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讀者網（Creadres.Net）20周年有獎徵文稿件　

  在出國大潮之前，我就出國了，而且去而復返，出了三次。如曹操詩云“月明星稀，烏雀南飛， 繞樹三匝， 無枝可依”，最終才連根拔起，啟航新的人生。

　　（一）

　　我的祖上，我的父母，都不是籍籍無名之輩，關於他們的事跡，大陸出的書，不下20種。但文革中，我們家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家破人亡、掃地出門，然後是窮鄉插隊，僻壤做工。直至四人幫就擒，乾坤倒轉，撥亂反正，平反昭雪。由此“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我曾是上海中學的老三屆，再怎麼蹉跎，到1977年恢復高考，也會大概率地觸底反彈，抓住一次主宰自己命運的機會。1982年初我畢業時，幾乎翻上了人生巔峰：入黨，錄取第一屆非工農兵的研究生，與我苦戀13年的女孩成婚，13年前輕易放棄的戶口又遷回上海。

　　回到上海，就要有地方住，原來的房子被保密單位占了，只能重分。1983年，我還在讀研究生，就由市里落實政策分了房，不久孩子出生。1985年我研究生畢業時，革命化知識化年輕化，又有身居高層的長輩罩着，如果我肯去北京，仕途光明。No，謝了。我寧可留校教書，守着我蜜裡調油的小日子，守着我家破人亡18年後又重建起來的家。

　　（二）

　　那是個充滿希望的年代，所以也是個最不能容忍失望的年代。我的前妻是末代工農兵學員，她們研究院就不給她評助理工程師，儘管她回回數理考試都考第一。她憤而辭職，去日本留學。我永遠親不夠的小兒子也被他外婆抱去養了，我又成了孤家寡人。

　　於是89年春（天安門廣場已經出現了第一批紀念胡耀邦的學生），我去了英國治下的香港，在香港新華分社下屬的一個研究所當分析員，研究市場經濟的運作與制度，就當時的國際經濟政治大事提出研究報告。想起當年跨過羅湖橋的第一印象，竟然是香港的馬路上沒有灰塵，玉宇澄清。

　　在自由世界的生活體驗，無禁區的閱讀思考，信息匯集，以新的觀念重新審視中國的革命和自己跌宕的人生，都不如當時發生天安門廣場事件和血腥清場，更讓人覺醒，脫胎換骨，走向自由化，走向體制外。當時，在港中資機構從上到下幾乎一邊倒地支持北京學生和市民，支持黨內改革派，參加百萬人大遊行和維園的燭光集會，高呼“打倒李鵬”，向內地傳播消息，捐錢捐物，大家都視為是“反共基地”的理所當然。六四槍響，山河色變，三觀盡毀。當時台-港有救助內地逃亡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我的同事也有人藉機去了美國、加拿大和澳洲。我捨不得孩子，捨不得家，也不願因我的“叛逃”連累關心我的長輩。

　　事實上，我們在香港一直工作到1991年“8·19” 蘇聯紅旗落地，香港新華社前社長許家屯出國“旅遊休息”，上面才想起來該收攤讓大家返回原單位了。我記得前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扣押戈爾巴喬夫時，我們還傳達中央文件，說這是蘇聯同志的“粉碎四人幫”。一群愚鈍冥頑衰朽蠻橫的頭腦領導着中國，令人嘆息。

　　（三）

　　92年初我回到大學時，正是國內氣氛最壓抑的時候，從“反共基地”歸來，落差更大。我因公幹夫妻分居2年多，請假去日本探親，學校攔不住。到日本後，搖身一變，成了上智大學的訪問學者，有在香港做研究的底子，發展經濟學的課題，不在話下，只是要自己掙出生活費。學校每周只要去一天，我有大把時間打工，了解日本底層。不知其他人有沒有這樣的感受，進入一個陌生人的社會，你會獲得一種心理解放：沒人在乎你以前是教授還是民工，所有的誠實工作都得到尊重，尤其在日本這樣一個溫情而多禮的社會。我幹過集裝箱裝卸工，電視機外殼的熱處理，做過便當（盒飯），看過停車場，教過中文，幹過搬家公司。日本人搬家非常簡單，除了冰箱、電視，幾乎沒有大的家具，就是搬標準紙箱，而一天大部分時間開車在路上，聊天、觀光，跑遍了關東大地，見識了各色日本家庭。

　　我在日本的那幾年，正是資產泡沫破滅，進入所謂“消失十年”的經濟寒冬，可底層社會幾乎無感，除了東西更便宜。你看他們甚至都不在乎讓外國人打工。日本沒有就業問題，所以社會安定，心態從容和永遠不改的做事認真。我一直說，世界上要是有一個國家能把社會主義干成，一定是日本。同樣的儒家傳統，人家學的是克己復禮，我們學的是君君臣臣上尊下卑的等級制度和階級壓迫。

　　94年我前妻畢業，加入一家在上海新創建的中日合資企業，我們回國那天，小城車站上來送行的朋友30多人，黑壓壓一片。日本人對中國人之好，我覺得是兩條：一是侵略過中國，覺得對不起中國人；二是坦承日本的文化來自中國。雖然近代日本脫亞入歐，中國馬克思+秦始皇，走上兩岔，但畢竟是有文化淵源的近鄰，對對方的想法，因普世情懷和共同的文化底色，格外關注。中國當權者老說日本不認錯，是看不起中國，只承認二戰是敗於美國，想再和中國較量。純屬胡扯。事實是，日本再怎麼認錯，不誠實的中國當權者都要以歷史的悲情進行現實的戰略訛詐，煽動中國民眾建“厲害國”。我想告訴大家，日本根本沒有軍國主義，軍國主義早死絕了。日中友好絕對是社會主流。我們有時在居酒屋唱歌，日本人唱滿洲墾殖團懷念家鄉的歌曲時（類似我們插隊落戶時的歌），都會先向在座的中國人致歉。好好的和平主義的民主國家，八〇九〇後的孩子，怎麼會想再到中國來實行三光政策？社會經濟條件，政治制度，國際環境，人們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早已天差地別，人都換了好幾茬，大家根本都不會記得歷史上前人的想法和做法，所有的運動與鬥爭要發生也都是基於現在的矛盾、現在的社會條件，哪會重演歷史？人都是要死的，所以歷史都是會被後人遺忘的。想讓大家不忘記歷史的人，一定是基於他們現在的企圖，與歷史上真的發生過什麼、對現在究竟有什麼影響，沒多大關係。

　　（四）

　　國也出過了，家也團聚了，回到上海，該消停了吧。可事實上，出去見識過了，經歷過了，對國內狀況更覺得迷惘。當時正是江澤民地位鞏固，開始國企改制，職工下崗，MBO（管理層買斷），亂鬨鬨上下其手你爭我奪的時代，權貴資本主義的“悶聲發大財”蓄勢待發。擴招之前，大學還是清水衙門，但是也已出現很多創收班（上3節課可得$50），為那些要上崗的老總、骨幹們“鍍金”。加上職稱、分房、官位，系裡的輿論不知不覺間對海歸有了一種敵視，你多年不在學校，現在要來分我們的好處？可多年不在學校，和方方面面都沒矛盾，領導換屆，老領導又屬意我上。好處，我可以退讓；官位，我也婉拒。樸素低調，基因使然，家風使然。在周遭的紛爭和時代轉折的不確定性面前，我寧可保留選擇的自由，不願為名韁利索所束縛。我像強迫症似的問自己：費盡移山心力去爭那些實惠、利益、官位，和我還未見識過的廣大世界相比，值嗎？人的一生，總是經歷越多越有價值吧。

　　第三次出國契機的出現我也沒想到。我一位插兄說我“樣樣事體自嘎杭”（上海話：什麼事都自作主張），是，我從文革起就失去管束，自由化深入骨髓，唯心清高，“萬物皆備於我”。所以我痛恨一切形式主義虛耗生命的假招子，痛恨所有無病呻吟言之無物的八股文章，痛恨強迫洗腦和政治學習。我以為假招子帶給中國人的損害和浪費，超過政治迫害。那時不知誰想出了個該死的“211工程”，開假會、說空話簡直能把人逼瘋。我把自己的課都排在星期五上午，下午開會前簽個到，就拖個青年教師找間空辦公室下圍棋。也不知哪個倒霉鬼在隔壁提到我，東窗事發。系辦公室主任執法從嚴，扣了我半個月課時費，令我勃然大怒：老子課都給你們上了，還興賴賬的？轉念一想，雖是可恨之人，也有可憐之處，這個體制就是要人斗得像烏眼雞，與其費勁和他計較，不如就此別過，去更廣闊的世界尋找“自有留爺處”。臨走前，總支書記找到我家，非要我填表申請保留黨籍，我拒絕。我說，“6·4”的坎在我心裡過不去，我回來時還不定自由化成什麼樣了呢。那時你若看我還像個黨員，我看你們還像共產黨，我們再談。

　　（五）

　　前兩次出國的經驗，讓我確切地知道2件事：1）西方國家的制度環境是穩定的（美國一部憲法管了260多年），這和中國至今仍在摸索“特色”編造“夢”境，大相徑庭；2）在西方國家的法律範圍內，你可以自由地去做你認為能改善你的現狀和未來的所有有意義的事，這是你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對我來說，“追求幸福”就是在美國學編程，找工作，辦綠卡。最後這一點，當時看近乎不可能，但不試怎麼知道呢？那時的H-1簽證是沒有上限的。

　　我揣着一萬“刀”來美，要熬到找到工作。與他人合租一間半地下室的公寓，家徒四壁，沒有車，撿了一個床墊下面的box，半夜裡在寂靜的街道上，把它一個跟頭一個跟頭地翻到家，生怕攪了四鄰的清夢。還要到超市撿紙板箱，鋪在上面才能睡。與生活的清貧相比，更難熬的是對地球那一邊妻兒的思念。晴朗的傍晚，看着航班在高空無聲地划過，惆悵襲上心頭。我的出走是不是太任性了？在中國飽嘗苦難的藝術家木心來美後說“視歸如死”，如果我放棄在中國的所有機會，踏上這片自由的土地，卻因自己的軟弱愚鈍，半途而廢，自己跟自己沒法交代，也不知回去後在眾人的輕蔑中怎麼重起爐灶。為了精神不死，人格不死，也要挺下去。

　　於是狠下心來學編程，編（複寫）一些虛擬的projects，寫入簡歷，然後去面試求職，以求一逞。人家雇你並不難，可你總歸是半路出家，難免低效，出錯，被解僱，然後周而復始，屢敗屢戰，積累經驗。我第一次被laid off 時，前妻剛帶着孩子來美，深受刺激，覺得太不穩定，不如回去。我和孩子堅持了下來。孩子在美國上完高中和大學後，在中美兩國之間跑生意。我在“碼農”這個行當里撲騰了近20年，也已到站下車。當年的美國夢，算是修成正果，只是個中艱辛，甘苦自知。

　　（六）

　　我出國的故事很長，因為年長，也因為經歷特殊，跨了兩代。

　　前年，前妻來美，故地重遊，我問了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我這些年在中國，會不會已成為貪官，已被雙規？她和她的閨蜜異口同聲：你不會的！我謝謝她們對我人品的認可，但我自己知道，在中國的體制、官本位之下，我也會的。比方說，我終於在美國待不下去回國了，為堵悠悠之口，最簡單的就是當官，因為中國人都崇拜權力。又比方說，96年，美領館的簽證官把我拒簽了，我只能在國內混，在學校混，我為了不受制於人，不被剋扣課時費，我最終也會選擇當官，與其當順民，被人強迫，虛耗生命，不如去強迫別人。我有我的背景，人模狗樣誰不會啊？也許權錢交易、權色交易之外，還能見縫插針，做點好事？中國體制最壞的就是這一點，不為刀俎，便為魚肉。而所有的魚肉都想象自己有一天能成刀俎，互害而不覺得可悲。那位辦公室主任，很晚才等到右派改正，快退休了，還在等落實職稱和學校的行政分房…

　　所以，你要問出國的意義是什麼？我的故事告訴你，是獲得一種自由，讓你能免於被國家被單位被體制強迫脅迫，做假事，做壞事，虛耗生命。人生苦短，誰都希望做對自己有意義的事，同時保住道德的清白和內心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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