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党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文化斗争更加深化和激烈，江青继续走在思想文化战线斗争的前面，当毛泽东、党中央的哨兵，组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江青早在1962年7月6日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指出“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江青敏感地认为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

　　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等文艺作品的高潮，江青将批判影片增加到十部。

　　1964年年底，江青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位正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臻和吴冷西）座谈， 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十部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及《白求恩》等。在全国点名批判那十部影片的高潮中，江青在康生、柯庆施支持加紧了对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工作。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

　　江青找人批判《海瑞罢官》并不顺利，—开始她想让自己支持过的《红楼梦》研究作者李希凡，但没想到遭拒绝。李希凡说，1964年8月，江青通过林默涵通知他去中南海谈话，江青以毛主席的名义，批评我在文艺界精神麻木，缺乏敏感，随即谈到《海瑞罢官》问题，意思是动员他写批判文章。对于自己所以没有行动，李希凡现解释是对江青讲的许多问题，当时自己听不懂。其实恐怕是不敢得罪权贵，怕担政治风险。江青看李希凡不行，就南下找人批判。

　　江青在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支持下，点将张春桥参与，张春桥又推荐姚文元执笔，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在成都病逝。张春桥成为江青在上海最重要的支持者。

　　在明研样板戏，实批《海瑞罢官》的条件下，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经过几易其稿，毛泽东亲自修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名著终于完成。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讲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容：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

　　1965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曾透露了若干内幕。

　　由于当时还不能公开江青身份，只能作曲笔，说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京剧《海瑞罢官论战是从戏开始的，这出戏，我没有看过。听到议论，已经是1964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2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8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吴晗著《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

　　毛泽东1967年5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江青组织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难，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更难。

　　江青先就地安排在上海《文汇报》发表。11月12日至26日，华东六省一市所有党委机关报全都转载了姚文，时间顺序依次是为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而除华东外，却几乎没有转载的，特别是北京也没有转载。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但上海不作答复。摸背景干什么?充分反映北京的不问文章正确与否而关注官态的奴才文风。

　　北京希望得到如何处理姚文元文章的明确意见，江青、毛泽东不充许透露，是想考察北京。

　　北京对发文章态度的转变，起因于陈丕显在11月15日见到罗瑞卿时，告诉了他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和毛主席对北京等地不转载的不满，第二天，罗瑞卿打电话给彭真，告诉他《解放军报》将要转载姚文，并建议北京的报纸也尽快转载 ，随后，《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北京两份大报开始首先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罗瑞卿的行为引起了毛泽东的深层怀疑。

　　按理上海文章一出，北京理当迅速反应，立马转载才对，可是，北京居然十九天没转载此文，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毛泽东问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毛泽东下令周恩来干预，11月28日，北京各报顽强对抗至第十八天 , 彭真接到周恩来的电话 , 要求北京各大报刊立即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会后立即采取行动，安排转载。江青、毛泽东与反毛派的较量胜出。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泄不通,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震动了政坛、文坛，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恰恰是这场头大幕的拉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