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滌生Franklin

      《商君書》這本書影響了秦漢以後的思想文化發展，打破了春秋戰國時期百家思想爭鳴的多元文化格局，但普通大眾對其所知可能並不多，因為它本來就是為帝王所作。《商君書》的作者商鞅是法家之術的代表人物（筆者認為法家不同於百家思想，它只能算是一種帝王之術），作為變法者為大眾所熟知，而他實施變法的理論基礎，就匯集在這本《商君書》裡。         《商君書》裡面提出了“農戰”、“去強”、 “說民”、“壹言”、“弱民”等觀點，一環套一環，系統性極強，足見商鞅其實極其聰明，可惜他只服務於帝王，對帝王的利卻是對民眾的害。

      《商》認為應“利出一孔”，政府只獎賞一種行為，就是“農戰”，而懲罰所有從事農戰以外的職業。這顯然和《道德經》所提倡的無為而治、順應多元自由競爭的天道規律是截然相反的。這是強力干預引導民眾去從事同一種職業。但實質上民眾的志趣及擅長卻各不相同，如何劃一？德國的法西斯納粹具有類似的特點，前蘇也有類似特點，甚至現時“歐州左派聯盟”主導的“政治正確”的價值觀也有類似特點，只不過它冠了正義之名。陽光之下並無新事。

       《商》全書都是在闡述如何治服民眾，而不是認為把國家治理好了民眾因受益而忠誠於君主，它認為“民弱則國強，民強則國弱”，“弱民”就是使民眾的武力、智力以及金錢資產都變得寡弱，而“說民”則是對民眾思想進行統一和引導。書中說，“治國者貴不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強。家斷則有餘，故曰：日治者王。”意思大體是說，“說民”的最高境界，就是使民眾在家裡就已經知道體會帝王的心意，主動去從事取悅於帝王的事了。

      《商》在“去強”篇中說，“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大體意思就是說，用“弱民”來攻擊“強民”，這樣“強民”沒有了，剩下的也是“弱民”，而以“強民”攻擊“強民”，剩下的可能是更強的民，帝王又如何駕馭呢？以“奸民”攻擊“善民”，它的邏輯是“善民”多了必亂，而內在原因可能是“善民”會尊重真理、事實、規律，並且各有不同觀點、主張和喜好，很難被帝王所駕馭，而“奸民”則只追求權和利，自然容易被帝王所利用使喚。

        就這樣，全書都在講如何迫使民眾順從帝王，並且積極參與農戰，使國家強大。秦孝公採用商鞅之法使秦國軍隊成為虎狼之師，到嬴政時期吞滅六國。這是霸道之法，和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儒家的仁愛王道思想，墨家的兼愛非攻思想迥然不同。筆者認為霸道之法是一種畸變，使多數人痛苦，只有帝王一人受益，並且因不符合規律也難持久。而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更適合用於治國平天下，使多數人受益。儒家的王道思想，其實是適合國家以下的諸侯或者更小的單元，包括企業、家族、家庭及個人等等，墨家也是類似，總之多樣化思想文化適用於不同層次、不同單元，在公平自由競爭中可以共同發展。但法家的霸道之法卻足以破壞這一切，它強力求同，整齊劃一，並且強力推行在國家以下不同單元，甚至想要以此法平定天下。看看德國法西斯、前蘇以及極端宗教主義這些具有類似特徵的機體就可以感受得到。它們必須在對內整齊劃一對外強力擴張中發揮它們的力量。

        商鞅的刑罰十分嚴苛，發明連坐之法，一人犯罪，五人連坐。後來他在逃難時，因住客棧無法出示身份證件而被抓，作法自斃，被車裂而死。雖然商鞅死了，但《商君書》卻流傳下來，被歷代帝王視為寶典。在商鞅之後，更有韓非“光大”法家之術，韓非甚至因此獲得美名。在春秋戰國時期，雖然諸侯國戰事不斷，但卻因為諸國競爭使百家思想萌芽得以產生。而因為諸侯國之間要為了自身長期發展，諸侯君主不得不禮賢下士以招攬人才，客觀上促進了思想的文明化，很多注重寬仁及禮賢下士的思想也因此而產生。這時候，在思想萌芽之上，本可以更蓬勃的發展使各家思想能夠得以系統化理論化和充分的實踐，但卻隨着法家的壯大，使這一切終結，“野蠻人”戰勝了“文明人”，秦國用武力吞併了六國，文明世界驟然變成了原始社會。秦國坑的不止是“儒”，而是完全遵照“商君”的“遺囑”，“去強、說民、弱民、壹言”，可以說是焚書坑百家，最終用法家治國平天下。但畢竟六國人和秦國人不同，“去強”和“弱民”可以在短期內達到，但“說民”和“壹言”往往需要跨代才能完成，因為成年人思想一定，最容易受“說民”和“壹言”影響的是未成年人。所以秦國沒有多久就滅亡了。德國法西斯納粹也沒有多少年就滅亡了。

        而到了漢代，文帝和景帝運用黃老之術治國，雖沒有系統化制度化，總算有一些雛形。但武帝卻廢置了黃老之術，運用了商鞅、韓非的霸道之法，《商君書》這個“幽靈”又乘勢而起。漢武帝、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名義上是儒家，但其實這徹徹底底的運用的是法家的霸道之術，而外在則借用了被當時社會大眾所喜歡認同的儒家之名。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口號是由君主自上而下的強推，這和法家並無二致。同時，“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被定為法律，不只局限於民俗，如有違反可能會被重罰，這也是法家之術。很明顯，這三綱中的核心是“君為臣綱”，這是漢武帝和董仲舒想要維護的根本核心，而這和先秦的儒家思想是截然相反的。一個是要求君主自我約束寬仁民眾，一個是強制要求民眾自我約束忠於帝王。

        漢武帝用這樣的障眼法既贏得了美名，又獲得了無上的權力， 同時“說民”和“壹言”的目的在一兩代之後也很容易達到，後代的人會認為漢武帝、董仲舒所運用的就是儒家。隱藏的邪惡比暴露的邪惡對大眾害處更大，甚至後代的知識分子也會被引導，只有少數當時的年長知識分子會看清楚。這時候它會維持得很持久而不被擊破。秦始皇的商君書毒藥一看便知，漢武帝的商韓毒藥表面卻裹了一層蜜糖使人難辨善惡。

        本來多元思想文化應該是在民間自由競爭中共存。在公平自由競爭中，那些接近於真理規律的往往能夠維持競爭優勢，不符合天道規律的在長期往往被淘汰或弱化。思想文化起於民間，而應用於民間，不宜由政府強力自上而下的推行，因民眾本來就是志趣喜好有所不同，很難用一種思想來統一。除非只為滿足帝王利益。儒家思想也是民間多元文化中的一種，它產生於民間，在漢武帝之前也從未由政府來強制推行，況且它也未必適用於國家或天下這個層面，可以用於諸侯以下的較小單元。可能唯一適合最大範圍內應用的是道家，因為道家強調無為而治，這本身就給多元文化一個自由競爭的空間，比較適合國家或天下的層面。同時，儒家要求君主實施仁愛與民眾而不是相反，因春秋戰國時期各個諸侯都想擴充自己的勢力，這樣不得不禮賢下士，才能招攬能人志士為自己所用，所以儒家順應此規律提出了諸侯君主自我修身，為民眾謀取利益，最終民眾自然歸順，同時還可以吸引別國民眾遷移，先秦時期的儒家從未像漢武帝、董仲舒這樣說“君為臣綱”，而恰恰相反，是要求君主克己修身，寬仁百姓。當然儒家除了諸侯，也可以運用到更小的單元，每一個單元如果想達到王道，都可以去進行這種自律的行為，一直可以縮小到一個人，這其實也是建立信用的一種方式。如果把一個諸侯國看成一家上市公司，那這個諸侯公司的CEO確實是為了滿足股東利益之後獲得支持的。

        秦國的毒藥很容易被破解，但西漢的隱秘毒藥則不好破解。思考力不夠的知識分子反而去主動維護它。類似現象在世界各地都屢有發生，這個根源還是在於民眾智慧和獨立思考力不夠。尤其是當一種嚴重違背天道規律的思想被寫在書裡甚至被奉為經典時，孩童從小耳濡目染可能會不知辨別。這種影響通常會持續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

        對於《商君書》等明顯的邪惡法術，應該像對待毒藥一樣摒棄化解，而對於優良的思想文化，並不須由政府來強力推出，而是作為民間的良俗來存在或用於個人自我修身皆可（這裡面只有道家思想可以例外）。同時，對於無法準確斷定的思想文化，不要由個別人去強力打破摒棄，應該尊重它使其參與公平的自由競爭，遵循自然的發展規律，在審慎的競爭中實現逐漸的變化發展。思想文化方面過於激進的變革往往帶來的是災難卻不是幸福。秦漢之後的思想文化並不代表傳統，反而是因為秦漢丟棄了先秦的好傳統，被畸變的法家控制後帶來了惡果。

        興起於兩百年前的德法激進主義者也一樣是把毒藥藏在蜜糖之中，使很多人被蒙蔽。當他們的謊言被拆穿之後，又搖身一變成為新的引領世界潮流者。也許世界永遠不缺乏邪惡者和盲從的大眾吧。一旦某種思想超出了多數民眾理解範圍之內，即使是錯的，也可能長期受到歡迎。唯一可以期盼的就是大眾智慧的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