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政党的现行政策中，大规模的外国劳工移民是最让新加坡人垢病的。这一政策的动力是亲商主义。作老板的，无论公司大小，坚决拥护放松移民政策，以便利用外国廉价劳力。政府稍微收紧一点外国移民，大小商会呱呱叫。不收紧则整个社会都在骂，政府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这一次补选前，本来有传闻政府要出台新的人口的白皮书，将人口发展上限从650万提到700万。现在看来，这样的政策不太可能近期出台，毕竟商会是没有投票权的。既使从笔者作为新移民的角度看，执行党的移民政策也是大有问题，特别是低薪的蓝领劳工引进政策。

       1：过度依赖廉价外国劳工，导致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低，生产效率无法提高。比如建筑业，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工厂预制件，建筑周期比新加坡短得多。

       2： 纵容不法中介收取劳工高额费用，并以低薪压榨外国劳工。这些外国劳工拿着1000新元左右月薪，没有养老住房等任何福利，在新加坡成家立业是不可能的，还要给中介交纳一大笔费用，将来回国手头上所剩无几，将成为母国社会的巨大负担。

          大量外国低薪劳工将新加坡蓝领行业工资压到极低。比如巴士司机等工资比加拿大，英国低多了。这样本国人文化再低也不愿从事蓝领，在白领行业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如果能够限制低薪外国劳工，本国的蓝领工资就将大幅提升，提升新加坡弱势阶层的工资收入。

        不论移民政策如何，新加坡的变天还早着。最快是2016年大选，正常情况应该是在2021年大选。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在人民行动党内部。李显龙总理仍然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吴作栋一派虽有分歧，但吴的个性是相当柔和的，执政党内部也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所以从目前还看不出在执政党内有明显分裂。

         即使2016 或2021年出现变天，那也是渐变，决不是革命。这与苏联垮台，阿拉伯革命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过渡。过去几十年，这种从威权向民主社会渐变的政治事件，在南非，台湾等地都出现过，新加坡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学习，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在所谓的变天后，出现的新政权很可能是个联合政府，甚至可能是人民行动党与某个小党的联合政权。

           正是新加坡执政党敢于拥抱民主政治，实行政改渐变，才从根本上避免了国家坠入暴力革命的深渊。 

          在中国接受教育的人，总是受到所谓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认为革命是人民领导推动。在极权政治下，人民渴望革命，但历史上大多数革命从来就不是人民所能决定的。在高度集权的中国每年都有十几万起群体事件，可是这些在历史上都是不起波澜的，因为在高度集权下，人命如蝼蚁。

         革命大多是由统治精英或外国势力引发的。 在极权与威权体制下，当一个强势领袖选择接班人时，他必然要选一个相对弱势的领导。而弱势领导管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革命必然爆发。

            即使在强势领导在位期间，如果出现另一个有野心的潜在强势领导（比如薄熙来，袁世凯之于中国，穆斯林兄弟会之于埃及），或者外国势力（比如俄罗斯，日本历史上对中国的强烈兴趣，不计血本的大投资），则革命的危险也将大增。

          对于赵紫阳来说，只要邓小平不死，他的历史地位永远是老烟鬼邓小平的龟孙子；对于薄熙来，要从政治局排名25挤到第1，恐怕要排到80多岁，除了乱插队，还有何法；对于袁世凯等汉族官员，清王朝不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称帝称王？

        只有当统治精英内部分裂，有了导火索，革命才会真正爆发。那为什么统治精英们要分裂闹革命？如果中国的薄熙来，北朝鲜李英浩次帅两年前预见到今天的结果，他们的唯一选项就是造反革命，至于中国是否会因为革命再走50-100年的弯路，who care? 不论是薄熙来还是平民屌丝必然只关心眼前的利益。

            当年六四后，老邓与一批左棍成天咒骂“和平演变”。素不知和平演变才是中共权贵子孙们求之不得的和平出路。如果中共真正要告别暴力革命，新加坡的和平渐变的政局仍不失为一个榜样。只是中共国与新加坡的体制相差太远了，这一点笔者在九年前旧作“中共学习新加坡，二十六难毕业”中已有详述，这里就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