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汉在闹新冠肺炎。我又在万维网页上看到松江城被评为第一顺序的中国老年人最佳居住城市（当然我没法查证中国哪个机构评选）。

我选《春天的期盼-同德医学院毕业的武汉人与松江人》这个标题写博文，因为与我在文革期间一段经历有关。我在文革中，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在松江卫校读书，卫校毕业后，留在松江人民医院当外科医生。我的外科师父是同德医学院毕业生（上海二医大前身）。文革中，上海仁济医院的江鱼老师每月会组织（非官方）上海地区泌尿外科医生召开“病例讨论月会”。当时我的师父在泌尿外科领域有建树，所以江先生每次病例讨论，都会请我师父去。当然我师父也每次带我去参加泌尿外科“病例讨论月会”。由于当时仁济领导比较开明，以后几年，仁济医院的地下“病例讨论月会”范围扩大到了普外科病例，并且对全国其他城市的医生开放。

1975-1976年那年，我师傅把文革期间上海有 “病例讨论月会” 的事情，告诉了他在武汉的同德同学。以后他们武汉同德同学经常会带着他们病人的病例到上海讨论。因为同德医学院52年解散后，一部分并入上海二医，小部分留在上海同仁医院与松江人民医院，他们大部分去了武汉同济。所以松江成了他们病例讨论会后常去走访的地方。我曾经经常在松江帮助我师父招待许多武汉来的外科医生。其中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武汉外科医生给我留下很特别的记忆。他的名字姓裘，当时我们称外科前辈为先生。我叫我的师父为 “斗” 先生，叫裘医生为 “裘” 先生。有一次，裘先生来松江时，我师父有急诊在手术室开刀，他叫我招待裘先生吃饭。我就带他去了松江人民医院对面的面店，化了我二两半上海粮票请他吃了一顿阳春面。吃完后，他对我说, “你们年轻人饭量大，定量又少，我下次来松江我一定会把全国粮票换成上海粮票还给你。”后来我师父对我说，裘先生是“武汉一把刀“。

他们同德的毕业生，经过在武汉与松江当地文化熏陶，已经成为两种完全不同性格的个体。由于武汉松江两地，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有许多相同的灾难（他们经历了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最壮烈的武汉会战与淞沪会战），当地历史文化熏陶他们成为完全不同的鲜明个性。同德的武汉人粗狂精明，同德的松江人内敛沉稳，文革中，为了求生存发展，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文革中，同德的松江人的沉稳，在接纳文革中受迫害的瑞金医院医生时表现无疑。他们保护了当时称之为“牛鬼蛇神”的上海专家时在松江受到当地人关照而自己不为之牵连。 又比如文革中我的家庭冲击，松江的同德“斗”先生特别关心我；文革一结束，他立即傾全力支持我考二医。同德武汉人的精明在文革中也表现十分出色。他们会在文革那么困难期间还自费每月穿江而下去上海学习，来松江交流。他们盼望春天的到来。

当时尽管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在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同德的武汉人和松江人在文革中的交流，使我们这些晚辈看到了希望。他们的精神使我在哪历史寒冷的冬天还拼命自学，盼望着春天。

我来美国后，“斗“先生和”裘“先生相继作古。这次武汉闹瘟疫，经过文革期间在松江与同德武汉人的交往与了解，我坚信，经过这么多次历史磨炼的武汉人，他们一定会渡过现在这个灾难。

他们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