕曾百思不解，因為他與文學一點關係也沒有，現在讀到魏時煜的《胡風》才恍然大悟。《胡風》書中說，胡風被捕後，公安部連夜抄胡風的家，把胡風所有的日記和信件抄走，然後按照日記和信件上的名字抓人。日記里提到一句話“接讀者侯紅鵝來信”，當局不知這個姓侯的是誰，竟然在全國發通緝令。原來這只是天津一位19歲剛中學畢業的少年，只是因為熱愛文學給胡風寫了一封信，又被胡風在日記中提一句，最後竟然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我童年時那位鄰居大概也是如此烏龍地被牽涉進去。

魏時煜教授這本書寫得相當紮實，下了很多功夫。10年前她和文革中慘死的胡風分子彭柏山的女兒名導演彭小蓮開始合作拍攝關於胡風案的紀錄片《紅日風暴》，用了6年時間採訪了80多人，其中40多位是胡風案有關人士，包括胡風遺孀梅志、劫後餘生的胡風分子及胡風分子後人等，將胡風案的來龍去脈梳理得一清二楚，然後在紀錄片拍攝的基礎上寫成這部分量不輕的著作，前後所化時間有十個寒璁。

但她這本書不是胡風的個人傳記，而是將胡風案放在上世紀中國政治動盪時代的大背景中，去尋找以胡風為領袖的七月派文學家，這個左翼文學社群為何在他們為之奮鬥的左翼“理想社會”實現，新中國“時間開始了”之後竟至全軍覆沒的原因，層層解剖，欲找出其悲劇命運背後不可抗拒的時代邏輯。因此《胡風》一書從中國上世紀初的社會政治大動盪寫起，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投身新文化運動的魯迅、蘇聯十月革命對中國的衝擊、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操縱下的成立、隨後的國共合作大革命…直到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

當革命的風暴刮來，不滿現實懷抱理想的文學青年胡風不由自主地捲入其中，1933年日本留學歸來，投身到中共直接領導卻讓魯迅出面當名義領袖的中共文化統戰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胡風的悲劇已經開始。

中國上世紀初，社會動盪，西方各種思潮湧進中國，所謂左翼作家是指世界觀受蘇聯意識形態影響，奉信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文學的作家詩人戲劇家們。但不論魯迅還是胡風，他們雖然是左翼作家，魯迅還被捧得很高，名義上是左聯的領袖，但左聯的工作實際是在中共黨團書記周揚控制之下，是黨說了算。魯迅、胡風他們不是共產黨員，只能算共產黨的同路人，相對於左聯中黨性很強的作家，如周揚等，他們有自己的個性，人格上較獨立，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堅持自己而非中共官方的解釋。他們和左聯實際的掌權派周揚等“四條漢子”，即共產黨的自家人矛盾很大，後來還發生兩個文學口號之爭。這就埋伏下他們後來挨整的伏線。

《胡風》一書用了很大篇幅介紹毛澤東的延安整風。魏時煜對延安整風很有研究，在這本書之前，她拍攝過有關延安整風時期王實味冤案的紀錄片，並出版《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一書。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內部第一次大規模的思想整肅運動。這個運動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基本塑造了毛澤東統治時代極權專制的黑暗特性。但國統區的左翼文人胡風未經歷延安整風，不知經過整風的中共解放區已是萬馬齊喑，不容任何異議和個性，而毛已成中國的革命教皇，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皇帝下旨，一錘定音，定下了不容討論和質疑的未來中國的官方文藝方針政策，但胡風只是把毛講話當成一家之言，仍堅持他自己那套作家 “主觀戰鬥精神”的文藝理論，則是註定將會被視為異端遭到整肅而在劫難逃。

更要命的是，胡風還不是一個人對黨離心離意，他居然還有一幫人，有一個關繫緊密的小團體。這個小團體以胡風為領袖，即或在黨內已展開批判胡風的時候，他們對胡風仍不離不棄。列寧政黨強調鐵的紀律，反對黨中有黨，人際關係只能是領導和被領導的縱向關係和排除了個人友誼的革命同志關係，比如魯迅和胡風在左聯的對手周揚即“沒有一個朋友，只有下級”（丁玲語），因此黨不能容忍胡風式的朋友抱團行為。《胡風》引用胡風分子賈植芳的回憶說，中共建政前夕，毛澤東在北京見馮雪峰，問起國統區文化界情況，特別說胡風他們“有一幫人”。賈植芳告訴胡風“這是一個信號，就是毛已經在注意你們了，他就怕你們組織起來。”這就是為什麽反戈一擊的胡風門生舒蕪披露胡風和胡風分子的私下通信，那些信件中對文藝界黨領導人周揚們的大不敬言論會激怒毛澤東，毛澤東親自出馬，將原定的“胡風反黨集團”帽子突然上綱到敵我矛盾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結果一場同一馬列意識形態內部的小小文藝理論之爭和個人恩怨竟會演變成一宗天大的文字獄，最後讓胡風和他的七月派文友墮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延安整風整肅了黨內和解放區的思想異端，但國統區的知識分子沒有過這一關，相反因為要與國民黨爭奪思想文化言論陣地，中共對國統區的知識分子採用的是統戰拉攏政策。《胡風》提到，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共控制下的左翼文學團體太陽社、創造社曾圍攻魯迅三年，但第一國共內戰時期共產黨處境困難，於是1929年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李立三下令停止攻擊魯迅，改為統戰，遂有以魯迅為旗幟的左聯誕生。但中共建政後已無統戰的必要，思想專制開始，對國統區的知識分子需要補上思想整肅的震撼性教育。為達到這個目的，必然要拿某人開刀，即殺人立威，因此沒有胡風反革命集團，也會有李風反革命集團、王風反革命集團，而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因為上述種種因素就成了第一個祭旗的最好靶子。魏時煜對此有大量時代背景的鋪墊，在批胡風之同時，中共政權已開始針對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思想改造運動和肅反運動，批武訓，全國文藝整風…，所有從舊中國來的未經歷過延安整風的知識分子都要過嚴酷的思想改造關，人人自危，惴惴不安，中國知識界氣氛極之恐怖，而胡風案的大逮捕更將這種人人恐懼的氣氛推向了極致。製造恐懼是所有專制極權政權維持統治的重要手法。

本是胡風好友的舒蕪，對胡風的告密揭發，很多人解釋或是舒蕪品質問題或是基於他對黨的事業的真誠信任，但我認為恐懼也起了很大作用。批胡風是先從批判舒蕪闡述胡風文藝理論的一篇文章《論主觀》開始，舒蕪的脊梁最早被打斷，屈辱降伏則是必然。

魏時煜在她這本書中一路追尋，從胡風文字獄大案，到五七年反右運動，到文化大革命，中共對思想的迫害是一脈相承的。最諷刺的是當年參與整肅胡風集團的打手，周揚、夏衍、何其芳等，最後自己也在文革中遭到殘酷的迫害。因此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即或逃得了五十年代那一劫，也逃不掉反右、文革的劫難。

讀這本書，胡風及其朋友們遭受的苦難是非常的悲慘，越讀心情越沉重，唯一感到安慰的是胡風和他大多數被牽連的朋友們，在殘酷的迫害下仍然保住了他們真誠的友誼，他們的妻子仍然保住了對落難丈夫的愛情，至死不渝。這在毛澤東時代簡直可以稱之為奇蹟，這也顯示即使是最黑暗的時代，人性中的善和美就像壓在大石下仍有生機的種子，永遠不會被完全壓垮。

胡風和他朋友們的悲劇是中國二十世紀左翼知識分子的悲歌。他們最後的悲慘命運，究其根本原因，竟然是他們為之奮鬥的斯大林式的極權政權實行思想恐怖統治的必然結果。

在1949年前，中國的文化人都是自由職業者，或許清貧但一定有自由（自由只大小差異而已），《胡風》一書談到，“1950年時，幾乎所有作家都已經加入北京或地方作協，並在各種國家單位任職，工資從單位領取，住房和福利都由單位安排，”全部被國家管起來，因此“寫作也要順應黨的需要，不能逆政治潮流而行。”稍有離經叛道，就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胡風等個別左翼知識分子受到新政權冷淡，暫時未分配工作，即惶惶不安，門庭冷落，如喪家之犬。

對此，胡適、徐志摩、儲安平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早在中共上台之前已經看穿。徐志摩1925年遊歷莫斯科歸來談他對蘇聯的認識說，“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他說，在斯大林的統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紀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儲安平也說過，國民政府治下，自由是多少的問題，共產黨統治自由是有無的問題。

但左翼知識分子卻以為中共革命後的中國會是一個真正的新中國，批判現實精神很強的魯迅認為革命成功後人人平等，人人有麵包吃，還譏笑德國詩人海涅說詩人也不會享有特權，至於人的自由，魯迅沒有談論，可能也無此預見。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理論，強調人的個性和自由意志，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打圈，無法洞穿正是馬列政權在扼殺自由，所以在毛澤東站上天安門城樓時，胡風寫了那首可令他九泉之下含羞的歌德派長詩《時間開始了！》第一篇章《歡樂頌》歌頌獨裁者毛澤東，胡風分子魯煤說，寫得“非常豐厚，沒有哪一個，包括解放區的人，塑造毛澤東的形象是那麽成功的。”但僅僅數月後，他這篇出色的歌德長詩就開始受到批判，最後是他歌頌的毛澤東將他打入反革命的地獄。舒蕪一早放棄自我，既是因他的軟弱和道德的缺失，也可能是他已比胡風更早明白了新政權與自由精神二者之間水火不相容，在這個政權下人是沒有自由的，想自由鳴唱的詩人將被割斷喉嚨，於是他識時務地繳械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