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代的中国教育，新学刚刚兴起，私立公立学校水平参差不齐，选材也有很大的随机性，湖南一师的教育理念应该远远领先北京的顽固派学校。毛泽东没有考北大的意图，倒是曾经准备留学的，后来放弃。我也特别蔑视以虚假为本的中国文科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都是充满自信的饱含中国愚昧观念的难以用现代文明价值观来沟通的纯蠢的中国垃圾。

1949年前的中国农民是很好客的，所谓中共污蔑的地主其实是中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的农村是一个很稳定，平和的生态系统。

毛泽东不过是湖南一师毕业，也就是一个中专。他上北京考北京大学，没有考上，从此对知识分子怀恨在心，这就是他为什么后来大力迫害知识分子的原因

以我听父母辈的言论看，1949年前，农民的确不象无业的城市平民那么穷，至少不会饿肚子。南方农民因为居住分散，一般特别好客，对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也多能慷慨提供吃住。但四川农民河南农民安徽农民情况也是自私自利的。1949年后，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主要在城市进行，共产党夺回了巨大的外国在华资产，伪满洲国资产，及满清皇家资产，新政权主导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民起初抱有“土地”决定论的幻想，后来逐渐破灭，到1970年代初，中国农民已经普遍地对城市生活抱有巨大的憧憬和向往，相对地变得比较低贱与自私，这导致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化，农村土地集体化，又通过取消人民公社，把农村集体土地的载体虚化，再利用中国农民对城市的向往，对土地价值的淡漠化，逐渐收购了农民的近郊及远郊的土地，又在货币疯狂扩张的三十多年中侵吞了中国农民90%的土地财富。从这点看，中国农民是1982年以来最大的经济受害者。他们自私自利又愚蠢透顶。

我的确是不知道1949年前的中国农民的状态，你提起来，我也想了一下，主要是从父母辈的一些看法及当年的一些经济现象来谈初步观点。我等会儿再写。

毛泽东是个文化程度很高的左派政治家。他以一人敌一国的气概，与中国传统腐朽观念及以虚假为本的传统文化斗争了一生。晚年他也逐渐走向了妥协，似乎对中国人民有点失望的意志表现。我不理解他的在于对四川龙门阵文化背景人的态度。换我就绝对不可能和号称全中国只有他一人认识甲骨文的四川文人郭沫若成为好朋友，也不会让信仰神功并满嘴离奇谎言的四川神人邓小平成为得力干将，也不会让一个无能的四川闲人朱德当总司令，更不会用那么多来自四川的革命的投机份子，如秘书田家英，特别是四川人杨尚昆都被发现安有窃听器监视他还没有警惕这群四川邪恶势力。他的一生，鬼使神差地重用太多的他最不接受的虚假为本的四川龙门阵人物，而死后又被四川龙门阵生动活泼的谣言诽谤与玷污。这真的是我难以理解的。

事实上毛泽东也是一个半文盲，一个自以为是的弱智。

[我认为自私自利是中国农民的原始表现] 我不知道你的年龄，但是我相信你应该没有在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生活过，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那你就不会这样来评价中国农民了。

我没有什么反共或反中的概念，我自己从来也没有过入党的念头，我自己家也没有受过任何迫害，我对中国也无敌意。我只是对谎言，无论是装傻的言不由衷的或刻意的，都讨厌。我批具体的人或事。一般来说，我相对肯定毛泽东一些，相比起来中共其他政治人物太文盲太愚昧，所以我对中国近三十年的精英们多持批判态度，刻意地证明他们是愚昧无知的，愚蠢脑残的，违背世界主流价值的，没有希望的中国垃圾。

我认为自私自利是中国农民的原始表现，主要还是基督教的很多人性的高尚精神不曾教化他们。毛时代的社会主义中提倡的一种牺牲精神利他主义同志之情也主要在城市中推行。而改革开放后，在全中国的游历与接触中，的确发现有些省份相对自私自利的人的比重更大，有些省份又好一点。比如四川基本就是一个极品的自私自利文化环境，并且毫不为耻。河南安徽等号称饿死几百万人的地方也是比较自私自利出名的地方。

[我觉得中国农民极度自私自利，] 你的看法很正确。我觉得不仅仅中国农民极度自私自利，而是所有的中国大陆人都极度自私自利

我个人就是一个既反共又反中的人，我认为 反共不反中，必定一场空。

我姓蒋，但是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也不是后来逃命去台湾的大陆人。

我也研究过当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造假。几种可能性。1）在毛泽东1955年收回旅顺军港，及苏联对东北铁路等等特殊利益后，中苏关系并不太好。毛泽东是中苏关系变得有些微妙的冷淡的主要责任人。而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对中共高层的震撼，导致毛泽东权力旁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日常事务的实际领导人立功心切，农业进步是要做给苏联人看的，体现中国的价值。2）为了引导农民交公粮。这是中国左派提出反“瞒产私分”运动，批判赵紫阳等的说法。但我觉得中国农民极度自私自利，中共在土地及粮食问题上对他们来这一套是没有用的。3）刘邓等一线领导人求表现，以亮丽的成果取得更大的实际权力。

平时有些忙，在你谈论的这个话题上又想多说几句，对改造中国出力。说实话，我并不太喜欢和中国左派讨论问题，有时候会产生挫折感。和中国右派讨论又要面对饿死几千万人这种明显的假话，可能我仅仅适合和台湾香港人讨论政治问题。我并不是说你是台湾人。关于大跃进时期农业造假问题，我们必须对河南河北湖北山东四川等突出喜欢造谣吹牛的地方农民进行批判。大跃进造假离谱的是粮食亩产量，而总产量的夸张程度就小很多了。我记得河南当年的总产量是水分最大的，号称720亿斤，实际应该不到400亿斤。去年河南粮食产量公布为1300亿斤，实际产量应该不到600亿斤。所以造假主要是传统问题，是道德观念问题，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对待虚假的态度问题。中国的几个虚假省份都是人口数量多的强势省份，非常麻烦。

多谢鼓励

写得好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虚假新闻也充斥报纸的各大版面，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高产卫星列表。[20]仅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21]：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拨2797米的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6两，成为当年小麦亩产最高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在大跃进过程中，这种虚报产量的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1958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康濯的通讯报道，报道中说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对当地进行了视察。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22]

1957年曾获亩产千斤粮食帅旗的四川郫县为例，该县在当年提出“学麻城，赶孝感”的口号，在大面积丰产上要“元帅升帐”，同时在发射高产“卫星”中也要在四川领先。从收早稻开始，与附近的新繁县竞争，发射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来被社会流传成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河南很厉害

关于说慌造假的问题在文明社会中，不可接受。其实在大跃进中，支持粮食高产的某科学家，到“放卫星”的村庄蹲点研究经验，发现农民造假后，他就退出了这事。我注意到四川某公社是“放卫星”首恶，华北是遍地开花，湖北基本是知道人家造假得利益后，气鼓鼓地推向极致。而东北及江浙都较少发生，这些地方的基本德行较好。而湖南广东也较少发生，因为这些地方正反两方比较平衡，比较难以发生齐心协力干朝廷容忍的坏事的环境。另外，我觉得对于个体的人，无论地位高低，德行判别标准是一样的，不能因为可以推诿给上级就可以说谎造假。当然，邓小平华国锋这种当众撒谎的首领对这个国家走向道德败坏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