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的基調給人以憂傷黯淡之情調，即便是對自然環境的描寫，也大都以淒涼的秋冬季節為背景。時令節氣變遷和時光歲月流逝對失意士人們來說，似乎是一個特別敏感和專注的主題。《明月何皎皎》就是刻劃了一個久客異鄉，愁思輾轉，夜不能寐的士人遊子形象。他的鄉愁是由皎皎明月引起的。夜深人靜，仰望千裏與共的明月，此時最易撩撥羈旅人思緒之情感。於是就會在《古詩十九首》中出現“晝短夜苦長，何不秉燭遊”(《生年不滿百》)；“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庭中有奇樹》)；“白露沾野草,時節忽複易”(《明月皎夜光》)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冉冉孤生竹》)；“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東城高且長》)；“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去者日以疏》)等傷感詩句。這些詩句傾注了較多人生無常之感慨歎息。
生老病死乃是人世間的一種自然生理現象，也是人生誰也無法避免違背的客觀規律。然而在處於亂世間，尤其是人生渺茫，生活都無法找到出路時，人們對自己生存價值既無奈又悲哀。於是就有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今日良宴會》)；“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驅車上東門》)；“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回車駕言邁》)等傷感情調詩句。至於“思還故閭裏，欲歸道無因”(《去者日以疏》)；“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明月何皎皎》）等詩句是對功名利祿的看淡和厭倦。京都雖好，可孤苦的漂泊遷移和無情角逐競爭卻令人疲憊不堪。遊子對鄉土親人眷戀的情感油然而生，這也是情理之中。因為此時此刻，對故裏家園的眷戀和得到親人的撫慰，遊子的心籍最為溫馨。
值得一提是：漢代至魏晉之際，崇尚道家服丹求長生不老之風氣已在社會上廣為流行。可是這種風氣卻在《古詩十九首》中被貶為“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驅車上東門》)；“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生年不滿百》)。顯然，無論功名利祿無望也好，前程仕途的渺茫也罷，《古詩十九首》的作者畢竟對現實還是較為清醒的。種種空虛妄誕的幻想是不會也不可能化為功名利祿的。與其“服藥成仙”，不如“及時行樂”。既然“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今日良宴會》），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憾軻長苦辛”(《今日良宴會》)。
愛情、親情和情欲曆來是文學創作的永恒主題。這一主題同樣在《古詩十九首》裏也被抒發的淋漓至盡，而且多為清新自然。中國古典詩歌往往“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處”之現象。《古詩十九首》固然充斥了羈旅愁懷的遊子之情，但也不乏“閨怨”之緒，而這種“閨怨詩”出自遊子的虛擬感懷也是很自然的事。如《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樹》兩篇詩歌不但表現的思想情感大致相同，而且在語言表達和篇幅長短上也無多大區別。所不同的一篇是遊子的情懷；另篇卻是思婦的心聲。遊子和思婦詩之所以構成《古詩十九首》的基本內容，成為《古詩十九首》表現共同的時代主題是有其深刻思想意義的。 《冉冉孤生竹》好似婚後夫君遠行，妻子懷有怨別之情。揣摩詩意並非如此，卻是描述男女成約而彼此尚未成婚一事。由於男子遲遲不來迎娶，女子便哀傷疑慮，寫此委婉幽怨詩篇。怨言猶傾，然忠貞不二。“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你若信守高節，我同樣癡情相伴。如此旦旦信誓，感人肺腑。 《庭中有奇樹》抒發一女子對遠行丈夫的懷念之情。“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我扯著枝條挑選出最好看的花朵，要將它贈予自己思念的人。……這花哪裏值得珍貴呢？隻是表達你我別離已久的思戀之情。妻子淒然獨處。季節遷移和氣候變化對她異常敏感，容易觸景傷情。乃至將丈夫托人捎回來的信一直“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與《凜凜歲雲暮》同樣也是描寫寒冬長夜裏深閏思婦的一種別恨離愁情感。前篇是空床獨眠所產生的夢想；後篇是悵望星空引起的遐思。兩篇詩歌意境類似，表達了妻子對丈夫的忠貞愛情。 《迢迢牽牛星》借托描寫天上牽牛和織女難以相會的淒慘結局，感歎人間夫婦的離別之苦。“河漢清且淺，相去複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青青河畔草》抒發地是另種“思婦”情感。“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独守。”一個昔日的青樓女子，為了追求愛情從良成為了遊子的妻子。而作為丈夫的遊子一直在外漂泊不歸，妻子卻在家淒涼空寂，獨守空房。其失望惆悵心情可想而知。 《西北有高樓》具有另種獨特格調。作者無名氏顯然是一位仕途失意之人，也是“高樓”聽曲的知音者。“彈曲”和“聽曲”心有靈犀一點通，彼此有了情感共鳴互動。“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在賞析《古詩十九首》時必須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即《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均處在一個被壓抑的社會階層。也正是通過他們以個人親身體驗對當時東漢社會的現實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和感悟，才得以創作出如此非凡的詩篇。當然，畢竟由於時代和個人意識的局限性，他們也不可能創作出後代唐朝詩人杜甫《石壕吏》和詩人白居易《賣炭翁》那種具有深刻思想意義的現實主義詩歌作品。即便有的話，恐怕也不可能入選《文選》。曾有人在注解《青青陵上柏》詩篇時，認為描述京都洛陽奢侈豪華生活場景 “鬥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長街羅夾巷，王侯多第宅”，是《古詩十九首》中揭露性較強的詩篇。試想一下：詩篇的作者除了對現實的不滿和憎恨之外，他們又有誰不是為了自己人生能夠享受到京都這種奢侈豪華的生活而奔波角逐於此呢？如果質疑“什麼體驗不到廣大人民的疾苦”；指責“由於作者世界觀的局限,……對黑暗的揭露不夠徹底”；斷言“……必然流入於感傷頹廢，給作品帶來了嚴重的消扱影響”等意識形態較為偏頗的觀點牽強附會去注解詮釋《古詩十九首》，顯然有失客觀公正。這種觀點不僅沒能明確理解好《古詩十九首》產生的時代背景和主題思想意義，而且對讀者如何賞析《古詩十九首》起到負麵的誤導作用。
（了 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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