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从中国原创到西方滥用

——欧美国家制度是传统中国的降级版

诸玄识

这个奇特的世界制度已经存在五千年了，……中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体系的枢纽；……而西方在19—20世纪的崛起则只是一个插曲，应该被视为‘中国中心’的短期间断。——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

直到18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所起的关键作用是，直接把中国资料提供给欧洲的“知识界”（Republic of Letters），……他们将中国描述成欧洲政治的近代化的典范。——维也纳大学教授乔治·莱纳（Georg Lehner）

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儒学在欧洲产生了“中国热”……，魁奈、伏尔泰、莱布尼茨、沃尔夫和廷达尔等人，都着迷于儒家伦理和社会学说……；从而儒家的政治蓝图……成为现代国家的理想原型。——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Dawson Raymond）

中国传统政治必须遵循“天道”。

（一）概述古今中西制度的关联与演进

西方中心论哲学家黑格尔承认：

在古代中国，除了皇帝的尊严之外，没有世袭高官和贵族特权。……一切都是平等的，只有那些有能力的人能够参与国家管理；亦即，官职是由那些最有才智和教育水准的人来担任。因此，在西方，中国国家制度常常被树立为一种政治理想，甚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模式。……在古代中国，我们看到了绝对平等的现实；……一个人可以凭借其能力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从而实现其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处于19世纪初“后启蒙”时代的西方学者（例如康德和黑格尔）都是明目张胆地“盗取中国、盗憎主人”，但他们毕竟沐浴在“中国热”的余晖里，以致他们的书中偶尔也会透露像上述黑格尔的“启蒙运动的中国观”。然而可恨的是，由于西方中心论的猖獗，后来的黑格尔著作的版本——尤其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所选的——把其中有利于中华文明的话语统统删除了！

中国传统政治是如何影响西方的呢？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戈尔（Anthony J. Gregor）告诉我们：“在16—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从‘神秘的东方’带回资讯和资料；它们使欧洲人相信，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都是值得效仿的典范。从莱布尼茨到伏尔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在中国文化及其社会实践中，看到了特殊的美德；例如，通过考试的人才可以进入中国的政府机构，它被欧洲启蒙思想家们视为理性法则和理想政治的缩影。”

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说：“……自从法国革命的爆发（1789年），人们几乎忘记了中国对西方民主发展所作具有的一定意义的贡献。……如果说欧洲人不知道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民主，那么，大部分美国人是知道一些关于他们的民主思想与制度皆来自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被称为‘北美启蒙运动的象征’，但那是来自法国启蒙运动的孔子哲学！”亦即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 1888—1965）说：“美国的宪政和民主均直接撷取于欧洲，间接来源于中国。”

图 考试～文官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英国于1850年代在东印度公司试行，1870年代在其本土及大英帝国采用。美国于1880年代引进之，其余西方皆效仿。

（二）政治文明的中国原创与西方滥用

国家、文字和发展三者互为条件，相辅而行，缺一不可。

历史上的民族国家的产生绝非易事，现代人难以想象。国家形成的实质是超越血缘和扩展地缘，而它形成的机缘则是两股相反的力量交叉平衡的结果：武力争胜与文化协和。

人类社会中的第一批民族国家是战国七雄，传统中国两千年一直都在努力超越这个“不必要之恶”，而使“天下”不断扩大。除了中国及其影响范围之外，世界历史上的人类族群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现代民族国家的群起而林立，开始于18世纪的欧美，这是中华“全球天下”的初级阶段——世界战国。先否后喜，大器晚成。

16—17世纪的欧洲处于宗教失控和国家难产的“阵痛期”（战乱不止）。它在17—18世纪从中国获得“文化协和”（儒家思想→启蒙运动），因而结束宗教战争、完成世俗化和建立民族国家。

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David Porter）说：“在17世纪，当赴华耶稣会士传回第一份报告的时候，大半个欧洲陷于宗教战争的血泊之中。……绝望中的西方人从中国看到了秩序观念和可持续性、以及基于智慧的国家机构和有效组织。”

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Birgit Tautz）进一步指出：欧洲人希望从中国“寻找有组织、有秩序的知识和生活的原则”；……欧洲人读到耶稣会士和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著述，“有助于在这片饱受战祸的土地恢复理性、秩序和稳定”。

如上所述，西方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是通过“中国启蒙”、因而达成“武力争胜与文化协和的交叉平衡”的结果。但自从19世纪初，西方则强化“武力争胜”（帝国主义）和弱化“文化协和”（儒家思想）；后者被虚构的“西方传统”（文艺复兴、古典希腊）所取代，旨在使前者合法化。没有“文化协和”也能巩固民族国家？这是因为在地缘优势（海洋地缘）的条件下，西方的内部矛盾可以纾解于外，从而其社会自动出现“妥协、有序、理性”。这种情况到21世纪则发生逆转，因为“陆权”压倒“海权”的缘故。

｛公式｝民族国家的形成：武力争胜 ⇆文化协和。弱化前者、强化后者：“天下”→大同（传统中国）；反其道而行之：“帝国”→大战（现代西方）

灭绝土著与美国民主，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三）西方的传统与制度都是最近发明的

至于欧洲各国政治的历史与传统，那都是伪造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所说：“许多我们所认为的源远流长的‘传统’……都是最近才发明的。没有什么比英国君主制更能体现‘古老’，但这是19世纪末的现代形式之产物……。”

按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琳达·柯莉（Linda Colley），英国民族国家身份是被发明的，其过程始于1700年左右，而持续了很久。

“……英国是一个被发明的国家，并不比美国早多少。”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教授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说：“当人们……转向传统时，很快就会发现：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古老传统’都是最近发明的。”泛西方的“世界历史”都是虚构的！

人类学家范笔德（Peter van der Veer）指出：“英国人深信自己的优越性，于19世纪下半叶发明了他们的最古老的传统。”

这里的“发明”有两层意思：一是西方传统与历史都是后来伪造，一是它的国家与制度都是最近塑造。

那么，如此伪造和塑造的原型在哪里呢？弗朗西斯·福山说：“秦朝中国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圣智学习：比较政治》指出：“早在欧洲人考虑基于功绩的‘文职行政’之前的两千年，中国就已经完善了的此种官僚机构。”

至于所谓的“（古希腊）雅典民主”，那是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的杰作。耶鲁大学教授弗雷丁格（Moira Fradinger）指出：

我想澄清我对“西方”概念的看法 ，……“虚构”的运作范围与它的政治形象是联系在一起的。…… 特别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以后，西方通过“复兴”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构建了它的“祖谱”与“传统”，来作为现代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的基石……。也就是说，“古代”民主政治的诞生是西方的杜撰；……把“古希腊”塑造成欧洲文明的源头， 符合西方的文化与经济利益。……我将这种由虚构而产生的西方政治血统、以及政治民主与帝国统治的形象，称为“生成文法”（generative grammar），用它来宣讲现代西方的政治行为、对外暴力和文学抒发。

19世纪伪造的“古希腊民主”。

（四）欧洲“中世纪”是周朝封建制的翻版

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主要是在18世纪形成的，之前的一两百年是转型的阵痛期——宗教战争，再往前则是原始部落社会；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请读诸玄识有关“文艺复兴”的几篇文章。这里谈一谈“中世纪”政治制度〕。

伊丽莎白·布朗（Elizabeth Brown, 纽约布鲁克林大学教授）在1974年提出：我们应该拒绝使用“封建制度”，因为它是被构建的特性。……“封建制度”是一种智力构建，它被16世纪末的古文研究者所发明；而后，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发展，并且强加于“中世纪”。再说，“封建制度”（Feudalism）这个词是在19世纪才开始出现在法语、英语和德语里。

西文“封建”的词根（feud）原本是指血亲或部落仇杀，这正是所谓“中世纪”的特质；但在18—19世纪，该社会与词语皆被偷换概念，而成了今天的“常识”。

关于中古欧洲的本来面目，人类学家葛拉克曼（Max Gluckman, 1911—1975）指出：“世仇暴力（Feud violence）不是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而是一种社会结构——非国家的部落秩序原则。……这个在原始性的‘封建’部落中发现的机制，同样适合于中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血亲。”

追根求源，耶稣会士利玛窦、卫匡国和杜赫德等人的中国历史著述，详细介绍了周朝的封建制与贵族制，这便是欧洲“中世纪”的原型。科门斯（Bruce Comens）说：“华夏的封建景象产生了中世纪欧洲的相当浪漫的意向”。即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言：“汉语写作概念成为一种‘欧洲幻觉’。”

针对17世纪死人上千万的教派与部落的混战，西方借用了中国文化来救治之；其对症下药的一个方面则是引进周朝的封建制与贵族制，让社会有序化和制度化，这是其建立欧美民族国家的前奏。另一方面，17—18世纪掀起的“中国风”（物质文化），也使贵族爵位以及绅士、骑士和淑女都变成了时尚。

随后，西方一方面借取传统中国的人本民享与科举文治，淘汰前不久才引进的“封建～贵族”制度，而建立其“新传统”——19—20世纪的民族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滥用周朝封建，来冒充其“旧传统”（中世纪），而与霍勒斯·沃波尔和托马斯·珀西滥用中国资料，杜撰哥特文学《奥特朗托堡》和《英语古诗遗产》，异曲同工、异涂同归。

（五）欧美政体实际比传统中国落后得多

西方是怎样塑造国家与制度的呢？美国圣母大学的許田波著《中国古代和近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其中写道：

欧洲人航行到亚洲后，耶稣会士竭尽全力学习中国文明。他们尤为羡慕中国政治，因而在这方面著述甚丰。……来自中国的新知识传到欧洲，使启蒙思想家们惊讶地发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贤已“想他们之所想，做他们之所做”。中国的影响力在普鲁士尤为强大。……1693年，欧洲第一个文官考试制度出现在柏林；顾立雅 （Herrlee G. Creel）相信“这个灵感来自中国”，……难怪它类似于中国古代模式。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辟了欧洲新纪元——完成世俗化与文明化。首先是源于儒家的“以人为本、天赋人权”蔚然成风，从而全面否定教会神权、贵族特权和君权神授（受孟子的“人爵天爵、民贵君轻”的影响）；以致先后爆发了美国革命（1776）和法国革命（1789）：前者建立了摈弃神权与贵族的新国家，后者使西方的“体制争端”延续了近百年。“启蒙目标”是实现儒家式的理想国——“天下为公，选贤举能，有教无类，学优则仕”；到19世纪下半期，由于英美等国逐个采用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及文官制度，而似乎能够臻于理想。但另一方面，西方乃与儒家“行王道、反霸道”背道而驰，走上了帝国主义与世界大战的不归路。

比较古今中西的政治。历史中国分为三个阶段：1.前传统（夏商周：封建制与贵族制）；2.过渡期（战国七雄与秦朝统一）；3.传统时代（儒家治道，大一统，“天下”越来越大）。对照西方，虽然启蒙思想家憧憬中国的第三阶段（文士治国），但西方中心论说它是“东方专制主义”，而自诩达到政治文明的极致。然而，中国传统政治是“有专制之名，行民主之实”（举贤任能、德治无为、乡里自治、王道怀柔）；18世纪以来的欧美政治则相反：以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美其名曰“民主”）。后者严重依赖“地缘政治”：具有海洋性优势的国家，它的生存竞争的重心在外，因而其内部宽松有序。但到21世纪则走向反面，因为大陆畅通而海权式微。

质言之，欧美政治较之传统中国落后了两千年，仅属于第二阶段——“过渡期”（战国七雄），其特点是“组织力、易动员、排他性、应战型”；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如此，所以今天下曰“世界战国”。

美国民主

图解 西方民主极具负能量，须被宣泄于外，否则聚爆于内。仅在成功地祸害异族或异域的情况下，肇事人群才会享有“正能量”（民主的光环）。以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民主、自由、法治）。进而言之，西方民主是“熵”：如果达成内部“熵减”（有序），则须做到外部“熵增”（无序）。这就是说，西方民主是有条件的暂时现象。它在客观上是“天时地利”（海洋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的产物。一旦“天时地利”发生改变（海权难以扼制大陆），西方民主就会原形毕露于“霍布斯邦”——万民内讧、万人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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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与犹太资本的关系已经质变

原创

2020-12-31阅读 88971

今年不写展望与回顾了，发一篇重磅文章吧，这个文章可能是未来十年百年的一个展望分析。

一直写新年的展望和过去一年的回顾的，不过现在越来越敏感，以前的展望很多很准确但就被和谐了，今年不写了，但发一篇重磅文章吧，这个文章可能是未来十年百年的一个展望分析。

《中华文明与犹太资本关系已经质变》

中国人对犹太人是没有任何恶意的，而且是充满了好感，对犹太人的成功的宣传，也在我们各种媒体上展现，对犹太人与中国的关系，犹太资本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其实认识还是非常的表面化和短期化，而在中国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到崛起的关键阶段，与犹太资本的关系，笔者认为已经发生质变，再也不是当年的关系了，就如中美关系质变一样。

最近有学者公开说中国让步华尔街，而华尔街搞不定川普，笔者认为真实的原因不是华尔街搞不定川普，而是中国与犹太资本的质变，中国原有的让步犹太金融资本的思维走不通了，犹太金融资本与川普是有关系的，川普的女儿已经皈依了犹太教，川普对犹太人是特别买账的，他承认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是其他美国总统都没有承认的。中国诉求不是华尔街搞不定川普，而是犹太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已经改变，但这个改变，他们不会说出来，而且尽可能不让你早察觉。

1、犹太人与美国人不等同

首先要说的是犹太资本不等同于美国，犹太资本是跨国的国际资本，犹太资本在近代史上，就是在各国之间流动，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宗教国家是有很多矛盾的，与伊斯兰国家也是相爱相杀，关系比大家想的要复杂。而犹太资本与中国，更多的是远香近臭，历史上没有直接的巨大冲突，而且在互惠互利上，还有一些美好的传说。中国人是对世界普遍存在善意的，但一神教的民族，对异教徒都是猜忌和丑化的。

犹太人与中国人关系好，犹太资本与中国关系好，背景是一直在中国赚钱，而且赚钱还是别人留下了仇恨。中国近代的屈辱史，不断的开放口岸财富外流，输入鸦片和战争的，是西方海盗民族，赚钱是犹太资本，所以有盎格鲁撒克逊犹太黄金资本联盟的说法，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当海盗拿刀的，赚钱吃豆腐的是有犹太资本的。黄金本位货币金融掠夺，也是犹太人的。犹太人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赚了银子还立了牌坊。

犹太人还是西方主要强国的幕后统治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是统治者在幕后的，前台是代理人。尤其是在实行联邦制搞共和的国家，当初法国革命，国王倒台，就是财政破产还不起犹太人的债，后来法国支持独立的美国，又是犹太资本的舞台，犹太资本是需要寄生在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的。

犹太人同时又是多方下注的，犹太人与各个可能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以求避免某个国家的衰落，给犹太人的利益造成影响。所以犹太资本，其实是一个跨国资本，其寄生的国家，就变成空心化和国际化，然后可能又是另外的寄主国家。

川普是为了美国利益的，美国利益不是犹太人的利益，虽然川普对犹太人有很多的让步，但他与犹太人并不是利益共同体。而拜登和建制派，更多的是与犹太人的利益是捆绑的。全球化的背后，犹太资本与美国国力，同时与中国为敌是不利的。其实盎格鲁撒克逊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虽然是盟友，但还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在美国的霸权进入衰落的状态下，这个差别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川普的支持者美国的红脖子，最早到美国的盎格鲁人，他们其实在美国也是被犹太资本搞到底层，而且犹太白左纵容黑墨绿的权利，影响的是红脖子的权利，而在教育领域，犹太人占据的也是白人红脖子的资源，他们是存在矛盾的，但舆论是被完全的压制。所以川普虽然女婿犹太人，虽然给了犹太人诸多好处，但红脖子支持的背景，也是犹太资本抛弃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红脖子等白人盎格鲁群体越来越底层的时候，犹太资本与美国的差异，也是不断扩大的。

2、犹太人统治世界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对犹太人在中世纪的认识，把犹太人看作一直是受迫害的底层。这个是犹太人宣传的印象，其实也是不全面的。其逻辑就如我们知道阉割的太监一般是底层，但不能把大宦官，也当作底层是一样的。大宦官，可以当作统治者的一员，起码要算作统治者代理人阶层的顶层。

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教会禁止放贷获取利益，西方王权贵族们往往需要招募一些犹太人，来帮助自己从事非法活动，他们与宫廷贵族关系密切。他们被叫做宫廷犹太人，也被称为“受保护的犹太人”。类似的可以看看罗斯柴尔德家族史，犹太资本，犹太人与盎格鲁撒克逊的结盟，都与他们这类特殊的身份地位有关。而我们说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联盟，这个联盟应当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就建立了，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是联盟的一方，是主导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甚至这个联盟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对犹太人的力量，是要重新客观认识的。

作为王权和贵族的代理人，甚至是一些宗教神职人员私利的代理人，这些犹太人天然就是国际化的。他们通过国际交易，为各方寻求利益和自己渔利，所以他们的行为，得到西方贵族势力的一致保护。所以犹太人这个族群，2000年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国家，其实也有两面性。因为他们真的是有自己效忠的国家，反而很多国王和贵族们不敢用他们了！他们当中的顶尖阶层，是带有某些故意成分不占有土地而建国，作为国际上的代理人是非常得利的，因此很长时间建立一个国家不是不能而是不那么在意。直到被极端的纳粹攻击以后，才变成了建立国家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以色列是他们购买土地建立的，其实在西方殖民的几百年，二战以前购买殖民地建国，本身一直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而随着欧洲让各国国际均势的政治思维，基督教等宗教的教派纷争，西方世界的主权国家、王权贵族和宗教势力被逐步削弱，导致代理人的力量坐大，作为各方代理人的犹太金融势力就崛起了，走上了幕后统治者的舞台。

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谁？当年拥有和掌控西方金融和资产的，主要不就是作为代理人的犹太人么！所谓的革命，就是要取得统治权的。

在如此背景下，一些犹太家族崛起，通过革命和妥协，最后使得后来犹太金融资本、教会和贵族三分权力，成为了西方资本社会的三权分立结构，这样的结构又扩大到了美洲，建立了美国的金融体系，通过美国的崛起，统治了全球。

这样的家族，例如沃伯格家族就是这么起家的，后来在保罗·沃伯格的主导下，1913年正式建立美联储，成为美联储第二任副主席，被称作“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现在沃伯格家族的投资，与中国网络新兴产业密切相关，很多中国网络大公司就有他们的股权。他们也积极的向中国进行渗透。

这里我们还要说的就是印度最近很多人在美国成为了高管，而且印度也在西南与中国找事情，背后其实犹太人与印度人的关系是比中国紧密的多的。当年英国殖民印度，与英国合作到印度赚钱的就是犹太人。英国退出印度，所谓的不流血的革命，印度的核心资产的归属权其实是没有变的，印度被犹太资本控制的事实，我们要看清楚，所以印度人能够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公司当高管，没有华人管理人员晋升的玻璃天花板，与犹太资本与印度人的历史关系是分不开的。

现在美国搞的全球化，背后是犹太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所追求的，就是要在全球建立起犹太资本的秩序，进行资本的幕后统治，实现的是犹太资本在全球的单极化。美国的单极化是霸权、军事、政治的单极化，犹太资本追求的是经济、金融的单极化，都是要统治世界！这是与中国崛起民族复兴，构成了根本性的矛盾，对此中国要认识清楚。

3、犹太人与国际资本

现代中国与犹太人的关系，一直是犹太人是世界的主导，主导当今资本社会、工业社会、金融社会以及网络社会，中国是给犹太人送钱的，而且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和斡旋，犹太人也是调和双方关系的重要角色，在这个过程当中，犹太人是在中美两国都是赚钱的。

犹太人不等于美国，犹太人在离岸港有大量的资本，具体多少并不透明。2012年路透社麦肯锡等做了一个估计是全球立案资本是32万亿美元，另外该研究估计自1970年起，到2010年为止，139个国家的最富人群已经累积了7.3万亿至9.3万亿“未被记录的离岸资产”。此后世界没有其他公开的数据。当然这些资产里面，有很多不是犹太人的，但犹太人的资产是其中的大部分。所以，犹太人与犹太资本，外在的表现，更像一种中立的国际资本。



在离岸港有大量的国际金融资本，犹太资本很多是脱离国家存在的，犹太资本不等同于美国，但美国的全球化是为犹太资本服务的，离岸港的巨额资本都是得益于美国的全球化政策而存在的，但川普的政策，对离岸港的资本是一个打击。美国对离岸港的征税政策，可以看做是美国人与犹太资本的一个摩擦。

在离岸港构架VIE结构，控制世界各国的重要经济和规避各国法律和税收，是犹太人的方式。现在已经受到了美国带头的围剿收税，但对中国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中国在美国上市企业，大量的资本结构在离岸港。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大量是犹太资本投资的。

同时犹太人在欧洲也是具有大量的历史财富，在二战后的清算当中，犹太人夺回了大量原来属于他们的资产。而引发欧洲的反犹浪潮，背景也是欧洲的主要财富被犹太人控制，当年的德国甚至达到了90%以上。

苏东的巨变，让犹太资本在前苏联解体当中取得了巨大的财富。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组成，并非自由派们到处宣扬的是苏联主要领导及其子女亲属们，所谓的腐败的财富转移很多很常见但是对于控制国家的新崛起的寡头们实际上并不成立，这些人中的主力，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里德曼、阿列克别洛夫、阿布拉莫维奇等等，他们在苏联时代大部分都是社会普通阶层成员，也没有太大的财富积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犹太人。考虑到俄罗斯1.5亿人口中，俄罗斯裔占大多数，犹太裔只有25万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这个现象显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犹太人的资本统治世界，还有各种的基金会，基金会可以透过世袭继承等等壁垒。基金会是各种免税的，是国际资本的重要主体，而且搞所谓的“慈善事业”！其实“慈善事业”的本质就是一种统治的方式，类似中国古代的田氏代齐！让政府干讨人厌的事情，而做好事则资本来，把应当给政府的税收拿过来，资本自己来。所以基金会就是幕后统治的一种方式。别说中国人不愿意搞慈善，中国人很愿意搞田氏代齐的！所以在中国搞慈善的沈万三是一定要死的。

所以犹太资本，不光是美国，而是一个全球的存在，是国际化、全球化的，深刻的影响着世界。

4、犹太人在教育和科技的霸权

我们总看到说聪明的犹太人怎么教育孩子的文章，很多都是所谓的“素质”鸡汤，通过教育分层的，而犹太人，其实就是全球教育资源顶层的垄断者。

对犹太人控制世界的手段，我们总看见资本、金融层面，其实犹太人在教育和金融层面才是更关键的。犹太人当初是考试才接受入教的，仅仅要高技术人员。后来就是在西方社会崛起的过程当中，犹太科学家也是在世界的顶端，犹太人统治世界，就是到处散布宽松不学的鸡汤，让西方的贵族是四肢发达，而普通人是快乐不学，但犹太人是最重视教育的民族。中国人认不清鸡汤，要吃大亏的。

犹太人对中国人崛起的限制，你看一下美国名校入学的族裔细分，他们会细分犹太人么？犹太人入学是什么样的比例呢？在教育上限制华人，限制中华文明。包括在教育的评价体系上，我们总关注诺贝尔奖，其实这个奖项与犹太人的关系也很紧密，不给中国人得奖是政治正确。所以得不得奖中国不必太在意的。

中国真的应该在意的，是犹太人对科学是有信仰的，是有信仰的族群。犹太教对科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有大群犹太人为了信仰和真理去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是得到族群和教会内的支持的，而且受人尊敬这个精神支持比物质支持重要。中国则是做不了冷板凳长期研究高深问题，而且会被妖魔化为“陈景润”式的书呆子，还编排了各种段子进行嘲笑，差距是巨大的。

犹太人占据全球教育顶端，比如同样的华裔和犹太人都只占美国人口的2%，但在哈佛大学，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5％左右。在如今的常青藤盟校，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3％，比其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高出十几倍。犹太人其实也是淘汰其他“白人”的，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犹太人，而非犹太白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在入学时和犹太人同属于“白人”，名额本来已经受到控制，又因读书远不及犹太人而被大量淘

  最近的新闻里，川普扬言要否决国会通过了的拨款法案。因为在9千亿美元的开支里，只有给每个人600美元的小支票，仅仅占2成总数，其它的都给了富人和大公司。川普要求增加个人支票到2000美元。这种区别的深层原因是对金钱和货币的理解。

  货币是用于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本身没有使用价值。只有花出去买入商品和服务后才能体现其价值。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里，获得金钱的唯一合乎道德的途径是通过劳动来交换。由于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商品和服务，政府发钱没有对应的用于交换的实物。是无效的作为，也没有道德支撑。唯一后果是通货膨胀。在这种逻辑下来设想政府给每个人发一分钱的效果。一美分的绝对数量即使对个人而言也实在是太少了，几乎是完全无用的。但美国三亿人的庞大人口数意味着政府需要支出3百万美元。这笔钱对个人而言又是个绝对多数了。三百万美元，平均分配的结果是没有任何好处，但集中起来不仅可以直接使三个人成为百万富翁，而且如果拨给一个公司搞开发可能制造出新的商品（例如疫苗）取得造福于整个社会的巨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给个人的600美元，就没有救助大公司的几亿美元美元有价值。 美国共和党精英更倾向于这个逻辑，而民主党精英也不遑多让，因为这种集中财务的分配方式更容易获利。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使得UBI, 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这种每月每人发钱1千美元的政策，在公众眼里显然是违背了上述价值观的。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对货币的不同理解，可以为这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现代货币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政府虽然不直接生产面包等实物商品和服务，但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绝对参与者。每一笔自由交易都要付税，无论是微观交易还是宏观交易，税率对交易的选择起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种逻辑下来设想政府给每个人发一亿美元的效果。目前的世界首富JEFF也只有1千亿美元的身价。如果美国政府给每个人发足够多的钱，令首富和赤贫的差距从无限大缩小到1000倍。这种财富的再分配实际上起到了纠正马太效应的作用。通货膨胀对穷人而言是没有坏处的，因为是穷人的购买力在推动价格上涨，而不是富人在操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钱就等于不存在。给半数的美国月光族每月发1000美元，是对市场本身的救济，否则公司没有了客户，如何存在呢？作为非传统的共和党总统川普，意外地支持了这种发钱的逻辑，喊出了2000美元的一次性支票，这也是两党政治精英之外的民主党杨安泽和共和党川普的难得的共同之处了。

  从发钱一美分到一亿美元，货币的可分割性是关键。政府发钱的逻辑是太少无效，太多无用。必然存在一个中间值，令到整体的负面效应小于正面效应。而以我对市场经济的价格波动的理解，这样的一个中间值是无需仔细计算的。只要固定发钱，市场就能自动调节到合理的位置。600美元和2000美元都是相对于当前市场价格状态的。对于上千万失业者而言，当然是2000美元的帮助比较大。但国会精英们如果仍然沿用旧的价值观和逻辑，觉得发钱给个人是不劳而获，不值得提倡，就很难推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