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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改革只能走两党制（一） 2010年7月29日
在把思考的政治改革路线图，写出来之前，李扬先给读者们看下面的政治关系：
毛泽东希望中国有自己的民主之路，结果因为刘少奇和他争权，极左的民主方式出现——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不反对政治改革，却和支持政治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发生激烈冲突，而要求政治改革的胡耀帮和赵紫阳，面和心不和；
江泽民不反对政治改革，却和支持政治改革的朱容基、李瑞环发生冲突，而要求政治改革的朱容基和李瑞环，面和心不和；
胡锦涛不反对政治改革，却和支持政治改革的曾庆红发生激烈冲突，而要求政治改革的温家宝和曾庆红，彼此存在激烈冲突。
大家能不能看明白？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各届的一些中央领导们，都有走民主之路的政治抱负，但他们历经几代，一事无成。为什么？源于内斗。为什么要求政治改革的中央领导们，不能团结一致地开展政治改革呢？因为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导致要求政治改革的领导们，谁也不敢公开表达，都在运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偷偷到处煽风点火，还是半含半露，结果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知他们在表达什么，想干什么。这种各自为战的结果，不仅是发生同志间的残酷斗争，而且面对强大的、完美的、惯性的官僚机构的打击，失败是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已经运转了六十年，算上建国前的历史，快一百年了，日趋完美，是一部巅峰状态的庞大机器，可以碾压一切对抗力量，更不要说对抗的个人。要求政治改革的中央领导们，希望改善这部机器，提高机器的性能，但不得到这部机器的同意，就想改造，犹如撼山。但是，现在的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本不进行政治改革的讨论，大家内心都有想法，谁都不敢说，总希望别人提出来，形成声势，然后自己再加入，这样可以稳妥、安全地保护自己。李扬在2010年3月21日，写的《何新得罪了第三代领导班子》文章中，说出强烈要求政治改革的四个中央领导：温家宝、曾庆红、朱容基、李瑞环。2008年2月21日文章《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2009年10月17日文章《胡启立参与了1989年陆四事件》，讲了当时中共中央常委胡启立，暗中驱使大学生身份的情报人员支持赵紫阳。大家才惊觉，要求政治改革的中央领导这么多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才有了底气，公开跳了出来。
时任执政党总书记的胡耀邦，曾提出自己的国策，“政治上要防左，经济上要防右”；而赵紫阳闻知，不客气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政治和经济上都要防左”；江泽民成为国家元首后，其国策是“政治上要防右，经济上要防左”。我们回头来看，还是胡耀帮的国策更有针对性，更象是温和的中间路线。所以一个好的国策，往往因为领导人的下台，而人亡政息，人走茶凉；中国的的国策的连续性，常常是十年一小变，二十年一大变，三十年反方向变，大小官僚们过于紧跟形势，而且中央政府也不允许有识之士，在小范围内探讨。我们中国大陆往往出现盲动。政治改革亦如此，很可能因为领导换届，政治改革路线图发生剧变，最后毁掉政治改革，毁掉国家的大好前景。“改革是快死，不改是等死”，原因就在于目标的确定，是否能坚持几届？！
曾庆红成为中共中央常委前，就抱着政治改革的意愿，这一意愿被江泽民催眠调查出来了，2002年初网阱密聊时，江泽民告诉被催眠李扬此事，李扬询问曾庆红的想法如何？屏幕上显示：
“他（指曾庆红）的想法不行，如果行的话，我早就让他做了。”
曾庆红成为中共中央常委后，一直有强烈的司法独立的愿望，并试图做个试验。李扬曾在搜狐秘密日记中，反复分析了司法独立的困难和窘境。现在李扬认为，西方国家并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只是司法机关受政府干预少、影响小罢了；就算中国大陆开展司法独立的改革，也只能等到两党轮流执政体制成熟时刻，两党都希望司法独立，以免偏袒对方，只有到了这种时候，司法独立的改革才能成功。
前些日子，在海外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国家元首胡锦涛提出，通过村民直选村长的方式，在乡镇，甚至县一级，也如此直选。这种方法，2001年底网阱公聊时，领导们和李扬探讨过，结论是如今的村委会直选基本不成功。实际上，农村的情况是，拉关系花钱当的村长，上任后大多拼命捞钱，村民们便向上级告状，一般村长是告下来了，但贪污的钱不了了之，村长也不用进监狱。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十分普遍。如果直选乡长、镇长、县长，那么会出现全县的群众，到省和中央上访，要求把乡镇长或县长抓起来的局面。一党专政下，民主选举永远不可能成功。只有两党互相监督，才能迫使本党党内自律，这种情况下的民主选举，才能保证政治昌明。
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施行两党制，而不是三党制，或多党制呢？
如果中国大陆取消“党禁”，人民可以自由结社、组党，那么会出现上万个政党，有因为姓相同而结党，有因为一个省或一个市而结党，有因为家族或宗族而结党，有因为宗教信仰相同而结党，有因为同一民族而结党，结果就是，执政党和在野党要考虑各种利益小团体，从而陷入利益纠纷，不能真心为人民服务。例如政教分离就成了空话，宗教将成为左右中国人民的决定力量；例如少数民族会借机团结起来要求分裂，导致内战；例如中国政治会步印度、菲律宾的后尘，形成家族控制国家的局面。例如最起码有十个政党，可以各拥有几千万支持者，如果十个政党领袖不满意民主选举结果，轮番组织上千万支持者涌入首都北京，瘫痪中国政治中心，那么中国人民就不要干别的了，天天都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实行多党制的结果，就是回到晚清覆灭后的军阀割剧、长期内战时代，人民连太平犬也做不了。
象菲律宾、印度这类亚洲国家的西式民主，不仅造成内乱内战，而且事实证明纯粹是个笑话；就是日本的西式民主，也同样存在内耗影响政府效率的现象；李扬最欣赏的还是美国式的民主，两党轮流执政，把党争降低到最低点，却让国民享受最大的人权、自由、民主，而且国策的持续性和补充性比较有力，这样的国家集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长处为一身，政党生命力和国家繁荣都能稳健地进步。而欧洲国家的民主是多党制，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例如有的欧洲国家存在独立分裂势力，并且结党，冲击着本国的稳定和欧洲的稳定。记得2002年，法国极右势力代表勒庞，这个被欧洲人视为新纳粹代表的政客，在第一轮选举中击败呼声很高的总理诺斯潘，震惊法国社会，引起欧洲的恐慌，掀起世界大哗。在李扬看来，如果欧洲国家不搞两党轮流执政，新纳粹上台是早晚的事情，即使催眠调查总统候选人，仍然可能因为社会情绪问题，导致人民选择接近纳粹主义的政客。现在西方国家严格限制移民，只是走了第一步。
台湾自从蒋经国解除“党禁”后，政治乱现象频出，整个社会甚至出现动乱苗头，在这一过程，政治势力快速集结到四个党派身上，国民党、民进党、台联党、亲民党，社会才趋于稳定，现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轮流执政局面初现，台湾社会进入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时代。台湾之所以避免了走印度、菲律宾的道路，也没有因民主化而内战，就是因为快速平稳地进入两党轮流执政时代。否则，它难逃噩运，台湾的中国人躲过一劫。
2009年11月18日的文章《毛新宇前妻是怎么死的！》，里面阐述李扬的一个观点，“国家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让人民治国，最起码让人大代表在议会监督、质询各级官员，靠官员限制官员的结果，不是官官相护，就是官员间对抗”。李扬的看法具有普遍性，许多有识之士都是如此认为的，也一直向中国政府呼吁，结果，2010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工作报告中，高调重申“质询权”，加强人大代表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权；许多代表和法律专家都兴奋地表示，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并计划在今年开展人大对一府两院的询问和质询。
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了，各级人大对政府官员的询问和质询，却基本没了下文。李扬一直感到奇怪，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在前苏联开展民主的过程中，象叶利钦这类政客，就是脱离共产党，然后通过民主选举成为人大代表，进而攫取政府最高权力，终于肢解了前苏联；文章强调，如果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走前苏联的道路，那么下场必然和前苏联一样。看完这篇文章，李扬终于明白，人大代表质询、监督政府官员的权力，为什么没有出现了。反对声音很多，力量很大，而且言之有理。
那么为什么不变通一下呢？一线城市的人大代表，只允许质询区长和各局局长，二线城市的人大代表，可以质询市长以下官员，中国各县人大代表，可以有罢免县长的权力，但任命权在政府上一级机关。省和中央暂不实行人大代表质询机制，或者只有询问权，而且各级党委暂不纳入人大代表质询的范围。李扬只是个建议，象专家们会有更多圆滑地变通方法，即能推进政治改革，又不会发生激烈冲突，关健在于反对者的声音，是出于彻底否定改革，还是真心希望国家好起来，这是个本质问题。
国家已经危急到如此关头，国民皆应献计献策，大家都坐在一条船上，理应风雨同舟。大厦将倾，独木难撑，更何况我们连一根撑的木头也没有。醒醒吧……
20:16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写入日志 | 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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