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重慶模式與新加坡模式有許多相似處

重慶模式中，除了唱紅之處，其他政策與新加坡有諸多的相似點，比如打擊消除黑社會，建設公租廉房，大規模的城市綠化，全力吸引外資，特別是國際大資本以搞活經濟。無論是在大連任上，商務部長任上，還是重慶任上，薄熙來多次公開表示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學習，在谷歌里查一下“薄熙來　學習新加坡”可以找到很多這類講話，時間跨度很長，說明是他一貫的思路。只是這幾個星期所有大陸媒體都在狂刪薄熙來的舊聞，所以這些老報道大多只有標題沒有內容。我看到網上一位大連網友的長貼，也提出薄熙來施政其實是學新加坡，只是從來沒有大作宣傳。網上甚至有傳聞谷開來持有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

新加坡的李顯龍總理曾經在2010年9月專程訪問重慶，在這次事件前，新加坡的媒體對重慶的評論也相當正面。

搬抄新加坡的經濟模式與公共管理政策，其實是符合中共近年的基本國策。從鄧小平開始，中共在經濟路線上一直就是打左轉向燈，向右拐。從90年代以來，中共中央組織部與新加坡政府合作，選派了大批縣處級以上幹部到南洋理工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公共管理的碩士學位，在南大的班級被稱為“市長班”。十幾年來培訓的中層幹部已經達到千人以上。得到培訓的官員大多很年輕，是重點培養的接班梯隊，所以很多人回國後已升居更高位。

中共學習新加坡，是基於多項國內與國際政治的考量：

A:  公開學習歐美有政治上和平演變之虞；

B：遠東經濟發達體不多，只有屈指可數的五個，從大到小排列：日韓台港新。

日本是二戰宿敵，與中國仍有領土爭端，而且民族主義是當今中共立國的主要根基；日本經濟自九十年代起也一直委靡不振；韓國是韓戰中的宿敵，並且至今仍有龐大美軍基地，與北韓軍事對立，是中共的戰略假想敵之一；台灣的國民黨是中共的內戰宿敵，承認台灣模式等於否定了共產黨當初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合法性；民進黨是台獨的急先鋒；香港直到1997年還是個殖民地，如果公開學香港，等於認同了中國要當三百年的殖民地。

除了以上四個經濟體，新加坡是唯一可以學習的對象了。其實新加坡也是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宿敵，翻開李光耀的回憶錄，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是對抗鎮壓馬來亞共產黨，而馬共的後台就是中共，電台就設在中國嶺南，一直到八十年代才被鄧小平關掉。

而新加坡模式中的許多要素與其他四個亞洲發達經濟體是相似的，並非新加坡一枝獨秀。中共學習新加坡，在政治層面是不成功的，一個明顯的指標是，新加坡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潔的政府之一，中共則是全世界最腐敗的政府之一，因為新加坡經驗有兩點中共是不敢學的：一人一票全民普選，司法系統獨立於行政系統。（參見拙作：中共學習新加坡，二十六年沒畢業），如果不根本改革政治體制，不論是學新加坡還是學其他遠東發達經濟體，都必然是邯鄲學步。薄熙來靠經濟模式搬抄，取得了重慶模式的表面成功，如果沒有根本的體制變革來支撐，遲早是要破產。

2： 薄熙來唱紅的真實動機是準備造反

很多人對薄熙來唱紅的動機莫名其妙，文革中薄一波被打倒，母親被逼自殺，薄熙來坐窂。而薄熙來在大連市委書記與遼寧省長任上，並未有唱紅挺毛的公開表現。為何到了重慶，已經五十八歲的薄熙來一反常態，突然狂熱推崇毛澤東思想？而且薄的重慶經濟政策實際上仍新加坡這些右翼的經濟政策大同小異，與毛澤東的極左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如果說薄熙來與毛澤東有何共同點，那就是兩個人都是政治家。所以分析薄的行為，要從政治家的利益點出發。在遼寧大連任上，薄只是個地方政客。在全國政治版圖上排位不高。在大連市長，市委書記（副省級）任上，薄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1997年十五大的中央委員人數是193，候補委員是151，薄當時有心想擠上個候補委員卻失敗了，黨內排名在344名之後；十六大薄作為遼寧省長進入中央委員會，但是省長只是二把手，很難有獨立作為，而排在他前面的還有全國三十多個省市的書記，中央部委一把手，薄在中共黨內排位仍在百名之外。

而在2007年出任重慶市委書記後，薄熙來不僅第一次成為封疆大吏，而且晉身政治局委員，雖是刁陪末座，在中國政治版圖上的排名卻急升到第25位，政治視野豁然大開，王權大位觸手可及。

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58歲的薄熙來搖身一變，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掌旗人。因為毛澤東的革命造反理論，是薄熙來搶班奪權的最佳利器。而毛澤東思想的黨內正統地位，也給薄的武裝政變運作，披上了絕好的保護色。在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下，薄可以大張旗鼓地在思想界，軍界拉攏人才，公開宣傳，為十八大前後的政變作輿論，經濟與軍事籌備。

3：海伍德案只是個煙霧彈

海伍德案首次曝光，是2012年3月24日的一條微博，此時距王立軍闖館已經整整一個半月，消息據說是來自王立軍手機2月15日的短信，即使這個日期是真實的，也是發生在王立軍被中央控制後一個星期，顯然這是中共高層掌權人有意放風，試試看輿論導向。然後到4月10日深夜11時，官方正式公開這一刑事案情，第二天就蓋遍了中國所有媒體的頭版頭條，這樣的媒體時間安排，完全不給薄派輿論反擊的機會。在此前二個多月時間裡，美國政府，中共政府均隻字未提此海伍德案件，英國政府雖然在王闖館一周后才通過外交渠道提出此事，也未對媒體公開。倒是政變倒習奪權之說不脛而走。說明海伍德這個無業游民之死，其實不是事件的重點。薄熙來事件的核心是政變奪權。海伍德案即使是真的，也只是薄熙來政變準備中的一個小小插曲。

中央政府支支吾吾一個多月後，突然茅塞頓開，發現了這個小插曲可以起到政治煙霧彈的大作用。於是先放微博消息試水，再作官方鄭重確認，鳩殺，諜影，婚外性，各種聳人聽聞的小道消息充斥海內外媒體，極大地滿足了小報小市民的閱讀胃口，最大限度地將大眾眼球從薄熙來造反大業上引開。如果只是一起謀殺案，何至於要各地封疆大吏，各大軍頭出來表態？何至於深更半夜將全中國所有處級以上幹部集中起來傳達幾個小時就要見報的新聞通稿？陳希同與陳良宇也都是政治局委員，他們在原政治局內排名更遠在薄熙來之上，為何從來沒有如此緊張？

中共不願公開薄的造反真相，有幾個原因：

A： 如果將毛澤東思想徹底否定，中共將失去了自身執政的合法性，這也是鄧小平被毛澤東打倒多次，兒子鄧朴方被逼得斷腿了，鄧卻至死不敢全面否定毛澤東的原因。

B：薄熙來如果造反，將成為中共統治的破局人，極可能得到左右兩派，甚至國際主流社會的全力支持。儘管在中共的主流媒體上和平發展是主旋律。任何對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期待破局是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心聲。即使在民主國家，執政者如奧巴馬，薩科齊，馬英九都會在幾年後慢慢失去主流民意支持。人心思變，要換個領導人試試。而在民主體制下，這種換班是正常和平的。而在中共專制下，一小撮政客幾十年如一日把握大權。即使體制內的人，位高權重如薄熙來，要正常升官只能是長年累月地為上級溜須拍馬。1997年江澤民附庸風雅誇了幾句電影泰坦尼克，薄熙來趕緊花大價錢將女主角請到大連，坐在公共汽車頂上唱歌，只是為吸引江的注意力。如此別出心裁地巴結，最後大位還是傳給了習。一般的中低層官員，一輩子添上級屁股，過年過節從來就是下級倒過來給上級發獎金送紅包，甚至連老婆都要交給上司睡過，怎能不惡火攻心。至於10多億的升斗小民，就更不用說了。不論是左派，右派，只要有人破局，必然是一呼百應。而這些對體制的深仇大恨，均源自中共的專制體制，大多數人都認為，只靠體制內修修補補，解決問題永無指望，如能破局最好。

C：這一點最重要：如果薄熙來的問題是謀反，意味着規模浩大的政治清洗將在十八大前後全面展開。而提前透露政治大清洗的消息，有可能驚動薄熙來的盟友與同情者，激發武昌起義式的軍事政變，在沒有薄熙來領導的情形下，中共仍可能全局崩盤。

對中國現代史有重大影響的辛亥革命，就是起始於統治者意想不到的小規模軍事騷動。1911年10月9日，革命黨人孫武在漢口配製炸藥不慎爆炸。清軍四處捕捉革命黨人。當日晚，武昌城內新軍士兵，打死鎮壓革命士兵的排長（只是個小排長），新軍工程第八營數百人倉促起義，經一夜戰鬥，11日，義軍人數增加到三千多人，占領武昌城，成立湖北軍政府。清王朝長達268年的統治，因為一個小小的意外，幾百個軍人譁變，在一夜之間劃上了句號。

那個違反安全生產條例的孫武是湖北人，與廣東人孫中山並無親戚關係。作為革命黨的最高領袖，孫中山正被清政府全球通輯。他的政治情況比薄瓜瓜好點，不是學生簽證，居然懷揣一本如假包換的美國護照，不必申請避難；經濟條件可慘了，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一家盧姓中餐館中刷盤子。聽說革命一夜間成功了，孫中山撂下盤子，掖好美國護照，急急趕回中國，美籍洗碗工當上中國臨時大總統。這個美籍洗碗工，在武昌起義前象常人一樣，沒有未卜先知，但是他象股神巴菲特一樣，堅定地買了長線政治股票，雖然幾近窮困潦倒，終於還是在政治上賺到盆滿缽盈。不過他後來又做短線投資，為了每個月三萬蘇聯盧布，搞了國共合作，將只有四百個成員的共產黨併入國民黨，養成了幾萬人的大黨，結果不但把中華民國輸掉了，連老婆宋慶齡都被蘇聯間諜搞到床上去了，兒子孫科50年代初回到美國去種菜。

汲取當年清王朝陰溝翻船的教訓，中共的當務之急，是麻庳政治對手，所以周永康同志應該多多出鏡，張海陽上將可以放心出國訪問，劉源上將也不必表態，只要你們袞袞諸公不再提造反政變，我們黨中央什麼也沒看見，大家繼續過好日子。但在內心深處，各方都提心弔膽，稍有不慎，就有滅門之禍。

4． 駝鳥政策，後患無窮

這種駝鳥政策，實際上暴露了中共現領導層的極端軟弱。即使中共這次僥倖挺過薄熙來事件，其極端軟弱的表現必將引發體制內其他強人的興趣。中共政權從此國無寧日。

在俄羅斯1917年，沙皇政府的遭遇與清王朝一樣冤，三八婦女節（俄歷二月）一群女工上街討麵包，男工也來聲援，沙皇派出一隊士兵鎮壓，士兵譁變，看似穩如烏拉爾山的沙皇政府就此垮台，史稱二月革命。當時列寧正在瑞士這個風景如畫的資本主義國家，拿着德國外交部的金援破壞俄羅斯，也不虧待自已，順便還嫖娼快活一下，染了一身梅毒。聽說國內革命突然成功，列寧也象孫中山一樣急急回國，卻什麼也沒撈着，國內已經成立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

但是列寧就此汲取了教訓，一直在鼓動同志們繼續武裝奪權，黨內多數人覺得那是輕舉妄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居然把他們的反對意見登在公開報紙上，讓列寧火冒三丈，以為要遭到臨時政府的鎮壓，然而軟弱的政府只是以捉德國間諜為由通輯列寧，並未鎮壓準備政變的布爾什麼維克黨。此時布爾什維克黨在戰爭進行中接受敵對的德國金援，賣國醜聞本來是見光死，所幸當時沒有電視短信網絡微博，消息傳得可慢了，所以趕緊奪權再說。十月革命選擇在親布爾什維克的軍隊在政府各座大數值班的一天，有驚無險，順利拿下了彼得堡城內的各要害部門。事實上臨時政府根本沒有抵抗就投降了，所謂攻打冬宮云云，其實是蘇共後來放在教科書中騙學生的政治童話，以防後來人了解，在社會條件成熟時，革命果然就象請客吃飯一樣容易。

薄熙來在這個事件中錯失了兩次政變的時間點：

     一是王立軍闖館。領事館不同於大使館，沒有主權之說，重慶警方是可以強行進入，控制了王立軍後，反過來指責中央有人指使王立軍判國，或者指責美方非法扣留王立軍，中央政府外交軟弱誤國，主動擦燃軍事政變的導火索；

     二是三月人大會議。薄熙來可以公開反對人大的某項議題，進而指責政府與人大都沒有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只代表一小撮身着外國名牌服飾的精英權貴。重慶宣布學香港自治，在香港特首選舉時，重慶也同步自選薄熙來作特首，割據一方，然後號召各省市縣自行效法選特首。

當然這兩個選項都要有幾千人的軍事力量作後盾，而重慶市直接掌握的武裝警力與武警內衛部隊應在數萬以上，如果加上成都軍區的一兩個師，其軍事實力遠遠超過了武昌起義中群龍無首的三千個中下層官兵。今日中共國的人心煥散，並不亞於清王朝，薄的勝算並不低於當年的革命黨。

薄熙來在前兩個月沒有這樣做，可能是他高估了已方陣營的政治實力，政治局常委里當時還有半數的票，以為軟弱的中央還不敢動他，仍準備按計劃到十八大時再動手。也可能是準備不足，或者同黨中有人臨陣退縮，未能成事。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薄熙來在當時選擇政變看似異想天開。他貴為政治局委員，幾乎就握着免死金牌，有着三四代都享不盡的榮華富貴，為什麼要走政變破局的絕路？這種尋常想法正是股民與股神的差距。

如果薄熙來預見到這一個多月的事態發展，已經到了滿塘魚可能死光的絕地，那二三月份他必然舉旗造反，即便是魚死網破，也死得轟轟烈烈，很可能還闖出一條生路，成為一代開國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