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如果制度有病，生活在制度之下的人必然有病。

中国1949年以来成长起来的人，很多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流氓，比如盗国贼有贪婪的病，而且病得不轻，穷凶极恶的侵害和掠夺百姓财富权利。很多人是人格分裂的人，是口是心非的人，是没有羞耻感的人，满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把谎言说得如同宇宙真理一样。每一个喝狼奶长大的流氓，都多多少少有点精神病，都是程度不等的精神病人。开历史倒车，坚持党领导一切，坚持党治，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制造腐败与社会不公，官场的腐败发酵着社会的腐烂，并且做为一个国家的形象对外传播。

我们制造谎言，生产谎言，把中国社会变成制造谎言的大工厂。小孩子一出生，就生活在谎言之中。小孩子一懂事，就学会撒谎，而且终身被谎言笼罩，终身成为谎言的自觉或不自觉制造者。人们不以说谎为耻，反以说谎为荣，人人都争当谎言的标兵，争当谎言的传播者。一个充满了谎言和背叛的国家。中国人已失去了价值是非判断能力，其行为准则就是利，私利，有利，甘愿背一世骂名，油锅里抓钱在所不辞。专制制度制造出来的官员是教唆犯、诱导犯，是坏的典型榜样，是罪恶的渊薮。

1918年，胡适之先生《易卜生主义》说过：“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承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承认现今的政治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英国密尔指出：“在专制国家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人民远离政治，他们只关心物质利益和私生活。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他们就绝不会多说一句话。他们漠视自己的权利，也漠视别人的权利。人民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谈政治，更缺乏政治参与的安全感，只管生存。菜市口向谭嗣同等六君子掷烂菜叶的诸多不明真相天生精通‘爱国’的围观群众，相信人们并不陌生。人们只会默默忍受，还会嘲讽那些敢于争取权利和为公众利益发声的人偏激，幼稚，不识时务。用所谓的正能量来驱除心中所谓的负能量，其实不过是掩耳盗铃或者说心理脆弱。

“稳定压倒一切”变成了政治任务，依法治国在中国已搞了几千年了，从秦始皇开始就没停过，因为法治不是公共法制，而是保障部分专制利益集团的法制！

不自由的社会最容易导致社会不公，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绝对腐败，必然要与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专制权力对百姓是按敌对势力对待，看作是，向政府要权力，要利益，只有一个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的政党政府，才会这样想，他们不允许自己以外的人去染指权利或者利益。确保政法机关牢牢掌握在党手中，保障专制统治权的稳定，镇压人民。老百姓唯一的选择也是上访进行利益的诉求，苦苦哀求专制权力，一批又一批的上访者飞蛾扑火般的来到北京或冒死在北京的大官面前下跪，无论是进京上访还是拦路下跪，“跳楼”、“跳桥”，等待着上访者的都是更加可悲的命运。几乎每一位上访者都不是一开始就赴省上京的，他们的上访都是在一级一级碰壁中步步升级的，如果权力受制衡与人民监督，人民又何必越诉呢？跑到北京也得由原发地解决，当地就是冤案的制造者，和北京同属一个利益集团，会给你解决吗？

很多人有清官情结、忠臣情结，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反制度。充分说明中华民族统治阶级的极端贪婪性和被统治者罕见的奴性。

胡适先生有一句至理名言：“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制度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今天的自私就是你明天倒霉的根源，从拒绝愚民教育开始，从拒绝专制政权以国家名义压榨开始，从反对政治谎言开始，从抛弃奴才人格开始。因为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