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娘炮，柏酱缸、鲁粪坑。

千禧代的，明白？不明白，死啦死啦的干活。

【合家团圆安居乐业，反而成了梦想和祝愿，只有苦苦的去为之奋斗与期盼。这是对人们的误导，使许许多多的人过错了日子。生活中虽然有灰暗，但更多的是美好，更重要的是可以选择美好。亲人之间虽然有别离，但缘分绝不只是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 中国文人一旦沾染了西方自由主义，就自然会双标。文艺复兴的结果之一，是个人主义爆表。

龙应台的纠结，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家庭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弱家庭观的纠结。

西方自由主义教育体系强调所谓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结果是家长二字个顾个的。连家长自己都酗酒纹身，有何以顾得上孩子酗不酗酒，纹不纹身呢？

反共老海黄整天崇拜西方教育。典型的像什么西方的小孩子比较独立啦，比较有批判思维了。家长近子女的屋子需要敲门啦，不一而足。

看来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者们，还真的以为自己的儿子一个人在自己屋子里正在独立思考，正在批判思维，正在直奔爱因斯坦呢。

其实不是。这个世界上能够把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用在正地方的的小屁孩绝不会超过百分之一。对于绝大多数小孩子而言，追求容易才是普遍事实。例如，开爬梯比学习容易，是独立思考的普遍结论

龙文笔流畅自然，符合台湾小确幸的格局。思想就没什么深度。尊重孩子的想法，没有错却不够具体。在哪种程度或者条件下是孩子自主，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尊重孩子的另一面，也可以是父母无能为力，无法帮助而已。

为什么插这么两段儿？这其中一段说的“政治止于边界”，一段儿说的“中国没有近现代文化”。

别谈神马“华人”、“华裔”，中国人根本没资格。为何？

中国在哪儿还TMF不知道呢。

西藏：中共军事占领区，

新疆，东突厥斯坦

内蒙，南蒙古

台湾中华民国……

谈论美国政治？谈论世界形势？活见了鬼了。

据我的有限研究，鲁迅骨子了从来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想法。所谓国民性改造，其实是以胡适为首的自由民主教的自以为是。把自由民主教的不自量力强加在鲁迅头上，只能证明自由公知的无知无畏。

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国民性。” 不说别的，仅凭胡适那几首不伦不类的白话文诗，您就知道中国民主派的水平有多么低劣。

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例子？海外滥华人的负智商的例子。

王丹，认识吧？那孙子也不是什么好鸟儿，可以说，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一无所知。

但是，必须承认，他是邓小平六四当街杀人事件的人物符号儿。仅此而已。

至于什么骂王丹啦、捧王丹啦，台湾娘炮们还把他捧为宝贝儿……全部放屁。

中国近现代这些文化烂人，只能称作文化符号，连文化人物都算不上。

中国近现代，有没有文化还很难说。

中国海外烂滥华人负智商不会错的。

天王盖爹虎？

小子刚抄完新概念英语，就又抄张雪中。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41428.html

总结一下，便于记忆，龙应台：台湾娘炮民主。柏扬：大酱缸。鲁迅：大粪坑。

简称：龙娘炮、柏酱缸、鲁粪坑。中国近现代文化符号。

人人都有一个文艺的心，也都时常会有抒情的冲动。但在写专业论文的时候，必须克制自己的抒情欲望。因为，人们阅读你的论文，不是为了体验你的情感，而是为了参考你的见解。在从事专业研究和论述时放纵自己的文艺情怀，是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无聊的事情。

当然，有些文艺人士也可能同时具有深厚的社科专业知识，比如，德国小说《朗读者》的作者，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法律学者。但是，文艺人士一旦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他们就有必要在运用专业知识的同时，尽量约束自己的文艺情怀。

比如，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文艺人士完全可以通过小说、诗歌、电影、摄影或音乐等形式，去描述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并引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就不是高超的文艺表现手法，而是关于公共政策的专业知识。

这三位都可算是文艺人士，文艺人士都有其令人钦佩的技能，可以用文字、影像、色彩、或音符，将各种人类情感、社会氛围、事件场景或自然风光，加以固定和再现，给人以艺术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陶冶，甚至还可以触目惊心的手法，将各种社会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文艺创造所需要的才能，和公共讨论所需要的才能是不同的。

第三，知识教育和公共意识教育秉承的是个人主义的知识观和伦理观。真正能够获取知识、享有尊严和承担责任的主体，不是抽象的文化或民族，而是一个个具有自主意志的个人。只有当大家强调每个人的自我责任，即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公职或个人行为负责的时候，一个社会才有可能变得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有道德。

国民性批判则秉承一种集体主义或整全主义的观念，将学习和道德责任从具体的个人身上，转移到抽象的文化和民族特性上，这只会削弱而不是强化人们的学习和道德意识，因此根本不可能有利于公众素质的提升。

各种形式的国民性批判和素质论，除了它们存在逻辑和方法上的错误外，还特别因为它们本身可能导致极其有害的现实后果。它们包含了一种自我实现的危险：它们一方面使得那些举止端正的中国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另一方面又使得那些举止不文明的中国人获得了不应有的底气和掩护。

第二，国民性批判会导致改造国民性的主张纯属瞎掰。这种主张不但企图改造某种抽象而又神秘莫测的东西——“民族特性”，而且还要对整个国家的民众极尽贬损和责难。那些国民性批判者，从不把自己的同胞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个体，而是以充满智识和道德优势的口吻，将他们视为卑贱、愚昧的低劣物种，极力贬低他们的人格和尊严。

承认知识教育和公共意识教育虽然很重要。但是，知识教育和公民教育意味着尊重每个人的平等人格，承认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并且认为每个人的知识状况和道德意识，可以或可能通过平等交流和说服的方式去影响、去改变。

第一，国民性批判者认为，中国人具有某种与别国人不同的独特本性，这种本性决定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模式，就像亚里士多德将物体运动归因于“一切物体自寻其天然归宿的内在本质”。这显然是一种神秘主义和宿命论的观点。

每个人都各有自己的知识或谬见，亦各有自己的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并且，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或社会，相同的知识或谬见，以及相似的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可能会被很多的人所共享。但是，人们的知识状况和道德意识，原则上都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来影响和改变。

“国民素质”这个词汇，本身就隐含了对国民性的承认。人们的知识状况和道德意识可能会有差异，而且它们确实会影响各种制度的运行效果。不论“国民素质”或者国民性，都隐蔽在国家政治生态之下，而不是反之。

不少国民性批判者和素质论者，在看待台湾的新生民主时，之所以总是表现出一副愤世嫉俗和宿命论的态度，主要原因还是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感，对民主政治完善和成熟的过程缺乏起码的耐心。在这方面，龙应台仍是个典型。她对台湾民主政治的评论，大都是一些空洞和激愤的言辞，其中并无多少针对台湾时局的切实精当的剖析。

而杰斐逊与亚伦·伯尔搭档竞选总统、副总统，结果都赢得73张选举人票，由于当时的选举规则不周延，这种得票相同的结果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宪法危机，最后由众议院经过36轮投票，才选定杰斐逊为总统、伯尔为副总统。事实上，伯尔后来还受到了叛国的司法指控。这里姑且不谈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猎官政治，单是就奴隶制而言，美国人也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过长期、激烈的政治对抗，最终卷入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之一。

在建国之初，美国民主政治的运行也是蹒跚前进、破绽迭出的。比如，约翰·亚当斯总统在争取连任失败后，纯属出于党争的考量，突击任命了一批联邦法官，有些法官的任命手续不完备，未能得到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认可，最终引发了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这些问题绝不能归咎于台湾人的所谓国民性，因为它们绝不是华人社会特有的问题。美国或许是完善和成熟民主国家的典范，但我们一定要记住，美国是用了两百多年才有今天这个样子的。

另外，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并非总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们对人们行为模式的影响和塑造，通常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并且，这些制度本身的调适、修正和完善，往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刚完成政治转型的国家或地区，现代民主和宪政体制建立之初，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比如，台湾地区在实现政党轮替，完成民主转型后，仍然发生了总统贪腐和金钱政治的问题，并且，由于独统争执的存在，政党竞争过于激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零和特征。

制度和公共政策是最重要的，对人们行为模式的影响和塑造作用非常大。而对于制度和政策的走样或失效，必须追寻其具体而切近的原因，而不能泛泛地归咎于人的素质或所谓的国民性。

有时候，一项制度或政策实施效果不大好，可能是缺乏与之配套的制度或规则。比如，中国大陆也引进了诸如公司经营、财务会计和证券交易等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关的机制，但运行效果并不理想，证券市场更是腐败不堪，一片乱象。

相对而言，这些机制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就运行得比较好一些。显然，这种地区差别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是否存在责任政治、法治政府和独立司法，这些都是影响现代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效果的重要因素。

国民性批判思想对大陆公共讨论的毒害也非常深远。比如，诸如雾霾、食品安全、信用缺失、医患关系等问题，本来都是公共治理危机，却经常被说成社会道德或公众意识问题。其结果是，诸如“从我做起”、“提升社会道德”、“提高公众素质”和“倡导企业社会责任”之类的无聊建议，以及空洞无物的文学抒情，取代了严肃的制度反思和政策检讨，充斥着各种公共讨论的平台。

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台湾民众也绝非不生气。事实上，台湾民众不但很生气，而且自“二.二八”事件以来，一直都在奋力反抗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争取建立民主政治和可问责的政府。龙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84年，当时正是台湾的党外反抗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也只是在五年前，台湾还发生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最能体现所谓国民性批判对公共讨论的毒害：将各种政府治理危机渲染成社会道德危机，从而妨碍公共政策的检讨与改进。一方面，文中所提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是当时国民党威权政治的恶果：由于政府缺乏可问责性，民众的诉求无法得到及时的回应，民众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在这种情况下，龙应台不将她批判的矛头指向威权政治，反而指向被剥夺了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台湾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