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娘炮，柏醬缸、魯糞坑。

千禧代的，明白？不明白，死啦死啦的幹活。

【合家團圓安居樂業，反而成了夢想和祝願，只有苦苦的去為之奮鬥與期盼。這是對人們的誤導，使許許多多的人過錯了日子。生活中雖然有灰暗，但更多的是美好，更重要的是可以選擇美好。親人之間雖然有別離，但緣分絕不只是看着他的背影漸行漸遠】

---- 中國文人一旦沾染了西方自由主義，就自然會雙標。文藝復興的結果之一，是個人主義爆表。

龍應台的糾結，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家庭觀與西方自由主義的弱家庭觀的糾結。

西方自由主義教育體系強調所謂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結果是家長二字個顧個的。連家長自己都酗酒紋身，有何以顧得上孩子酗不酗酒，紋不紋身呢？

反共老海黃整天崇拜西方教育。典型的像什麼西方的小孩子比較獨立啦，比較有批判思維了。家長近子女的屋子需要敲門啦，不一而足。

看來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者們，還真的以為自己的兒子一個人在自己屋子裡正在獨立思考，正在批判思維，正在直奔愛因斯坦呢。

其實不是。這個世界上能夠把獨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用在正地方的的小屁孩絕不會超過百分之一。對於絕大多數小孩子而言，追求容易才是普遍事實。例如，開爬梯比學習容易，是獨立思考的普遍結論

龍文筆流暢自然，符合台灣小確幸的格局。思想就沒什麼深度。尊重孩子的想法，沒有錯卻不夠具體。在哪種程度或者條件下是孩子自主，不是一個簡單的答案。尊重孩子的另一面，也可以是父母無能為力，無法幫助而已。

為什麼插這麼兩段兒？這其中一段說的“政治止於邊界”，一段兒說的“中國沒有近現代文化”。

別談神馬“華人”、“華裔”，中國人根本沒資格。為何？

中國在哪兒還TMF不知道呢。

西藏：中共軍事占領區，

新疆，東突厥斯坦

內蒙，南蒙古

台灣中華民國……

談論美國政治？談論世界形勢？活見了鬼了。

據我的有限研究，魯迅骨子了從來沒有“改造國民性”的想法。所謂國民性改造，其實是以胡適為首的自由民主教的自以為是。把自由民主教的不自量力強加在魯迅頭上，只能證明自由公知的無知無畏。

新文化運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改造國民性。” 不說別的，僅憑胡適那幾首不倫不類的白話文詩，您就知道中國民主派的水平有多麼低劣。

這裡，我給大家舉個例子。什麼例子？海外濫華人的負智商的例子。

王丹，認識吧？那孫子也不是什麼好鳥兒，可以說，對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一無所知。

但是，必須承認，他是鄧小平六四當街殺人事件的人物符號兒。僅此而已。

至於什麼罵王丹啦、捧王丹啦，台灣娘炮們還把他捧為寶貝兒……全部放屁。

中國近現代這些文化爛人，只能稱作文化符號，連文化人物都算不上。

中國近現代，有沒有文化還很難說。

中國海外爛濫華人負智商不會錯的。

天王蓋爹虎？

小子剛抄完新概念英語，就又抄張雪中。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41428.html

總結一下，便於記憶，龍應台：台灣娘炮民主。柏揚：大醬缸。魯迅：大糞坑。

簡稱：龍娘炮、柏醬缸、魯糞坑。中國近現代文化符號。

人人都有一個文藝的心，也都時常會有抒情的衝動。但在寫專業論文的時候，必須克制自己的抒情慾望。因為，人們閱讀你的論文，不是為了體驗你的情感，而是為了參考你的見解。在從事專業研究和論述時放縱自己的文藝情懷，是一個人所能做出的最無聊的事情。

當然，有些文藝人士也可能同時具有深厚的社科專業知識，比如，德國小說《朗讀者》的作者，同時也是一名傑出的法律學者。但是，文藝人士一旦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他們就有必要在運用專業知識的同時，儘量約束自己的文藝情懷。

比如，在中國，留守兒童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文藝人士完全可以通過小說、詩歌、電影、攝影或音樂等形式，去描述留守兒童的生存狀況，並引發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的就不是高超的文藝表現手法，而是關於公共政策的專業知識。

這三位都可算是文藝人士，文藝人士都有其令人欽佩的技能，可以用文字、影像、色彩、或音符，將各種人類情感、社會氛圍、事件場景或自然風光，加以固定和再現，給人以藝術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陶冶，甚至還可以觸目驚心的手法，將各種社會問題呈現在人們面前。但是，文藝創造所需要的才能，和公共討論所需要的才能是不同的。

第三，知識教育和公共意識教育秉承的是個人主義的知識觀和倫理觀。真正能夠獲取知識、享有尊嚴和承擔責任的主體，不是抽象的文化或民族，而是一個個具有自主意志的個人。只有當大家強調每個人的自我責任，即要求每個人對自己的公職或個人行為負責的時候，一個社會才有可能變得越來越文明，越來越有道德。

國民性批判則秉承一種集體主義或整全主義的觀念，將學習和道德責任從具體的個人身上，轉移到抽象的文化和民族特性上，這只會削弱而不是強化人們的學習和道德意識，因此根本不可能有利於公眾素質的提升。

各種形式的國民性批判和素質論，除了它們存在邏輯和方法上的錯誤外，還特別因為它們本身可能導致極其有害的現實後果。它們包含了一種自我實現的危險：它們一方面使得那些舉止端正的中國人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肯定，另一方面又使得那些舉止不文明的中國人獲得了不應有的底氣和掩護。

第二，國民性批判會導致改造國民性的主張純屬瞎掰。這種主張不但企圖改造某種抽象而又神秘莫測的東西——“民族特性”，而且還要對整個國家的民眾極盡貶損和責難。那些國民性批判者，從不把自己的同胞視為與自己平等的個體，而是以充滿智識和道德優勢的口吻，將他們視為卑賤、愚昧的低劣物種，極力貶低他們的人格和尊嚴。

承認知識教育和公共意識教育雖然很重要。但是，知識教育和公民教育意味着尊重每個人的平等人格，承認每個人的學習能力，並且認為每個人的知識狀況和道德意識，可以或可能通過平等交流和說服的方式去影響、去改變。

第一，國民性批判者認為，中國人具有某種與別國人不同的獨特本性，這種本性決定了中國人獨特的行為模式，就像亞里士多德將物體運動歸因於“一切物體自尋其天然歸宿的內在本質”。這顯然是一種神秘主義和宿命論的觀點。

每個人都各有自己的知識或謬見，亦各有自己的道德意識和價值觀念。並且，在一個特定的國家或社會，相同的知識或謬見，以及相似的道德意識和價值觀念，可能會被很多的人所共享。但是，人們的知識狀況和道德意識，原則上都可以通過教育和學習來影響和改變。

“國民素質”這個詞彙，本身就隱含了對國民性的承認。人們的知識狀況和道德意識可能會有差異，而且它們確實會影響各種制度的運行效果。不論“國民素質”或者國民性，都隱蔽在國家政治生態之下，而不是反之。

不少國民性批判者和素質論者，在看待台灣的新生民主時，之所以總是表現出一副憤世嫉俗和宿命論的態度，主要原因還是缺乏必要的歷史知識和歷史感，對民主政治完善和成熟的過程缺乏起碼的耐心。在這方面，龍應台仍是個典型。她對台灣民主政治的評論，大都是一些空洞和激憤的言辭，其中並無多少針對台灣時局的切實精當的剖析。

而傑斐遜與亞倫·伯爾搭檔競選總統、副總統，結果都贏得73張選舉人票，由於當時的選舉規則不周延，這種得票相同的結果引發了一場嚴重的憲法危機，最後由眾議院經過36輪投票，才選定傑斐遜為總統、伯爾為副總統。事實上，伯爾後來還受到了叛國的司法指控。這裡姑且不談美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獵官政治，單是就奴隸制而言，美國人也圍繞着這一問題進行過長期、激烈的政治對抗，最終捲入了一場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內戰之一。

在建國之初，美國民主政治的運行也是蹣跚前進、破綻迭出的。比如，約翰·亞當斯總統在爭取連任失敗後，純屬出於黨爭的考量，突擊任命了一批聯邦法官，有些法官的任命手續不完備，未能得到托馬斯·傑斐遜總統的認可，最終引發了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這些問題絕不能歸咎於台灣人的所謂國民性，因為它們絕不是華人社會特有的問題。美國或許是完善和成熟民主國家的典範，但我們一定要記住，美國是用了兩百多年才有今天這個樣子的。

另外，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實施，並非總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它們對人們行為模式的影響和塑造，通常存在一定的滯後效應。並且，這些制度本身的調適、修正和完善，往往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在剛完成政治轉型的國家或地區，現代民主和憲政體制建立之初，這種情況就更加明顯。比如，台灣地區在實現政黨輪替，完成民主轉型後，仍然發生了總統貪腐和金錢政治的問題，並且，由於獨統爭執的存在，政黨競爭過於激烈，呈現出一定程度的零和特徵。

制度和公共政策是最重要的，對人們行為模式的影響和塑造作用非常大。而對於制度和政策的走樣或失效，必須追尋其具體而切近的原因，而不能泛泛地歸咎於人的素質或所謂的國民性。

有時候，一項制度或政策實施效果不大好，可能是缺乏與之配套的制度或規則。比如，中國大陸也引進了諸如公司經營、財務會計和證券交易等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關的機制，但運行效果並不理想，證券市場更是腐敗不堪，一片亂象。

相對而言，這些機制在香港和台灣地區就運行得比較好一些。顯然，這種地區差別的出現，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是否存在責任政治、法治政府和獨立司法，這些都是影響現代市場經濟規則運行效果的重要因素。

國民性批判思想對大陸公共討論的毒害也非常深遠。比如，諸如霧霾、食品安全、信用缺失、醫患關係等問題，本來都是公共治理危機，卻經常被說成社會道德或公眾意識問題。其結果是，諸如“從我做起”、“提升社會道德”、“提高公眾素質”和“倡導企業社會責任”之類的無聊建議，以及空洞無物的文學抒情，取代了嚴肅的制度反思和政策檢討，充斥着各種公共討論的平台。

另一方面，對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台灣民眾也絕非不生氣。事實上，台灣民眾不但很生氣，而且自“二.二八”事件以來，一直都在奮力反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爭取建立民主政治和可問責的政府。龍的這篇文章發表於1984年，當時正是台灣的黨外反抗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也只是在五年前，台灣還發生了著名的美麗島事件。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文，最能體現所謂國民性批判對公共討論的毒害：將各種政府治理危機渲染成社會道德危機，從而妨礙公共政策的檢討與改進。一方面，文中所提到的種種社會問題，都是當時國民黨威權政治的惡果：由於政府缺乏可問責性，民眾的訴求無法得到及時的回應，民眾的權益無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在這種情況下，龍應台不將她批判的矛頭指向威權政治，反而指向被剝奪了政治和公民權利的台灣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