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对林彪最熟悉的认知就是他在革命潮流最低迷的时候，提出了“红旗究竟还能能打多久？”的疑问。斗转星移，100年后的庚子年间，我却有着相似的疑问。

　　姓社和姓资的两大阵营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斗争之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终于土崩瓦解，结束了两大阵营的对垒。中国虽然仍然宣称自己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实际上不管是从生产资料还是意识形态来看，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特征。

　　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斗争很快转化为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的斗争。一些崩溃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留着原有的专制体制结构，或民主体制的外表伴随着专制的内核。社会主义遗留的专制体系不仅没有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下得到遏制，反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反观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却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陷入了内部争斗和难以为继的困境。

　　与人们预测的相反，专制体制的强势和蛮横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反弹和抵抗，尤其在亚洲国家。在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中，专制体制的政权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越来越趋向于稳定。底层阶级和政权内的各派势力很难挑战政权的最高权威，不管这最高权威是世袭来的，还是各派势力妥协后选定的。领袖人物一旦获得最高权位，大都可以很顺利地整肃最高领导层，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塑造自己不可挑战的威望，向着高度专制集权快速前进。

　　以中国为例，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在推行各项政策和主导财富分配上越来越得心应手，完全不用考虑社会底层的意愿。中国历史上通过民众造反实现政权的更替大都发生在灾祸横行民不聊生的年月，民众投身于推翻现政权斗争所冒的风险并不比坐以待毙大多少。这是反政权力量得以壮大和延续的主要动力。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生产能力在成倍的增长，加之全球化的经济结构，这种天怒人怨的局面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算几乎和全世界都隔绝了的朝鲜，也还远远没有走到那种境地。

　　从另一面来看，同样是得益于科技的进步，政权对民众统治的能力和手段都大大增强，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统治者完全可以有效地控制和监督任何可能的反抗力量，把它们消灭在萌芽之中。从可见的未来看，来自于底层的反抗力量，尽管人数众多，但成功机会非常渺茫。外部势力的干涉才是成功的关键，但这一般只是超级强国对弱小国家才有可能。也需要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这种干涉的配合和认可。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加强这方面的防范。每当群体事件发生，必称有境外敌对势力插手。以此增加底层民众对境外势力，主要当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超级强国的恶感，对有能力军事干涉中国事务的国家和势力防患于未然。

　　习近平在当上党中央总书记之后，就迈开了集权的步伐。一步一步地把党政军的实权完全握入手中，取得了一言九鼎，至高无上的地位。许多人一开始对习近平的强势执政与他本人的资历和能力并不看好，认为会有很多的势力和派别阻止他集权的道路，甚至预言他不能走完任期。而事实证明，这些都是人们的推论和臆想。这些所谓的势力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微弱得不堪一击。

　　当今专制体制或不稳定的民主体制，如缅甸，巴基斯坦等政权更替的主要形式是政变。这频频发生于有多种矛盾交织的小国。中国近代历史上勉强可以称之为政变的也就是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即使那次，也可以理解为华国锋站在权力的顶峰对反对势力的打击整肃，以非常规手段铲除反对势力。

　　把当前共产党内高层的各种势力和派别看得过于复杂和强大往往是错觉。这些势力派别的确错综复杂，但其内部的关系大都松散脆弱，完全是用利益织成的。尽管可能人数庞大，但却没有力量。已倒台的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令计划等人都曾身居要位，控制着军警大权，几乎所用的重要岗位都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这对镇压来自底层的反抗和抵御外敌的入侵或许有效。但对来自最高权力的整肃却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束手就擒。原因就是他们的成员可能人数众多，但基本上都是唯利是图之人。只要风向稍微一变，便会立刻树倒猢狲散。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中国，也是当前世界政治生态的现状。

　　从历史上看，一个政党或一个帮派的形成发展壮大至少要有一个使成员追求信奉的东西。它能使其成员团结在一起，保持忠诚和献身精神。即便是黑帮也有规矩，土匪也讲江湖义气。四人帮虽然祸国殃民，但他们一伙也有精神上共同追求的理念，没有贪污腐败。而这正是当今党内某些势力，派别所缺乏的。从薄熙来和王立军的案例来看，王的地位权势荣誉以及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是薄给的，但当薄失势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倒戈。像王这样的官员在党内恐怕不在少数。

　　从中国社会官场的现状来看，能从底层一步一步走到权利的最高层，都是应用恭维逢迎，见风使舵，左右逢源的高手。当然这是贬义词，你也可以说是审时度势，机动灵活，不拘一格。几十年的官场历练使他们早已没有了什么理想信念情怀。他们最擅长的是如何正确的调整态度，把握时机，与胜利者站在一起，使自己的为官之路节节高升，至少不会被清除出去。他们与夺取政权前的中共高官毛泽东周恩来等完全是不同的二批人。这使的习近平的集权之路会走得非常容易。换一个人，薄熙来，周永康，李克强，只要被赋予了最高的权柄，也一样能成功，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机会或是也想集权的话。

　　其实从中国的邻居朝鲜也能看出这样的特征。金正恩没有任何的资历贡献，世袭了领袖，再整肃了前朝的一些老臣，树立了权威，政权就相当巩固。如果美韩不动朝鲜维持现状的话，估计金正恩统治到老死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从人的意识形态来看，专制体制下的人民也普遍接受了这种专制的统治，尽管他们除了“生存权”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人生的目标和理想不再是构建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和制度，而是努力跻身于这个社会的精英利益阶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仅表现在一些特定的群体，也可以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笔者在去中国旅游时与部分亲友探讨民主和专制的话题。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年轻时的热血青年，对社会的不公和没有自由空间的生活完全淡然处之，为自己还算富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沾沾自喜。尽管专制体制除了“祖国”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以号召群众的理想和口号，但仍不乏小粉红们对其拥趸和追随，因外除了这样他们别无选择，年轻人的荷尔蒙总要有发泄的通路。

　　专制体制的稳定不仅体现在对内的控制和引导，有时甚至都不屑于引导，只要控制和打压就可以了，对外也显示了强大的渗透力。专制的优势使它能轻而易举地整合力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外施加影响，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竞争环境。竞争手段的灵活多变和没有限制也是民主体制望尘莫及的。正如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所说的，“我们上面有人”。这体现了中国能从对他国关键人物的影响在竞争中把握先机。反之，即使民主体制的当政者想如此以牙还牙，鉴于体制内各方的掣肘，结果也只能是东施效颦。

　　总之，从几十年的风云变幻来看，专制体制不仅没有逐渐消亡，反而起死回生，显现了强悍的生命力和对外扩张的进攻性。民主战胜专制的茉莉花革命不能被轻易的复制。

　　在专制体制日渐稳固的同时，民主体制却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陷入了自身矛盾的尴尬境地。

　　党派对立和内耗加大是全球民主政体的主要特征。笔者曾在2019年至2020年之初在台湾旅游，并观摩了台湾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大选的造势活动，与多名民众攀谈过，其中包括民进党员和国民党员。给我的主要感觉是，两个主要台湾政党的隔阂与对立正在加深。我住在一个国民党员的AirBnB 房东家中，他对我非常热情，提供了许多额外免费的食物和用品。他向我历数了民进党的 “丑行” ，并一再叮嘱我回到加国要向海外华人揭露民进党的真实面目。许多台湾人指责国民党亲中，但我的感觉是：与其说国民党亲中，不如说是他们是“恨”民进党。因为民进党的政策是亲美抗中，那么国民党是站在民进党的对立面，就只能亲中。最近也有国民党员在审视国党的两岸政策，希望加以调整，迎合民意，增加再次执政的可能性。立刻就有国党大佬出来说，如果那样我们不就和民进党一样了吗？作为在野党，国民党实际上陷入了只要是民进党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只要是民进党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怪圈。这种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幼年时我就亲眼目睹了父辈们两派斗争的残酷。本来的同事和朋友，突然间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有时连夫妻父子都不能例外。而这纷争的核心就是现在看来滑稽可笑的谁是左派谁是保皇派。即使在始作俑者毛泽东说了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都是左派的多年之后，两派成员之间的间隙仍然难以弥合。人们很容易爱你身边的人，同时也容易恨你身边的人。就像你一般不会嫉妒马云有钱，但你会对你的小学同学比你富有而耿耿于怀。

　　作为引领民主潮流的美国也不例外，民主共和两党的斗争也俞趋尖锐。一个纾困法案，民主党议员会全部赞成，共和党议员则全部反对。如果是以国家而非党派的利益考虑，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因为对于一个经济措施的优劣会见仁见智，不会是随着党派一面倒的局面。在川普执政的四年中，民主党对川普的一些政策和举措，基本上也和国民党对民进党一样，逢川必反。现在换民主党执政，作为在野党的共和党会如何应对值得观察。加拿大执政党与主要在野党的对立没有美国台湾那样显著，但也是大同小异。至于西欧各国，情况则不太清楚。

　　其次，民主阵营内部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沟通正逐渐弱化。由于全球化的原因，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大大加强，使得民主国家因为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很难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美国加拿大以及其它英联邦国家与欧盟的民主国家时常貌合神离。川普执政的四年更加大了这种隔阂，使得专制政体可以在很多有关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各个击破，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反之专制政体之间的合作，比如俄罗斯，中国，北朝鲜，伊朗等等倒没有看到明显的问题。

　　全球化以及当前西方流行的政治正确给民主国家带来了多族裔的聚集和融合，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同文化宗教的相互影响和冲击，只能说是有利有弊。传统保守派与新移民和民主党激进左派的分歧在美国的这次大选中表现的很明显和尖锐。这多多少少影响了民主政体内部的和谐共处以及共同一致对外的战斗力。

　　全球化之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悬殊与道德水准的降低。这在专制政权和民主政体中都同样存在。腐败也不再是专制体制独有的伴生物。民主体制里的人与专制体制里的人从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不同的只是民主体制的监督机制相对完善，使腐败的机会减少而所付的成本增高，从而抑制了腐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腐败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扩展，可以是以公司对公司，国家对个人等多种方式进行。腐败的方法也花样百出，可以是金钱，美色，房屋，古董等无所不包。而腐败的成本却在降低，因为民主体制中的监督机制很难有效地监察来自于其它国家各式各样的腐败形式。虽然民主国家的情报机构也会利诱色诱专制国家的官员以获得有用的情报，但与专制国家对民主政权官员的腐败攻势相比，在可使用人员的广度和资源使用的力度上来说，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斗争中，民主体制具有先天的弱势，很难与专制体制抗衡。

　　30年前，我怀揣着对民主的渴望，自由的向往，人权的追求来到北美，开始了我下半辈子的征程。平心而论，我自信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不再需要为了加薪而尔虞我诈，不再需要为了升职而拍马溜须。如果我没有来到北美，以我的性格，会在国内的人生职场竞争中郁郁寡欢，难以成功。然而现在，我所追求的民主理念似乎在庚子年间来到了一个低潮，前景黯淡。它还会像以前一样浴火重生，显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吗？民主的大旗还能打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