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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uesday, June 4, 2019, 4:42 PM, Aol Mail <fenghua@shaw.ca> wrote:

我是86年夏從北大法律系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簡稱法工委）經濟法室一處工作的。當時，法工委是唯一一個在人民大會堂內辦公的實實在在的部級單位，法工委的一部分則仍在大會堂外辦公，只有部機關及部分處室在大會堂里辦公。筆者所在的經濟法室在大會堂南樓辦公，本人所在的一處則在大會堂南樓三層的一間辦公室。辦公室很大約有六、七十平米，房間裡九張辦公桌，包括經濟法室的一個付主任和一處的所有工作人員均在這間辦公室內辦公。當時法工委的主任是王漢斌，我們處的付處長是彭真委員長的兒子傅洋。1988年四月萬里接任委員長前傅洋則去了康華公司法律部。王漢斌升為付委員長兼秘書長而法工委則由常務副主任宋汝芬主持。86年我剛去時，國務院趙紫陽為總理，人大彭真是委員長。我記憶猶新的是在一次人大常委會審議《破產法》關於“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責任制”國務院報上來的草案几上幾下，直至本應在當天大會上通過的早上突接通知本次會議不做表決，使我這個首次進入中央機關工作的人員才稍微注意到上層矛盾鬥爭的堅銳激烈的程度。

1989年初因未被單位提拔為付處級我決心離開這個讓很多人羨慕的單位（本人工作的三年中也分到了房子還公派出國了）轉而申請出國自費留學，在申請過程中至8月20日離開國門時親身經歷了“六•四”，故我作為北京市民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中心方圓一公里範圍及北京城至三環周圍那一個月裡的親身經歷的片斷做一個回憶以記念那個讓人無法忘記的運動。

 

5月中旬

絕食以後廣場的學生越來越多，我們辦公室的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樣每天午休時打撲克（拱豬）為最大興奮點了，而是走出大會堂來到廣場親自到學生中間感受那裡的氣氛。而當你置身在其中時你也得到升華，仿佛那樣我們就自然而然成為他們之中的一份子而不再在這場運動中置身事外了。那些時日北京市的社會治安出奇的好，小偷小摸打架鬥毆的絕跡了。我們辦公室氣氛不再像五月初了，那時我們辦公室除了我們經濟法室的付主任一人外，其餘八個人都是同情學生和支持他們的政治訴求，故常常辯論而成為八比一室付主任處於絕對劣勢。室付主任姓房剛解放時是一個窮孩子，由共產黨培養起來的幹部，故其樸素的階級感情使其迷失了方向。但這時他也再不會發表不同的看法了似乎不願處於那種孤立的狀態。而恰恰正是這時，國務院體改委的曹思源發起了徵集人大代表常委委員簽名以便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的行動。而且他是從我們人大常委會工作人員開始的，而他那天下午來到我們三樓辦公室正好是我和房付主任從廣場回來，而這一次房付主任居然第一個搶上去帶頭簽上了他的大名“房維廉”，而這一次他又恰恰站錯隊了，“六•四”過後為此檢討寫了不知多少份。

5月20日我值夜班，那時我們法工委的幹部輪流值夜班，其實也沒有什麼事不過就是呆在部的辦公室里守着紅機子看一晚上書而已。那晚上我向往常一樣往我在安華西里小區我們單位分給我的那套單元房我的小家裡打了電話同時給住在虎坊路的樓房裡的媽媽打過電話後。我安心地看書幾次走上大會堂的頂樓平台從那裡去觀看天安門的情況。廣場上的學生們的大喇叭不時傳來廣場指揮部的聲音。先時指揮部鑑於李鵬發布戒嚴令學生們停止絕食行動。接着廣場上要求廣場上的糾察隊隨時準備犧牲保護好天安門廣場防止各類人員進入廣場，接著廣場上廣播了劉華清上將等軍中八人呼輿和平解決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問題，廣場的上要求人們準備預備毛巾口罩等以便應付突發狀況。那一晚整個廣場氣氛越來越緊張

第二天，早上隨著辦公室同事的到來我緊張的心情多少放鬆了一些。上午十點左右我和同事又上了大會堂頂樓平台從這裡觀看廣場上情況。這時突然發現從東邊革命歷史博物館那邊傳來一陣轟鳴聲，當我把頭向上揚起來，只見五架飛機從頭頂上嗖的一下掠過，飛機飛的很低而聲音很大但這一切又是在極短的時間裡發生的，整個過程大約僅在一兩秒的時間裡它給廣場上的每一個人都帶來巨大的震攝，而我由於在大會堂的平台上更接近飛機所以感受更深。

六月二日快下班時，新到辦公室大學不足一年的小劉告訴我們，他從大會堂的鍋爐房打開水的時候遇到了幾個從五月初就從地下通道進入大會堂北樓的軍人，由於他怒目而視內心的俾視形之與外故彼此起了爭執。其中一個大兵對他放話說，“你是在大會堂這裡，你要是在外面讓你吃不了兜着走！”

六月三日晚飯後，我和與我同時分在法工委住在我的樓上13層的小黃一起隨着人群來到了緊挨着家門口北三環馬甸橋，大家都準備看一看或是親自嘗試着去參加堵軍車的行動中。在馬甸橋上有一二百人，除了十幾個認不認識的單位同事，大部分的是30歲以下的年青人，大家聚集在馬甸橋三環北面的路上，然而等了一兩個小時也未見動靜，有的人就開使撤了，我和小黃也一起回家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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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四點鐘， 就聽到人聲嘈雜並夾雜着幾聲清脆的槍聲。我趕緊穿上衣服來到單元門外只見大家都聚在一起在樓道中， 我們住在12層， 樓道走廊朝外那邊向北， 上面是玻璃但大家都把身子蹲下來偶爾露一點頭往外看一下。 我們的樓是安華西里四棟側對着北三環。我這時已經看不到什麼了， 樓里鄰居告訴我， 剛才過去了很多軍車， 有人往軍車扔東西， 軍車上有人往上面打槍， 所以剛才大家還餘悸未定。 折騰了半天回來又睡不着了。等到上午八點多我往單位值班室打電話。我家裡在86年就安電話了， 當時在國內早早安了電話程控電話，當時我單位的經濟法室的副主任還沒有電話呢。接電話的是和我一起分到法工委的研究室的扈主任科員，她告訴我， 天安門廣場已經被軍人占領了， 學生已經被清場了。 我問她廣場發生槍戰了嗎？現場是什麼情況。她跟我詳細地描述了一下當時的情況： 6月四日凌晨三四點的樣子， 廣場的所有的燈突然全打開了， 廣場如同白晝，十秒後所有的燈突然熄滅，過不到三秒鐘接着所有的燈又全都打開， 如此這般幾個反覆。隨着廣場所有喇叭響起了官方的聲音，那是戒嚴指揮部要求所有在廣場的學生市民及其它人員立即離開廣場。當時廣場還有幾千人， 是撤還是堅守？學生們意見不一。 是廣場上的劉曉波，侯得健四君子用在台上的擴音喊話，要求廣場的學生用聲音大小來判斷是同意撤離還是同意堅守的人多。實際當時兩方面的聲音都差不多，是四君子利用在台上掌握着擴音器的便利宣布贊成撤退的人多，這樣廣場上的幾千人才避免了無謂的犧牲， 和平撤離了廣場。天安門廣場北起長安街，西至大會堂，東至歷史博物館， 南至毛主席紀念堂這個範圍里是沒有朝學生開槍也沒有流血。但是， 軍人在驅趕學生時有的軍人朝天開了槍， 我們三樓的辦公室的玻璃就被打碎了幾塊。   聽了她的話以後我的心稍稍放鬆了一點。星期天不用上班， 吃過早飯後我就下了樓到了馬路上，大街上很多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在圍着軍人， 軍人們一言不發正襟危坐在地上。我也靠到跟前， 聽到幾個老白姓情緒激動的對軍人們說“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他們對着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用坦克碾壓......”。我因剛從辦公室得到的天安門的一手資料， 就更正他們說“天安門沒有開槍， 學生是和平撤離的”。那知我的這番話剛出口立刻遭到在場的所有人的攻擊， 甚至有的人掄起拳頭要打我。看到這個架式， 我再也不敢說什麼了。 只好急忙溜回家了。是啊，在那種情況，會有多少人能夠心平氣和地理性地接受事實呢？

 

六月五日星期一，我早上從北三環安華西里騎自行車前往單位， 進入二環路後順着中山公園東邊外牆騎到南池子與長安街交口處一看， 整個長安街上由停自行車的架子和一些自行還有些雜七雜八的木頭鐵架堆在大馬路上，由路口一直往西到天安門整個長安街上空無一人，馬路上有零星的磚頭石塊。城裡的市民都聚集在由南池子與長安街交口的長安街以東馬路上， 一些人嘴裡喊着“打倒法西斯”，還有些人用石塊往長安街西天安門方向扔砍石塊以表達他們的憤怒。從這南池子路口向西到天安門有500 多米的距離是一塊隔離帶。 我想， 我是去上班， 也不屬於“暴徒”，軍人應該不會向我開槍。 再說我推着自行車慢慢走過去應該那邊的軍人不會把我怎麼的。於是， 我就右手推着自行車， 左手舉着工作證順着長安街路北邊緊貼着建築物往西走， 我剛走了十幾米， 一個小伙子一把把我揪過來，他喊到“你不要命啦？！今早上那邊往這邊開槍，打倒了好幾個呢！“經他一說， 我一想， 也是， 我犯不着如此冒險。但我也不甘心， 還想趕到單位和同事交流一下各處的情況。我決定再看看從別的地方是不是能繞過去？於是 我就又騎上自行車往回走從天安門北面故宮的南面沿着東華門大街往西騎過西華門到了南小街往再往南拐到長安街， 這邊和那邊不一樣， 這裡沒有人群聚集， 在南小街的路口只有兩個軍人背着槍把守着， 我騎到跟前把工作證掏出來拿給他們看了看， 他們就讓我過去了。從南小街口到大會堂南樓， 沿途大街上幾乎空無一人。 到了辦公室已比往常晚了一個小時， 但辦公室只來了一半的人。大家彼此互相交流着各自的信息。至此才知， 大會堂有一個廚師昨晚上被槍打死。 單位領導再三強調，“大家不要追問廚師怎麼死的細節， 這樣才能給該廚師做為工傷死亡處理”（儘管該廚師嚴格意義上也屬於暴徒， 但大家內心裡傾向一致故而心照不宣了）。   接着的重磅信息是關於我單位的二把手人大常委委員法工委常務副主任宋汝芬的。  他住在苜蓿地22樓， 那裡是經歷了激烈戰鬥傷亡慘重的戰場。 他本人絕對不可能跑到樓下去阻攔軍車的， 他也就是從他住在10層樓上往下面的長安街看一看而已， 但是他的眼睛卻被軍人的子彈打傷了（但此事幾天后在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的口中硬把它變成宋汝芬是被對面高樓歹徒打傷的，如此顛倒黑白信口雌黃其它的一切宣傳都可想而知了）。

由於全城一片混亂，許多公交車都不通了，所以那天邊公室只來了一半的人。 一到下午就下班了， 我接著去了虎坊路我母親的家裡。我看見一隊手裡端着槍的軍人沿着虎坊橋大街向北走著而從南橫街里跑出來幾個小伙子從這隊軍人後面向他們扔了一些磚頭瓦塊轉身就跑回

六月中旬後，全體人大常委會工作人員在大會堂聽上面傳達中央文件統一幹部思想。 大會由人大副委員長彭沖主持， 大會開始時， 全體起立為在這場所謂平暴運動中死去的軍人默哀，接着為死去的無辜平民默哀。彭沖主持為平民默哀時間足足五倍以上與為軍人默哀的時間。儘管這個事情後來再沒有人談論但是我想當時在場的人都明白那是彭沖副委員長從內心深處發出來的一種無聲抗議，而它傳達到了在場的所有的人。

三十年過去了，所有關心中國命運的同胞永遠不要忘記著那場改變中國歷史方向的偉大運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