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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出版概况
○张慎趋
《毛选》的出版工作由人民出版社承担
出版《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件大事，也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１９５０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简称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选》。１９５１年春，《毛选》出版工作全面展开。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７日，出版总署发出认真做好《毛选》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指示。《毛选》的出版工作交由人民出版社承担，全社上下热情高涨，制订工作计划，从装帧设计、版式、选用字体、铜模、印刷工艺直至纸张材料等方方面面提出目标，商议方案，既要从严要求，又有所创新。如《毛选》护封上的毛泽东侧面浮雕头像，是特请美术家王朝闻精心雕刻完成的，不但形似，而且神似。《毛选》正文的标点，首次采用了偏角式（以前书中标点都是居中），美观适用，沿用至今。人民出版社梁涛然负责承接出版委员会及田家英布置交办的《毛选》出版工作。他要认真阅读誊清分批发来的稿件，然后发往印刷厂，并组织精兵强将参加《毛选》的校对，保证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不出错。
当时国家还没有公布推行简化字和废除异体字，我们根据经验，整理出一批《毛选》需要统一的用字、用词，如决（決）、够（夠）、猪（豬）、线（缐）、联系（连系）、缘故（原故）等，有五六十种，提请出版委员会审定后印成表分发使用。
《毛选》的编辑和加工
《毛选》稿样改动次数很多，每次退厂改后即使只改一个标点，也必须整面重新校对。记得改动较多的是将“与”改为“和”、将“苏维埃区域”改为“红色区域”。还有，如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掩旗息鼓”改为“偃旗息鼓”，将《整顿党的作风》中的“盲肠炎”改成“阑尾炎”；删除了解放前老版中“李立三也对共产国际闹过独立性，结果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李立三也不老实”等句子；删去了“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等句子。
毛泽东对自己的著作一向要求很高，严谨慎重，反复审阅选定篇目，修改内容，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选自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并且亲自写题解。《毛选》第一卷至第四卷共有题解１１８篇，注释８７２条，大多是由出版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如胡乔木、胡绳、艾思奇、田家英等起草的。也有一部分是毛泽东亲自撰写或修改的，如注释“打土豪”、“管公堂和收学租”、“亡国论、速胜论”、“点线工作”等。这些注释文笔不凡，内容深刻，如“点线工作”最初注释是“即指国民党的特务间谍活动”，毛泽东把它修改为“国民党的特务间谍在陕甘宁边区的活动，以边区的城市为据点，并将这些据点联系起来成为几条线，这样来布置他们的反革命工作，他们自称这种工作为点线工作”。
经过不断修改和反复校对，最后经出版委员会认定可以付印，然后由两位校对员住在印刷厂，再交换校对两遍然后付型，接着就是读校纸型，《毛选》开印之后是查看机样。
《毛选》的出版发行情况
经过１００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终于在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２日迎来了《毛选》第一卷在全国同时发行的日子。当天下午，出版总署举行庆祝会，署长胡愈之发表讲话，希望以《毛选》的出版工作为标准，不断提高质量，为出版界开创新时代。
第一卷打出的七副纸型只在北京、上海、长春三地印制，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于是不久又重排，把第一副纸型浇出的铅版镀铜，这样便可以打出更多的纸型，加大印数。重排本第一卷中毛泽东像改用正面像，把暂编在第二卷的《矛盾论》归到第一卷末，护封改为褐色。把“满清政府”改为“清朝政府”，把“各取所值”改为“按劳取酬”。
《毛选》第二、三、四卷分别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０年出版，都是２５开本。之后，出版３２开的普及本。
１９６３年３月，出版委员会指示，出版《毛选》线装大字本，每卷一函，专供高级干部学习；同时，用普及本版子出版３２开合订一卷本。这两种本子，书名采用的是隶书字体。从此时起，《毛选》第三卷中一处“高岗”的名字改为“一些陕北同志”（第一版直排本第８２４页）。
到１９６５年末，全国累计印制《毛选》１０００多万套。
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７６年共印制属于第一版的各种版本的《毛选》（包括少数民族文版、盲文版、外文版）大约２．５亿套。后来，新华书店发现有大量积压，国家出版局党组为此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７日向中宣部提出《关于解决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积压问题的请示报告》，经批准同意减少印制数量。
《毛选》第五卷于１９７７年４月出版发行，书中有些提法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经中央批准，新闻出版总署于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０日通知停售。
《毛选》第一版在“文革”中大量印制，以致造成积压，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毛选》在书店无人问津。但在１９８９年以后，大学生们在历经纷繁复杂的思潮影响后，开始寻找《毛选》阅读，呈现“寻找毛泽东热”，《毛选》又一度脱销。
“文革”中，毛泽东就《毛选》出版工作的指示
１９６６年７月，中央决定根据重排本出版《毛选》横排简化字３２开普及本。任务紧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石西民从上海临时调来一批校对人员支援，在盛夏时节短期内完成了任务。“文革”爆发后，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省市负责人陆续受到冲击，有的在报刊上被点名批判；
１９６７年２月，一批老同志对“文革”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同林彪、江青等人的罪恶活动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竟被诬为“二月逆流”，遭受连续的批斗。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６日，陈伯达、康生、王力向毛泽东请示《毛选》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毛泽东当即作出指示。当天，人民出版社作出如下传达：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６日下午，我们向主席请示，要不要修改毛选一、二、三、四卷某些人名和注释问题，主席有如下指示：
（一）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要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
（三）《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掉。
（四）新印毛选仍用原来的出版年月日期。
（五）第五卷、第六卷毛选一年以后再说。现在你们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
（六）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二十四节的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横排本出版时，删去了两处引用刘少奇的话（第５０４、７７９页）；到１９６７年７月出版合订本时，撤去第三卷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年１１月出版合订袖珍本时，又在第７２９、７３４、１１１７、１２０４页上删去有关刘少奇的字句；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题解中，删去了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一段话（第１２３４页），在第１２２１页上把题解删去（题解说明该篇是毛泽东给邓小平的电报）。
周恩来要求节约纸张，集中力量印《毛选》
由于多次删改《毛选》，布置全国出版印制单位对改动部分重新换页达１０００多万部；由于撤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印出的书作化浆处理的达１０００万部以上。
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上代表中央宣布当年印制《毛选》８０００万套的任务时，要求节约纸张，节约公文用纸，集中力量印《毛选》。于是全国扩大印制点，到年底实际完成９１５１万套《毛选》。国家经委早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就发出了《关于优先、免费运送毛主席著作的通知》，托运或邮寄毛泽东著作的运费、装卸费、邮寄费一律免收。后来，邮电部、铁路交通部门分别于１９６９年５月１日、１９７０年５月１日起恢复收费。
随着“文革”风暴席卷全国，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著作小组每天能收到读者来信上百封，编辑部一些资深编辑、翻译家都来协助复信。来信有要求多印、快印《毛选》，要求用红油墨印书的；有群众组织之间引用毛泽东斥责国民党顽固派的话来互相争斗而要求查证的；在“破四旧”的浪潮中，有读者认为１９６３年出版的《毛选》合订本书名字体宣扬“复古”，甚至说“東”字中间断开是“阴谋”等。我们答复说，那种书名字体早已不再使用。
我们在忙碌中时常怀念“文革”前蒙冤去世的田家英，他为《毛选》工作竭尽心力，并且要求出版社毛泽东著作小组对毛泽东著作做到“滚瓜烂熟”。于是，我们将《毛选》中所涉及到的人、地名和历史事件做成三套卡片，这对工作很有帮助。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下午，人民出版社三位编辑一同到胡乔木寓所就“文革”前的《毛选》出版情况提问，胡乔木说，那几年他身体不好，常到外地养病，情况不清楚。
《毛选》第二版修订概况
《毛选》第一版出版后，随着广泛传播，陆续发现正文和注释中有些错讹，经毛泽东同意，出版委员会从１９６２年起调集专人，收集史料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对《毛选》进行修订。
１９９１年２月，中央决定出版《毛选》第一卷至第四卷第二版，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同时出２５开本和３２开本，于当年７月１日在全国发行。到翌年６月，全国发行达１１９４万套。１９９８年出精装８开典藏本，印１０００套。
第二版《毛选》仍保持第一版的篇目，只增加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发现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恢复了“文革”时期所有被删去的有关刘少奇的字句和《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题解中引用邓小平的一段话，重新收入第三卷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凡是对正文修订之处，第二版均列表附在各卷之末。此外，改动了个别用字、用词，如“布尔塞维克”改为“布尔什维克”，“僮人”（少数民族）改为“壮人”。凡作疑问词的“那”都改用“哪”。
《毛选》第二版对原有８７２条注释作修改的有３６２条，新增７７条。通过修订并增加注释，达到订正史实、客观评价人物和历史事件、修正某些提法和论断，更有助于对《毛选》的深刻理解。
例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写于１９４０年，当时毛泽东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么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就是站在反帝战线方面。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说这种观点只适合于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尼、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民族主义国家却不适用。拉丁美洲也有许多站在中立立场的国家。（１９９１年第二版第７１０页注１７）
关于托洛茨基分子，旧注引用斯大林的讲话，称之为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旧注并称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新版注释则介绍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反对过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第１６８页注３３）对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加新注补充：“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第２７０页注１８）
同样，对于梁实秋、周作人、张资平，新版注释作了全面客观的介绍。（第８７８页注３、注４）
关于西路军，新注文明确红四方面军一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是奉中革军委的指示。（第２４１页注２５）
对于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ＡＢ团，新注说：“存在时间不长。１９３０年５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ＡＢ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第２４３页注４２）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是毛泽东批评当时林彪的悲观思想而写的信，第一版题解并未说明，这次作了如实说明。（第９７页题解）
第二版增加一些党内重要会议的注释和三大战役的地区略图。
从１９５１年出版《毛选》第一卷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毛泽东作为一个著作家，只愿意把他认为最重要的著作，精心核阅、修正，交给读者，传之后世。他不赞成出他的全集。因此，作为中国革命宝贵经验结晶的《毛泽东选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张慎趋系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在人民出版社工作５０多年，曾在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著作小组工作１０多年。现已离休。）
学历与胜利。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和作家诗人们纵论文学史，进而谈及状元问题：“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都不是状元。出色的状元只有文天祥、秦桧。柳宗元、韩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状元……”③
自古以来，学历和创造力就不等同。我还因此得出三个不等式：第一，学历不等于学问。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并不如此，学历很高的人学问不见得很大；第二，学问不等于能力。满腹经纶的人实际操作能力不见得很强；第三，能力不等于天赋。最高的境界是天赋。
毛泽东属于学历较低，学问很大，能力极强，天赋更高的天才，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
再细分，毛泽东首先是个伟大的实践论者。少年时期当过农民，师范毕业参军当过一年兵，青年时期搞过学生运动，1919年领导湖南学生“驱张” 。师范期间利用寒暑假去农村搞调查。其名言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 。
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期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毛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寻求一个从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理论体系。
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党校的一段讲话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这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日‘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泽东写文章、讲话，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形象有细节。
例如，延安整风时，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讲了这样的话： “应该老实的对他们说，你的教条一点用处也没有……或者大喝一声，你的教条还没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呢，它们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④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成语，有小说语言，后面俗的又如村夫。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沉重打击了王明的嚣张气焰。因为王明当年可了不得啊！
1937年底，王明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去接他，说：“我们今天欢迎从天上来的人……”此话一语双关，有实情，有讽喻，典型的毛泽东风格。坐着飞机来当然是天上来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王明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中国国情。其实乇明确为季米特洛夫所推举，是准备来延安接班的。
共产国际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马列原典读得好，俄语讲得好啊，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当年在延安听王明作报告是一种享受，是一道风景，他讲四个小时讲八个小时不要一个纸片，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最后回头总结时“一二三四五”，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闻者无不折服。
对这种雅人，毛泽东就和他来粗的。 当然，毛泽东和王明之争的要害不在于雅俗之争，而在于王明的理论脱离实际，无条件地搬用马恩列斯，套用苏联经验，鼓吹城市暴动，远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相去甚远，隔膜甚深，他怎么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
解放后，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谈起他的军事思想来，还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通通都忘记了的……”毛泽东如此说不过是极言实践的第一性罢了，这也是他战胜对的手奥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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