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黨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種思想文化鬥爭更加深化和激烈，江青繼續走在思想文化戰線鬥爭的前面，當毛澤東、黨中央的哨兵，組織有分量的批評文章。

　　江青早在1962年7月6日那天，她看了吳晗寫的新編歷史京劇《海瑞罷官》，就指出“該劇存在着嚴重的政治錯誤，堅持禁演這齣戲”。江青敏感地認為劇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澤東，海瑞則是彭德懷。

　　1964年8月，毛澤東在《中宣部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上批示： “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這樣，在全國出現了批判《北國江南》和《早春二月》等文藝作品的高潮，江青將批判影片增加到十部。

　　1964年年底，江青約見中共中央宣傳部五位正副部長（周揚、許立群、林默涵、姚臻和吳冷西）座談， 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國報刊批判十部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鋪子》、《舞台姐妹》、《紅日》、《逆風千里》、《兵臨城下》以及《白求恩》等。在全國點名批判那十部影片的高潮中，江青在康生、柯慶施支持加緊了對於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工作。毛澤東也同意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進行批判。

　　江青找人批判《海瑞罷官》並不順利，—開始她想讓自己支持過的《紅樓夢》研究作者李希凡，但沒想到遭拒絕。李希凡說，1964年8月，江青通過林默涵通知他去中南海談話，江青以毛主席的名義，批評我在文藝界精神麻木，缺乏敏感，隨即談到《海瑞罷官》問題，意思是動員他寫批判文章。對於自己所以沒有行動，李希凡現解釋是對江青講的許多問題，當時自己聽不懂。其實恐怕是不敢得罪權貴，怕擔政治風險。江青看李希凡不行，就南下找人批判。

　　江青在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支持下，點將張春橋參與，張春橋又推薦姚文元執筆，1965年4月9日，柯慶施在成都病逝。張春橋成為江青在上海最重要的支持者。

　　在明研樣板戲，實批《海瑞罷官》的條件下，江青同張春橋、姚文元經過幾易其稿，毛澤東親自修改，《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名著終於完成。

　　關於批判《海瑞罷官》，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那篇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時，講了她去上海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內容：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裡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着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扼殺這篇文章了。同志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裡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 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着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麼關係！

　　1965年12月10日，張春橋在上海舉行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會上，曾透露了若干內幕。

　　由於當時還不能公開江青身份，只能作曲筆，說是自己讀《海瑞集》，感到問題嚴重。京劇《海瑞罷官論戰是從戲開始的，這齣戲，我沒有看過。聽到議論，已經是1964年了。有人說是毒草，有人說不能提得那麼高。今年2月，姚文元同志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他同我商量怎麼搞法？他不是歷史學家，我也沒有碰過明史，而對手是專家，是權威，這一仗不容易打。我們確定：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認真學習，埋頭讀書，占有史料，決不聲張，免得文章還沒有寫出來，風聲已經很大。這樣搞到第六稿，請四五位同志參加討論，又反覆修改，8月底有了一篇初稿，發給十幾位同志徵求意見。發表的時候，已經是八個多月，第十稿了。這樣一個過程，也是對這齣戲的認識過程，一個學習過程。開頭，看了劇本、評介文章，讀吳晗著《海瑞集》，感到問題嚴重，非評不可。但是，我們的論點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適當不適當等等，那是很傷腦筋的。

　　毛澤東1967年5月會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

　　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議：“文章就這樣發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為如果“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

　　江青組織寫成《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難，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更難。

　　江青先就地安排在上海《文匯報》發表。11月12日至26日，華東六省一市所有黨委機關報全都轉載了姚文，時間順序依次是為上海《解放日報》、浙江《浙江日報》、山東《大眾日報》、江蘇《新華日報》、福建《福建日報》、安徽《安徽日報》、江西《江西日報》。而除華東外，卻幾乎沒有轉載的，特別是北京也沒有轉載。

　　姚文發表後，《北京日報》社長范瑾同志曾兩次詢問《文匯報》負責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但上海不作答覆。摸背景幹什麼?充分反映北京的不問文章正確與否而關注官態的奴才文風。

　　北京希望得到如何處理姚文元文章的明確意見，江青、毛澤東不充許透露，是想考察北京。

　　北京對發文章態度的轉變，起因於陳丕顯在11月15日見到羅瑞卿時，告訴了他關於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和毛主席對北京等地不轉載的不滿，第二天，羅瑞卿打電話給彭真，告訴他《解放軍報》將要轉載姚文，並建議北京的報紙也儘快轉載 ，隨後，《解放軍報》和《北京日報》北京兩份大報開始首先轉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羅瑞卿的行為引起了毛澤東的深層懷疑。

　　按理上海文章一出，北京理當迅速反應，立馬轉載才對，可是，北京居然十九天沒轉載此文，引起毛澤東的強烈不滿。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對美國記者斯諾說：“那個時候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說吳晗是個歷史學家，碰不得。後來在上海組織了一個班子，以姚文元為首，文章出來了，北京不登。我那時候在上海，我說：出個小冊子，看他們怎麼辦。

　　毛澤東問彭真，“吳晗的問題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回答：“吳晗有些問題當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參加訪問朝鮮代表團在朝時的一些講話就有錯誤。”（《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毛澤東下令周恩來干預，11月28日，北京各報頑強對抗至第十八天 , 彭真接到周恩來的電話 , 要求北京各大報刊立即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在周恩來同志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許立群、姚溱等。”會後立即採取行動，安排轉載。江青、毛澤東與反毛派的較量勝出。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卡博,巴盧庫時說:"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 "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泄不通,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同志回去發表."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震動了政壇、文壇，實際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戰，拉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恰恰是這場頭大幕的拉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