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的会场热闹，会场外也热闹。但湖北省高级法院此时也就出现了难得的安静。我也懒得换地方，就在省高院和法官天南地北的闲聊。聊去聊来最后还是扯到了这个官司。法官随口问了问我到哪些地方去过。我回答他说：所有有关的地方基本上都去过，比如全国人大、最高院、中央政法委、省人大、…….武汉市人大、武汉市政法委…..。法官打断了我的话，说：你先别走。我以为他要做什么，没想到他说完话拿起了他的茶杯转身往后走。我看着他的背影正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的时候，发现他居然径直走到后面和其他法官闲聊去了。我呆呆的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茅塞顿开———唉！我确实该回家吃热干面了。

 我没有和法官再打招呼，立马回家。第二天也是武汉市政法委的接待日。我算好时间，11点到市政法委！“两会”期间，市政法委接待处的人也很少。我去的时候前面一个人基本上反映完情况，所以政法委的领导马上接待了我。在听完我的简要介绍后，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说：只需要法院给我送达判决书；如果有困难重新审理也行。

领导说：我再给你开一个《转送单》，要求他们接待你们。

我说：你们已经给我开过很多次《转送单》，法院完全不理会。所以请你们督促武汉市中级法院给我一个书面说法。

领导说：我们从来没有开过这个东西。

我说：不可能，你们是他的上级。如果你不开，我今天就不走了。（我知道时间已快接近中午，如果我不走，他就不能下班。）

领导说：我没有办法开。

我说：如果你不开，我就在你门口拉横幅。

领导说：你敢拉！你拉了我就可以叫人对你采取措施。

我说：我在隔壁拉，隔壁是商店，不是你们单位的范围。

领导说：那也不行。

我说：请你告诉我哪里是你单位的范围？具体是哪一条线？我站在你单位的线外拉。

我不紧不慢的也自言自语的说着，领导仿佛在记录什么。忽然领导抬起头，把一份《转送单》递给我，很不耐烦的对我说：拿去！拿去！我拿去《转送单》一看，上面居然是要求武汉市中级法院60日内给予我“答复”。我喜出望外，连声说“谢谢！谢谢！”

我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但我心里还是觉得有些犯嘀咕：如果我把原件交给武汉市中级法院，以后他们不认怎么办？复印件又不能作为证据。想了想，我赶紧把原件扫描后复制出一个与原件几乎一样的彩色复印件。以武汉市中级法院法官的智商，他们应该是看不出来什么不同的。

第二天我兴高采烈的把《转送单》的复制件拿到法院，得意洋洋的递给张捷峰主任。张捷峰主任拿起《转送单》读了一遍，随口就说到：“60天答复”，我们随便嘴上说一下就行了。我虽然嘴上回答他说：“你敢！” 心里还是犯难：难道他随口一句话就把我几天的努力化为灰烬？

市政法委周一、三、五上午接待。第三天我又赶到市政法委，对领导说：武汉市中级法院法官说他们会按照你们的要求60天后“随便说一下就行了！”所以，我要求领导重新开一份《转送单》，上注明是“书面答复”。这下领导有点动怒了。他要我把原来的一份《转送单》还给他，他在上面加上了“书面”两个字，看了看又觉得不妥，重新又给我开了一份《转送单》，注明“书面答复”。 我拿着这份重新开出的《转送单》的复制件再到中院，交给张捷峰主任，这下他没辙了。

过了几天，又是庭长接待日。记不清楚是哪个庭的庭长接待我，章莹法官记录。我理直气壮的问庭长：判决书没有送达是否应该送达？原、被告都不清楚都不清楚，也就是谁告谁都不确定，如何可以作出一系列判决？…庭长没有吱声。我接着说：你们还把我拖进“羁押室”。庭长马上“义正言辞”的说：你应该采取理性、合法的途径维权。我把我的资料薄一合，对法官说：你告诉我如何理性、合法的维权？我立马按照你的要求做！章莹在一旁笑道：冷明就喜欢听这句话！庭长哑口无言。这个时候，我听见张捷峰主任叫我，我起身出去，发现原来是我们的田双娥专职委员在叫我。她和颜悦色的对我说：市政法委的《转送单》我们收到了，那没有办法了，现在我们肯定是要按照政法委的要求在60天内给你一个书面的东西，至于你满意不满意那是另一回事，你就耐心的等一下。我笑道：没关系，我要的就是你们写出来的 东西。

60天转眼就快到了，章莹法官给我电话，让我去拿法院给我的《答复函》。我告诉了晓红姐姐，她听完后要陪我一起去拿。当我拿到《答复函》时，我心里一阵阵好笑，堂堂的武汉市中院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出来。

针对《答复函》中“邮寄送达”的问题，章滢法官做了如下解释：我们现在也就找了当时的承办法官（我插嘴问：叫什么名字呀？）那我不清楚，不是我去找的。就去找了当时的承办法官，他们说是邮寄送达的，因为我们的邮寄送达是一个发文本，原来的邮寄送达不像现在有特快专递，就是回复过来后贴在上面。它是一个发文本，这个发文本的保存是十年，所以，经过几次搬家，这个发文本就被销毁了……

晓红姐姐插嘴说：我的父亲也没有拿到判决书，请问你们怎么解决？

张捷峰主任说：你也要吗？我们研究一下也会给你一个答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