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师从英国的案例法原则，对司法公正的解释就是历史上的判决，而不是明晰的法律条文。这种相对性不仅造成司法成本高昂，也是道德标准模糊的根源。例如说，美国没有法律条文规定杀人是犯法的，也没有法律规定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相信大部分美国人是有常识和生活经验，知道杀人抗税是不对的，但同时肯定有人也喜欢其它的司法原则，例如，无罪推定，杀了人没关系，只要没判就无罪。疑点利益归被告，杀人之后，焚尸灭迹，证据链不足，就无法定罪，例如辛普森杀妻案。

  美国警察暴力是远近闻名的。最早在各种海外奇谈里，佛州法律规定不得与豪猪性交，警察可以在自己感到威胁时开枪，都是世界知名的不公平的司法实践。美国的独特国情是美国枪比人多，警察的工作的确是冒着生命危险。但经由过去多次的判例确定下的原则，毫无疑问给与了警察巨大的优势地位。这种不公正，甚至于发展出了新的“Suecide by police"。如果一个人想自杀，招来警察后，把手伸进裤袋里掏东西，就可以被警察打成筛子了。

  华人圈子里，这种新闻都是从劝诫保命的角度出发，遇到警察要如何自保，例如被警察拦截检查车辆，手要放在方向盘上能让警察看见的地方，不要与警察争辩，绝对服从警察的指令。有不满，上法庭解决。一个人的力量渺小，绝对不值得跟警察斗蛮力。如果最终不幸被警察无辜打死了，也是天意，家人也不会倾全力讨说法。有新闻说，几年前在同一个城市里就有一个亚裔男无辜被警察枪杀，结果警察还立功受奖。

  Floyd 被警察跪杀，我个人看视频的理解是警察没有故意。但在嫌犯不配合的情况下，警察充分地展示了合法暴力的一面。如果他不死，没有被完整地录像并迅速传播，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执法行动而已。警察肯定也听多见多了各种不配合的借口，包括“I Can't Breathe", 所以在镜头包围的情况下仍然无动于衷。 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但是不幸的是他死了，还全程录像了。由此引爆了黑人对警察暴力的示威游行和暴力打劫。华人远没有黑人的团结和暴力倾向。如果被杀了，也就杀了，没有事。但黑人抱团，这种明显不公的警察暴力，当然值得利用来争取利益。一个黑人被另一个黑人杀死，不值得示威，反正都没钱赔；一个黑人被另一个黑人警察杀死，也不值得示威，因为联系不上种族歧视。只有白警杀黑这种特例，才是最值钱的案例。示威加打劫已经有赚了，还可以通过政府赔偿和议会政策获得更多利益。

  民主制度下，表面上人人平等，实际则是按闹分配。不仅投票是正常手段，连示威游行打劫都是争取集团利益的手段。黑人只有一成多的人口，如果只按人头，肯定啥也干不成。示威游行无疑是争取利益的最佳手段。美国的新闻原则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这种嗜血的媒体当然会鼓励示威游行走向暴力打劫。如果只是几个文质彬彬的示威者站在街口举牌连垃圾都不留下，哪个媒体会理你？显然你的委屈还不够大。不值得报道。更不会影响议会的决议。

  以美国现在的落后制度，再有一百年也解决不了种族歧视的问题。相反，种族矛盾反而是延缓和化解美国深层矛盾的手段。美国黑人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明显的逻辑是团结所有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家的统治。但在民主制度下，相同价值观的团结合作，其成本远远高于天然的肤色区别。美国的统治精英们当然会善于利用这种垂直划分，divide and conquer. 分而治之。台裔总统参选人杨安泽就提出了每人每月发钱1千元的最公平的政策，但反对的恰恰是穷人。

  从游行一开始，就有人翻出1968年毛泽东在马丁路德金被刺后发表的社论，支持黑人。结果半个世纪过去了，情况依旧。预言也就闹个2，3个星期，就没有动力了。十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比这个都更有行动纲领和明确目标，但仍然一事无成。这次打劫抢点小钱，毁坏财物，更不可能达成什么更公平的社会契约。

  警察暴力和社区安全是一对矛盾。解雇了所有警察，也不会减少被犯罪分子施暴的可能。以后等新闻变旧闻，或者又有新的奇事可以占用时间，这个重复了多次的歧视活动就暂时结束，直到下次大选前在来。

  最近两个名人富人都在新闻里。孟晚舟被美国指控对外国银行撒谎，尚处于引渡官司中。这个官司的荒诞之处比比皆是。 即使假设孟撒谎是真的，这也是在香港对香港的银行撒谎。完全与美国无关，更加与加拿大无关。任由美国长臂管辖香港的事务，才是典型的破坏一国两制的行为。仅仅因为汇丰银行也在美国做生意，就必须全球的分行都受美国法律管辖，这种不公平，包括加拿大也只能屈服忍受，但毕竟太过鸭霸，总会有人反抗。为了防止未定罪的孟弃保逃跑，孟必须戴脚环随时监督位置行踪。在加拿大首相土豆司法干预其选区内的大公司行贿案不惜撤销不配合的司法部长时，狡辩司法独立，抓一个外国人献给美国政府，做无本生意，什么是司法不公，对外国人不公，是赤裸裸地不公。

  NETFLIX刚发布了一个JEFFREY EPSTEIN纪录片。EPSTEIN则是定罪坐牢的娈童癖富翁。EPSTEIN在坐牢期间，独住监狱的一个无人角落，每周可以外出6天，每次12小时。不用戴脚环，可以有足够的自由继续玩弄女童。后来还提前假释。在假释期间，经常违反规定外出，被记者抓拍到，告到警局，警局也不管。纪录片里说，当他带着四五个女孩，经过飞机场，乘坐私人飞机去私人岛屿时，每个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谁也没说什么。可以看到美国司法系统的弹性是多么宏大。说你有罪，没罪也有罪，说你没罪，有罪也没罪。对有罪的富人，因为其政商关系良好，可以坐牢胜似度假，对无罪的外国人，因为没关系，便可以往最高级别的严刑峻法方向扭曲。

  孟晚舟的约两年的羁押，已经达到了监禁的目的。一方面，一个司法过程可以无限拖延，直到犯罪实质无关紧要的地步。而另一方面，一个娈童癖富翁，则扩展了人类对金钱世界的想象。原来有钱可以这样玩，在法律之上玩。EPSTEIN最后被自杀了。于是所有有关联的罪恶都突然消失了。没有人对他的超越法律的待遇负责，对他自杀负责，最大不过是被辞职。他的死，成为其他一众富豪政要的解脱。可以继续这种荒淫无度的生活。而无能的记者们，只能等政敌们有攻击对手的需要时，才能被赐予看到冰上一角。即使有发布这种纪录片的自由，也对正在进行中的富豪罪恶毫发无伤。

  法治在两个案件中扭曲走向两个极端。对平民百姓，也许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要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仅要有钱，还要有关系。这种能力，连京东的CEO也搞不定。普通人就只好做做梦吧。

  美国台裔总统参选人杨安泽提出了给每个美国人发一千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做为竞选的主导政策。在最早投票的两个小州的初选中惨败。快速地结束了竞选过程。败选后的反思中，最直接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显然公众不接受发钱给公众的政策。这是一个令人非常诧异的怪相。公众怎么会拒绝一个对自己有益无害的最平等的政策？

  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应该发行多少货币。标准答案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这个永远不会错的答案其实什么也没说。同物理学寻找不变的宇宙常量不同，经济学中的概念和定义都是模糊和循环定义的。什么是供给，什么是需求，都是复杂变量。本来问题是问X等于几，答案变成X是Y和Z的非线性函数。 Y，Z又是相互关联的变量。美联储在决定发钞的数量时，根本不比一个摸着象腿的盲人聪明多少。否则也不会制造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了。一个最基本的人人认同的逻辑是，钞票的价格是无锚的。假设一夜之间，所有的商品人工价格全部乘以一千倍，实际上什么也没变。这是对通胀最中性的描述。即没有人受到损失。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通胀，特别是恶性通胀的体验则与理论上的逻辑相反。当一个政府制造“需求”来加大印钱数量时，关键的问题是，这笔多印出的造成通胀的钱从来不是直接发给每个人的，而是经由大银行大公司渗透到个人。在工资水平没变的条件下，物价已经上涨，钱不够用时的痛苦是非常深刻的。这给公众留下的心理印象是通胀尤其对穷人不利，因为穷人对食物价格更敏感。

  这种认知在无良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传播下几乎成为公众的共识，即通胀不好。然而这明显地不符合逻辑。通胀不好的原因不是因为印钱多了，而是因为印的钱没有直接发给每个人，而是发给了政府的关系户。正如上所述，一个国家发行多少钞票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可以是十亿元，也可以是十万亿元，平均发给每个人后，市场价格自动地调节到平衡的位置。这种情况下穷人是没有任何损失的。相反，价格上涨的损失是存钱越多损失越大，不利于富人。通胀对哪种人不利，是由钱币的流通方向决定的，而不是数量。只要是给个人，再由个人流向企业，就对穷人有利。反之，如果只发钱给企业，再渗透到个人，则穷人一定会先感受到物价上涨，再看到工资上涨。

  新冠病毒大流行，给我们审视这个逻辑的又一个良好机会。美联储显然也不是先知，不可能知道传染病造成的全民停工下的经济供需影响。在大量工人失业，大量企业面临倒闭的时候，如何印钱发放救济款，是个问题。传统的思路自然是救助企业，企业避免裁员，人们有工作自然有收入，就不担心。这个逻辑必然带来通胀之恶。因为增量的货币造成的物价上涨会发生在工资上涨之前。

  而相反的逻辑是直接印钱给每个人。一千美元，二千美元，数值是不重要的。把钱发到个人手中，自然有市场去调节价格，这种由个人至企业流通的通胀对穷人无害，只对富人不利。在一个对全民负责的政府立场上看，照顾占多数的穷人，才是更重要的政策方向。富人显然有更多手段自保或者趋利避害。

  然而新冠病毒驱动的几轮纾困救济资金，直接发放到个人的钱少之又少。曾看到一个对比，全部增量资金足够给每个美国人每月发一千元连续发半年，而实际上只相当于发了一个月。剩下的都用于救助企业，最后变成CEO的巨额奖金了。民主制度下的决策过程是选民驱动的，而不是全民利益为优先。两党政治的要诀是各自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私利，而不是考虑全民公利。这种决策模式自然不会有利于全民。反过来说，杨安泽的失败在于，他的政策是有利于全民的，不是专门图利民主党利益集团的。

  公众对通胀的恐惧，在我看来是西方经济学家的道德黑洞。需要有更多有良知的人惊醒过来，认识到政府印钱最高道德理由是给每个人平等地发钱保障基本生活，而不是军队基建福利等图利个别集团的借口。但在民主制度下，由利益集团驱动的立法者们很难赞同杨安泽的普惠政策。正如竞选过程中听到的最离奇的理由一样，穷人反对给自己发钱的UBI政策，是因为他们认为富人不应该同样地获得UBI。公众之愚蠢，是政客们最大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