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中級法院占據了一個街區，近乎一個四四方方的建築群，中間是一個大院，臨街的房屋基本上就是一個模樣，不同街道的大門也一個樣。從走廊的窗戶往外看，因為樹木的遮擋，看不清楚具體的方位。栗澤林領着我往外走，法警跟在後面。東轉西轉，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突然我眼前一亮，原來我們到了大門，出門一看，並不是我被拖進去的大門，想返回已不可能了。我們只能出了大門。曉紅姐姐問我：現在已經是中午十一點半了了，下一步我們做什麼？我們回家還是怎麼？我回答她說：我們不可能被人家大街上打人，然後廁所里賠禮吧？我說我想到信訪接待室去。她馬上又要陪我一起去。

周五是中層幹部接待日，雖然臨近中午，接待室的人還是很多。進了信訪接待室，遇見了很多老熟人，他們很驚訝的問我被拖進中院的經歷。他們告訴我：我們被拖進法院時，有一個人跑過來告訴信訪接待室的法官“冷家的人被抓起來了”。接待室的法官連聲說“好！好！好！”。我給他們講述了一遍全部的經過，並且把橫幅拿出來給他們看，告訴他們我的訴求他們滿足了，連橫幅也還給我了。張捷峰站在我的身後，他對我拉橫幅的行為以及大家和我一起聊天的情形已經習以為常，所以並沒有意識到我現在已經是“自由之身”，等到曉紅姐姐進去並加入我們的聊天時，他忽然發現了曉紅姐姐的存在，驚訝並下意識的說到：“你怎麼被放出來了？”曉紅姐姐指着他的鼻子說：“你很失望吧？”張捷峰主任目瞪口呆看着我們。

過了一會，有個法官過來和我聊天，善意的問了一下我在裡面的經過，他說：他們沒有給你帶手銬？

我笑着說：他們不敢的。

他很詫異的問：為什麼？

我說：如果給我帶手銬，起碼得賠我五萬。

他更驚訝的問：不可能吧？

我說：首先，按照法律規定，給我帶刑具的決定必須由法院院長親自批准。如果立馬就給我帶刑具肯定沒有獲得院長的批准，我會追究他們的責任，包括院長；其次，給我帶手銬以後，我會把手銬扣弄得很死，讓手銬緊緊的貼着我的手腕，然後往外跑。他們肯定會追我，在拉扯的過程中，手銬肯定會把我的手腕劃傷。這種傷口即使癒合了色差也會存在幾個月；第三，如果在拉扯的過程中，沒準我的意思突然喪失、大小便突然失禁，那麼這種臨床表現毫無疑問可以作出“腦震盪”的臨床診斷。在那種混亂的場面里，監控錄像記錄的肯定是我被毆打的畫面；我在法院裡面，在沒有得到正院長批準的情況下被你們法院的工作人員打成腦震盪，該如何賠付？

這個法官苦笑地搖了搖頭。

過了幾天，信訪接待室的法官告訴我：秦慕萍院長過問我們的案子，讓我耐心等待一下。其實我也知道，這些都是緩兵之計。一般說來，當把他們逼緊了的時候，他們會給我們一點點希望。甚至告訴我：你的問題已經進入程序了。等等…。弄得好像馬上會做什麼一樣，然後又晾在那裡。通過一緊一松又一緊一松的調動，我就會筋疲力盡。我知道他們的做法，所以面子會給名義上過問我案子的秦慕萍副院長（天曉得她是不是真的在過問，我就假設秦副院長就是在問過），另一方面積極的去和人大、政法委進行聯繫。

有一天，我又到了市人大。接待的工作人員笑着對我說：冷明呀，我們查了一下，今年一年你到我們這裡來了67次，所以我們把你作為“重點人”報給了市政法委，以期引起他們的重視。你不會有意見吧？

嗯！當這種“重點人”我當然不會有意見。由此可見，量變可以到質變。

我再把重點放到武漢市政法委，一周去個兩三次。每次都要轉辦單，也要從量變到質變。另外，在湖北省、武漢市開人大、政協開“兩會”的時候，我就出現在會場外面。“兩會”都是在冬季舉行，我可不會虧待自己。我用防寒的裝備武裝自己，把訴求用最簡單的幾個字羅列出來。別在挎包的帶子上，誰願意收走誰收走，收走我東西的人沒準會掃一眼，這樣又可以增加一個受眾。

省里開“兩會”我也跑到會場外去。一天，我忽然聽見省高院的工作人員在大聲說：涉法涉訴的請到高院去，那裡有接待的。我趕緊轉場到高院。接待人員已經是老熟人了，一見面就問：你又有什麼事要反映？

我說：還不是法院不送達傳票的事。他們不給我任何書面的東西，每次都是東扯西拉的。

他笑着說：你回去吃熱乾麵算啦！一個武漢市中院都搞不定，你太沒有用了，回去吃熱乾麵算啦。

我問他：我怎麼才能搞定他們？

他說：我是法官，怎麼能夠告訴你對付法官的方法？你回去吃熱乾麵去！

說完又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