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代的中國教育，新學剛剛興起，私立公立學校水平參差不齊，選材也有很大的隨機性，湖南一師的教育理念應該遠遠領先北京的頑固派學校。毛澤東沒有考北大的意圖，倒是曾經準備留學的，後來放棄。我也特別蔑視以虛假為本的中國文科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都是充滿自信的飽含中國愚昧觀念的難以用現代文明價值觀來溝通的純蠢的中國垃圾。

1949年前的中國農民是很好客的，所謂中共污衊的地主其實是中國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國的農村是一個很穩定，平和的生態系統。

毛澤東不過是湖南一師畢業，也就是一個中專。他上北京考北京大學，沒有考上，從此對知識分子懷恨在心，這就是他為什麼後來大力迫害知識分子的原因

以我聽父母輩的言論看，1949年前，農民的確不象無業的城市平民那麼窮，至少不會餓肚子。南方農民因為居住分散，一般特別好客，對抗日戰爭時期的難民，也多能慷慨提供吃住。但四川農民河南農民安徽農民情況也是自私自利的。1949年後，因為社會主義經濟主要在城市進行，共產黨奪回了巨大的外國在華資產，偽滿洲國資產，及滿清皇家資產，新政權主導的城市經濟與農村的差距越來越大，農民起初抱有“土地”決定論的幻想，後來逐漸破滅，到1970年代初，中國農民已經普遍地對城市生活抱有巨大的憧憬和嚮往，相對地變得比較低賤與自私，這導致1982年憲法規定城市土地國有化，農村土地集體化，又通過取消人民公社，把農村集體土地的載體虛化，再利用中國農民對城市的嚮往，對土地價值的淡漠化，逐漸收購了農民的近郊及遠郊的土地，又在貨幣瘋狂擴張的三十多年中侵吞了中國農民90%的土地財富。從這點看，中國農民是1982年以來最大的經濟受害者。他們自私自利又愚蠢透頂。

我的確是不知道1949年前的中國農民的狀態，你提起來，我也想了一下，主要是從父母輩的一些看法及當年的一些經濟現象來談初步觀點。我等會兒再寫。

毛澤東是個文化程度很高的左派政治家。他以一人敵一國的氣概，與中國傳統腐朽觀念及以虛假為本的傳統文化鬥爭了一生。晚年他也逐漸走向了妥協，似乎對中國人民有點失望的意志表現。我不理解他的在於對四川龍門陣文化背景人的態度。換我就絕對不可能和號稱全中國只有他一人認識甲骨文的四川文人郭沫若成為好朋友，也不會讓信仰神功並滿嘴離奇謊言的四川神人鄧小平成為得力幹將，也不會讓一個無能的四川閒人朱德當總司令，更不會用那麼多來自四川的革命的投機份子，如秘書田家英，特別是四川人楊尚昆都被發現安有竊聽器監視他還沒有警惕這群四川邪惡勢力。他的一生，鬼使神差地重用太多的他最不接受的虛假為本的四川龍門陣人物，而死後又被四川龍門陣生動活潑的謠言誹謗與玷污。這真的是我難以理解的。

事實上毛澤東也是一個半文盲，一個自以為是的弱智。

[我認為自私自利是中國農民的原始表現] 我不知道你的年齡，但是我相信你應該沒有在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生活過，如果你有這樣的經歷，那你就不會這樣來評價中國農民了。

我沒有什麼反共或反中的概念，我自己從來也沒有過入黨的念頭，我自己家也沒有受過任何迫害，我對中國也無敵意。我只是對謊言，無論是裝傻的言不由衷的或刻意的，都討厭。我批具體的人或事。一般來說，我相對肯定毛澤東一些，相比起來中共其他政治人物太文盲太愚昧，所以我對中國近三十年的精英們多持批判態度，刻意地證明他們是愚昧無知的，愚蠢腦殘的，違背世界主流價值的，沒有希望的中國垃圾。

我認為自私自利是中國農民的原始表現，主要還是基督教的很多人性的高尚精神不曾教化他們。毛時代的社會主義中提倡的一種犧牲精神利他主義同志之情也主要在城市中推行。而改革開放後，在全中國的遊歷與接觸中，的確發現有些省份相對自私自利的人的比重更大，有些省份又好一點。比如四川基本就是一個極品的自私自利文化環境，並且毫不為恥。河南安徽等號稱餓死幾百萬人的地方也是比較自私自利出名的地方。

[我覺得中國農民極度自私自利，] 你的看法很正確。我覺得不僅僅中國農民極度自私自利，而是所有的中國大陸人都極度自私自利

我個人就是一個既反共又反中的人，我認為 反共不反中，必定一場空。

我姓蔣，但是我不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也不是後來逃命去台灣的大陸人。

我也研究過當年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造假。幾種可能性。1）在毛澤東1955年收回旅順軍港，及蘇聯對東北鐵路等等特殊利益後，中蘇關係並不太好。毛澤東是中蘇關係變得有些微妙的冷淡的主要責任人。而1957年蘇聯衛星上天對中共高層的震撼，導致毛澤東權力旁落，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日常事務的實際領導人立功心切，農業進步是要做給蘇聯人看的，體現中國的價值。2）為了引導農民交公糧。這是中國左派提出反“瞞產私分”運動，批判趙紫陽等的說法。但我覺得中國農民極度自私自利，中共在土地及糧食問題上對他們來這一套是沒有用的。3）劉鄧等一線領導人求表現，以亮麗的成果取得更大的實際權力。

平時有些忙，在你談論的這個話題上又想多說幾句，對改造中國出力。說實話，我並不太喜歡和中國左派討論問題，有時候會產生挫折感。和中國右派討論又要面對餓死幾千萬人這種明顯的假話，可能我僅僅適合和台灣香港人討論政治問題。我並不是說你是台灣人。關於大躍進時期農業造假問題，我們必須對河南河北湖北山東四川等突出喜歡造謠吹牛的地方農民進行批判。大躍進造假離譜的是糧食畝產量，而總產量的誇張程度就小很多了。我記得河南當年的總產量是水分最大的，號稱720億斤，實際應該不到400億斤。去年河南糧食產量公布為1300億斤，實際產量應該不到600億斤。所以造假主要是傳統問題，是道德觀念問題，是這個國家的國民對待虛假的態度問題。中國的幾個虛假省份都是人口數量多的強勢省份，非常麻煩。

多謝鼓勵

寫得好

《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虛假新聞也充斥報紙的各大版面，農業高產“衛星”層出不窮，高產衛星列表。[20]僅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報》經常在一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先是夏收小麥創高產的新聞[21]：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 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 億萬人民笑開顏 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 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達木盆地海撥2797米的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畝產8585斤6兩，成為當年小麥畝產最高

秋收開始，《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在大躍進過程中，這種虛報產量的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縣，號稱一年收穫糧食12億斤。1958年8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署名康濯的通訊報道，報道中說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對當地進行了視察。毛澤東高興地說：

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22]

1957年曾獲畝產千斤糧食帥旗的四川郫縣為例，該縣在當年提出“學麻城，趕孝感”的口號，在大面積豐產上要“元帥升帳”，同時在發射高產“衛星”中也要在四川領先。從收早稻開始，與附近的新繁縣競爭，發射一個比一個大的“衛星”。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後來被社會流傳成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

河南很厲害

關於說慌造假的問題在文明社會中，不可接受。其實在大躍進中，支持糧食高產的某科學家，到“放衛星”的村莊蹲點研究經驗，發現農民造假後，他就退出了這事。我注意到四川某公社是“放衛星”首惡，華北是遍地開花，湖北基本是知道人家造假得利益後，氣鼓鼓地推向極致。而東北及江浙都較少發生，這些地方的基本德行較好。而湖南廣東也較少發生，因為這些地方正反兩方比較平衡，比較難以發生齊心協力干朝廷容忍的壞事的環境。另外，我覺得對於個體的人，無論地位高低，德行判別標準是一樣的，不能因為可以推諉給上級就可以說謊造假。當然，鄧小平華國鋒這種當眾撒謊的首領對這個國家走向道德敗壞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