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反抗絕望》一書抄襲證據補遺

2010-03-30 00:55:43 來自: 歐文

因工作條件限制，本人上網不很方便，也缺少其他論壇賬號，本帖歡迎大家轉帖傳閱。隨意轉帖，只要保持文章完整即可。要說明的是：本人離開大學和曾經的“研究”生活已經有了些時候，雖一直關注學界，但在資料採集和整理上難免欠缺條件和功夫。一些豆瓣網友的發言為我指引了線索，幾位有條件的老朋友幫我查核了不少資料，歷時近兩天，所以它也是集體勞動的成果。錯謬當然全在本人。（浪費了我不少寶貴時間，以後不幹這等事了。本文沒啥動機，主要是考據癖發作了+一點點學術關懷~）


汪暉《反抗絕望》一書抄襲證據補遺


汪暉的抄襲並不止王彬彬提到的那些地方，豆瓣一個網友已經指出了一個新證據：

http://www.douban.com/note/65202440/。

抄襲之直白和字數之多都讓人替汪暉捏一把汗。當然也看到一個網友為汪暉辯護，說那段話是時代背景材料，人人皆可得而用之。不過我覺得他在使用的時候也還是要小心一些。
另外，我也搜索到一些例證，貼出來與大家共享。我把我發現的汪暉的抄襲證據分成兩個類型來討論：正文抄襲和引文注釋抄襲，並請大家特別關注我提出的第二種抄襲方式。接着我又舉了兩個結合了上述兩種類型的抄襲案例。因為條件限制，差錯怕也難免。不管大家持何觀點，希望都能夠耐心閱讀，然後發表意見，以使這篇文章收到拋磚引玉之效。
【使用版本：《反抗絕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與王彬彬的版本不同，不過好像我用的這個版本更常見。】

一、正文抄襲

我沒有太細查找，也沒有那個條件和功夫，只舉一條較長的例證。為了儘可能減少爭議，這是個任何注釋都沒有的例子。

《反抗絕望》第三編第三節《人稱與非人稱敘事的交織》：pp.390-391
一般說來，敘事模式的劃分依據三條標準：故事是以第一人稱還是以第三人稱敘述；敘述者是或不是故事中活動的人物。敘述者表達還是壓抑他的主觀態度、評級等等。根據這三條標準可分出兩種六類敘事模式，即第一人稱客觀（objective）模式，第一人稱修辭（rhetorical）模式，第一人稱主觀（subjective）模式；第三人稱客觀模式，第三人稱修辭模式，第三人稱主觀模式。客觀模式意味着敘述者不是行動的人物，不表示主觀態度和價值判斷，小說的意識傾向必須由敘事結構的其他部分如情節、人物對比來表達，也可能通過風格手段如比喻、象徵、諷刺來表達，魯迅的戲劇化小說和心理小說基本屬於此類。主觀模式則意味着敘述者是參與故事的人物，他具有介紹、解釋和行動三重功能，而不囿限於他的主觀評價、反應和評論，魯迅的第一人稱敘事小說多屬此類。修辭模式則介於前兩種模式之間，敘述者不是活動的人物，但與客觀敘述者不同，他可以自由表達他的主觀評價和觀察，在這裡，敘述者的介紹的基本功能是和解釋、評論的功能相伴隨的。《明天》與《阿Q正傳》就屬於修辭模式，敘事過程無論以第一還是以第三人稱出現都不掩蓋局外的敘事人的態度。——當然，他的態度是變化的，其特點是由客觀的或如同傳統說書人的那種社會上普遍公認觀點的一般評價，轉變為主觀的或體現作家個人的體驗與感受的描寫和評論。按照普實克的觀點，這兩種態度正標誌着中國小說中傳統敘事模式與現代敘事模式的重大差別，而魯迅將兩者匯於一體，顯然體現着小說敘事模式正處於變化和過渡的階段。

抄襲來源：捷克學者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米蘭娜•杜勒茲樂娃-維林潔洛瓦；或譯M．D．維林吉諾娃）Narrative Modes in Late Qing Novels一文，收入她本人編的The Chinese Novel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一書。該文有中譯《晚清小說中的敘事模式》，謝碧霞譯，載於（台北）《中外文學》，1985年14卷4期，1985年9月，第138-160頁。同時收入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究》，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3月版。因為沒有注釋，所以不知道汪暉是否參照了該漢譯，好像是沒有。為方便對比，以下使用該文漢譯。

《晚清小說研究》pp.545-546（英文本pp.58-59）：
【開頭這段是我的概括】M．D•維林吉諾娃借用Lubomír Doležel的模型指出了兩類六種敘事模式：兩類包括“第三人稱形式”和“第一人稱形式”，每一類又含“客觀的”、“主觀的”和“修辭的”三種，故總共六種敘事模式：（1）第三人稱客觀模式；（2）第三人稱修辭模式；（3）第三人稱主觀模式；（4）第一人稱客觀（旁觀者）模式；（5）第一人稱修辭模式；（6）第一人稱主觀（個人）模式。然後她展開了分析，以下為作者原文：

在此六種可能產生的敘事模式中，本文所分析的晚清小說只占三種：
（一）第三人稱客觀模式：敘事者不是行動角色，僅有傳達故事的作用，不表達個人的主觀態度與價值判斷，只執行陳述的任務。但必須強調的是，敘事者的客觀性並不意味着作品缺乏意識形態上的旨趣，只是這種旨趣無法從指定給敘述者的言論中明白地呈現出來，而是透過敘事結構的其他成分（亦即情節結構以及人物對照）和風格技巧（如寓意、象徵和諷刺）來表達。
【為方便對比，以下插入上引汪暉原文：客觀模式意味着敘述者不是行動的人物，不表示主觀態度和價值判斷，小說的意識傾向必須由敘事結構的其他部分如情節、人物對比來表達，也可能通過風格手段如比喻、象徵、諷刺來表達…】
（二）第三人稱修辭模式：敘事者不是行動角色，但是，與客觀敘事者不同的是，可以自由地表達個人的主觀判斷及意見。敘事者主要的陳述作用與詮釋作用化而為一。
【汪暉：修辭模式則介於前兩種模式之間，敘述者不是活動的人物，但與客觀敘述者不同，他可以自由表達他的主觀評價和觀察，在這裡，敘述者的介紹的基本功能是和解釋、評論的功能相伴隨的。】
（三）第一人稱個人模式：敘事者是行動角色，與故事的關係密切，其個人主觀的價值判斷、反應與批評皆不受限制。在這個模式中，敘事者具有三種作用：陳述、詮釋，以及行動。
【汪暉：主觀模式則意味着敘述者是參與故事的人物，他具有介紹、解釋和行動三重功能，而不囿限於他的主觀評價、反應和評論…】

點評：汪暉抄襲本已不對，但直白地抄襲尚且可以傳播知識；他在抄襲過程中，又扭曲原文，破壞了作者原義，更不應該。因為從引文就可以看出，汪暉對三種模式的概括其實只是作者對三對模式中其中一個種類的概括，也就是說，汪暉把對六種模式中的（1）的概括同時用到了（4）的頭上；把對（2）的概括同時用到了（5）的頭上；把對（6）的概括也用到了（3）的頭上。如此豈不悖謬？所以王彬彬的一句話放到這裡是對的：“汪暉的剽襲，總是有意無意地損害原文。”

二、引文和注釋抄襲

第二種抄襲類型大家關注較少，我這裡提出來供大家討論，即引文和注釋抄襲。眾所周之，學術著作難免要引用他人的文字，如此必須加注。有時候屬於轉引，那就需要把轉引出處一併標出。而在汪暉的英文注釋中，直接轉引出處基本都被省略了。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景觀：《反抗絕望》一書有不少英文注釋，引自各種英文原版書籍。看到這些，我們想必都會對汪暉博士的博學嘆為觀止。而我現在要告訴大家的是，汪暉的英文注釋，幾乎絕大多數引自二手文獻，而二手文獻本身則都被他刪去了。同時被刪去的當然是二手文獻作者的貢獻。最有意味的則是，在2000和2008年的新版本中，在多數情況下，汪暉都會把在二手文獻裡是用中文書寫的原始出處，改寫成英文，有時還要改換一下版本遮人耳目【重點參看下面第3條例證】。於是我們完全可以把汪暉的這種行為視作對他直接引用的二手文獻作者勞動成果的剽襲，這當然也是汪暉試圖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標誌。要說明的是，汪暉該著1991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個別地方的注釋反而更加規範，標出了轉引來源。在新版本中，這些直接來源多數都被刪去。不是80年代學術規範缺乏、汪暉才出了錯嗎？為什麼到了2000年代之後，汪暉那裡的學術規範反而更加稀缺了？
【註：如果1991年版的注釋和2000年版有不同，我會予以說明——差別細微且無關緊要處例外。1990年台灣版和1991年版基本相同， 2008年三聯版和2000年版也基本相同。另外，我所用的2000年版本裡面的英文注釋拼寫錯誤頗多，我已徑行改正，姑且認作是編輯之失吧。】
下面舉一些例子：

（1）《反抗絕望》P.216：
……它“親密地聯繫着關於死亡和個人命運的憂思”【注1】——這種“憂思”的深廣內容當然不是“個人”所能解釋的。……
注1：Geoffrey Brereton: P.rinciples of Traged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Coral Gables, Florida, 1970, p.58.

抄襲來源：
陳瘦竹：《當代歐美悲劇理論述評》，《論悲劇與喜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p.34：
布萊雷東在引用尤納繆諾的詞句之後，這樣說道：“根據這些引文，所謂‘悲劇感’是指一種哀愁的性情，親密地聯繫着關於死亡和個人命運的優思，此外再沒有更明確的解釋。凡是缺乏‘意識’的人，就不會有悲劇感的經驗。思想或理性都不會達到這種境界。在尤納繆諾看來，這種悲劇感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宗教的心理狀態。” 【注1】……
注1：Geoffrey Brereton: Principles of Traged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Coral Gables, Florida, 1970, p.56，p57，p58.

點評：陳瘦竹的引文共三段，汪暉用了最後一段，所以取了最後一個頁碼p.58。

（2）《反抗絕望》P.257
解釋學代表人物、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說過：“完整的知識包含着一個明顯的循環，每一個局部只有根據它所屬於的整體才能理解，反之亦然”。【注1】
注1：施萊爾馬赫：《解釋學》，1977年，英文版，第113頁。

抄襲來源：
肖俊明：《當代西萬哲學中的解釋學》 ，《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外國哲學與哲學史》，1985年第9期：
德國宗教哲學家施菜爾馬赫首先把解釋學發展成為一門哲學學科。他的解釋學來源於先驗哲學和浪漫主義。施菜爾馬赫從費希特關於“自我”的概念中得到了啟迪，發現了解釋學的規律，即作者的每個思想與其整個發展過程是關聯的。他認為，所有心理思維都含有這樣一個基本特徵：只有理解整體，才能理解局部，這種理解也是一個循環過程。他指出：“完整的知識包含着一個明顯的循環，每一個局部只有根據它所屬於的整體才能理解，反之亦然。”【注1】
注1：施萊爾馬赫：《解釋學》，1977年，英文版第113頁。

點評：這個抄襲雖然去掉了直接引用出處，但尚且老實，沒有把漢字再轉換成洋文。也許是沒有找到具體的洋文版本信息吧。

（3）《反抗絕望》P.341
“悲劇苦難的原因在於悲劇人物心中同時存在的犯罪和無罪之感” 【注1】……
注1：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N. Y. 1967, P643-644)
【1991年版的引文存在於注釋之中（p.227）：“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N. Y. 1978年第643-644頁)：‘悲劇苦難的原因在於悲劇人物心中同時存在的犯罪和無罪之感……’”也沒有出處說明，雖然在同頁的一個注釋中提及了陳瘦竹《當代歐美悲劇理論述評》一文，談及的也完全不是這個注釋的內容。請注意：汪暉91年版的注釋用的是1978年英文版。】

抄襲來源：
陳瘦竹：《當代歐美悲劇理論述評》，《論悲劇與喜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p.42。
西華爾在《悲劇形式》中說：“象他所觀察的宇宙一樣，悲劇人物是自相矛盾的和神秘的。”悲劇人物的基本特徵，就是受難。為什麼會受到苦難呢？他說：“但是最根本的，悲劇苦難的原因在於悲劇人物心中同時存在的犯罪和無罪之感。……如果悲劇人物能夠說，‘我犯了罪，所以我受難’，或者說，‘他（或者他們，或者上帝）犯了罪，所以我受難’，他的問題就可得到解決，而他那刻骨銘心的苦難也就可以超脫。如果他感覺到自己完全是自由的或者完全是命定的，那他就不成其為悲劇人物。但他兩方面都不是——簡而言之，他是自相矛盾的和神秘的人，‘世界之謎’。”【注1】
注1：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Edited by Stanley A. Clayes, Prentice-Hall N. Y. 1978, p.643, p.644)

點評：汪暉抄襲陳瘦竹的引文和注釋的同時，同樣絲毫沒有提及出處。而且，欲蓋彌彰的是，陳瘦竹用的是1978年版（第2版），汪暉在2000和2008年版中把自己的注釋改寫成了1967年版（第1版）。有人肯定會說了：以汪暉的才華，他就不可能確實自己也看了1967年版嗎？這不可能，因為他和陳瘦竹犯了同樣的錯誤，這篇文章的作者根本不是Richard W. Sewall，而是Richard B. Sewall。陳瘦竹是粗心之失，汪暉則是抄襲之失。

（4）《反抗絕望》第一編第二節 P.70：
在他（引註：施蒂納）看來，“唯一者”是世界的核心、萬物的尺度、真理的標準：
我的事業不是神的事業，不是人的事業，也不是真、善、正義和自由等等，而僅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業並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樣。【注3】
注3：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6.
【1991年版（p.29）注釋：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第6頁。】

抄襲來源：
（英）戴維•麥克萊倫（D. Mclellan），《青年黑格爾派與馬克思》，夏威儀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25頁：
最後一段是：
“神的事是神的事業，人的事是‘人’的事業。我的事業不是神的事業，不是人的事業，也不是真、善、正義和自由等等，而僅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業並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樣。”【注3】
注3：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6頁。（原文為“同上，第6頁。”）

點評：同樣是讓自己更加有學問的轉換，從麥克萊倫的漢譯本、到1991年版、再到2000年版，轉變完成的軌跡清晰可循。

（5）《反抗絕望》P.81：
在《致死的疾病》一書中，他（引註：基爾凱廓爾）給“孤獨的個體”定義道：
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麼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麼呢？自我是一個與自我本身發生關係的關係，也就是說，在自我所處的關係中，自我與它自己發生了關係；因而自我不是關係，而是一個關係把它和它自身聯繫起來了這一事實。【注2】
注2：A. Kierkegaard Anthology, ed. By Robert Bret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40.
【1991年版注釋為：《基爾凱廓爾選集》，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51年版，第340頁。】

抄襲來源：
徐崇溫主編：《存在主義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 p.46：
在《致死的疾病》一書中，克爾凱郭爾給“孤獨個體”下過這樣一個定義：“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麼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麼呢?自我是一個與自我本身發生關係的關係，也就是說，在自我所處的這種關係中，自我與它自己發生了關係；因而自我不是關係，而是一個關係把它和它自身聯繫起來了這一事實。”【注1】
注1：克爾凱郭爾：《致死的疾病》，載《克爾凱郭爾選集》，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51年版，第340頁……

點評：汪暉把原文的1951年版又改成1973年版，欲蓋彌彰乎？
【不過在1991年版中，汪暉在緊接下來的引用中標明了轉引出處，所以這條例子只針對新版本成立。關於這一問題，下面還會有討論，請耐心閱讀。】

（6）《反抗絕望》P.105：
個體性原則意味着一切外在於“我”的法則的毀滅。施蒂納說：“任何在我之上的更高本質，不論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覺，而且只有在我的唯一性這種意識的太陽之前它才會暗淡下去，”“我”代替上帝而成為那個“生死無常的創造者”。【注3】
……
卡拉瑪佐夫問道：“如果沒有上帝，一個人豈非什麼事都可以做？”——當施蒂納大膽宣稱“我把無當作我的事業的基礎”【注5】時，他沒有意識到失去了偶像的世界成了偶然的世界，個體的自由使人們面對着荒誕的、絕望的世界；不再有期待，不再有寄託，每個人都必須獨自承擔起存在的責任……
注3：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496.
注5：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496.
【1991年版（p.57）註：《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496頁。】

抄襲來源：
（英）戴維•麥克萊倫（D. Mclellan），《青年黑格爾派與馬克思》，夏威儀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PP.134-135：
……如開頭時那樣，該書也是從宣稱個人的唯一性結尾的：
“我是我的力量的所有者，而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知道我是唯一的。在唯一者中，所有者自己又回到他所誕生的那個創造性的無那裡去。任何在我之上的更向本質，不論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覺，而且只有在我的唯一性這種意識的太陽之前它才會暗淡下去。假若我關心的是我自己這個唯一者，那麼我所關心的就只是我自己的那個生死無常的創造者，而這個創造者也即是我自己，這樣，我可以說：‘我把無當作我的事業的基礎’。”【注1】
注1：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496頁。

點評：汪暉同樣在竊取了別人引文的同時，把別人注釋中的漢語轉換成了英文，同時捨棄自己真正的引文來源。
我們可以做個對比，看看一個誠實的學者應該怎樣引用：孫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一書引用了施蒂納差不多同一段話（p.249），他的注釋是：“轉引自戴維•麥克萊倫《青年黑格爾派與馬克思》，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34-135頁。”

三、正文和引文注釋抄襲之結合

下面這兩個是集合了以上兩種抄襲類型的例證。
（1）《反抗絕望》P.82：
五個注釋（正文不再引）：
注1：Ibid, p. 267.【抄襲自《存在主義哲學》，pp.48-49】
注2：Ibid, p. 156.【抄襲自《存在主義哲學》，p.50】
注3：Ibid, p. 218.【抄襲自《存在主義哲學》，p.50】
注4：Ibid, p. 157.【抄襲自《存在主義哲學》，p.50】
注5：Ibid, p. 153.【抄襲自《存在主義哲學》，p.51】

點評：1991年版中這五條注釋連標，標註的也是英文1951年版（p.88），但後面加了段“譯文參見《存在主義哲學》（社科版）”。——由此可見，如果辯解說由於80年代缺少學術規範，汪暉才犯下這樣那樣的錯誤，那麼到了2000和2008年出新版本的時候，汪暉的學術規範怎麼反而更加缺乏了呢？1991年版尚且指出譯文來自二手資料，之後修訂的新版本，反而去掉來源說明，轉換成英文赤裸上陣了。看新版本的讀者一定又要膜拜大師了。

這五個注釋，不僅引文和注釋直接抄襲自徐崇溫主編的《存在主義哲學》一書（同時把漢語注釋轉換為英文），而且在注釋所屬這一段的具體行文上，也直接抄襲了《存在主義哲學》一書。試做對比如下：
《反抗絕望》p.82：
……因此，個人的存在要由自己來選擇，這種選擇是絕對自由的，是由個人的主觀意志決定的，因此人的內在本質就是自由。作為一位宗教哲學家，他認為，人的這種內在本質是不能從外部客觀存在的現實得來的，它只存在於個人的主觀意識中。而“個人的主觀意識就是關於上帝的知識”，“懷有這樣的一些觀點就意味着學習真理”，所以基爾凱廓爾斷言，“主觀性就是真理”，“因為我所信仰的真理是在我內部，只有通過我自身顯現出來”。這樣，他的哲學就“是一種本體論定義，它表示了一個存在着的認識主體和永恆真理之間的關係”。

抄襲來源：
《存在主義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p.50：
……在他看來，世界萬物中，個人才是人類生存的中心。個人的存在要由自己來選擇，這種選擇是絕對自由的，是由個人的主觀意志來決定的，因此人的內在本質就是自由。他認為，人的這種內在本質是不能從外部客觀存在的現實得來的，它只存在於個人的主觀意識之中。而“個人的主觀意識就是關於上帝的知識”，“懷有這樣的一些觀點就意味着學習真理”，所以克爾凱郭爾斷言：“主觀性就是真理”。“因為我所信仰的真理是在我內部，只有通過我自身顯現出來，甚至蘇格拉底都不能將它給予我，正象一個趕牲口的人給馬增加了負荷，儘管他可以用鞭打來幫助它前進一樣。”

（2）《反抗絕望》pp.134-135
歷史與價值的悖論關係深刻地體現為：他們對西方思想和價值的追求以深厚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為基礎，而後者則主要起源於對西方入侵與掠奪的憎恨。這就形成了如本傑明•史華慈所指出的一個新的價值等差觀念：“對於中華民族的維護和發展的獻身遠超過對於其它價值與信仰的傾心。其他價值與信仰是否被接受，端賴它們是否能夠與民族的維護和發展有關，反之則非是（即：對於民族主義的獻身卻不依靠它能否維護與發展其它的價值與信仰）”。【注1】
注1：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9.

抄襲來源：
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14：
中國接受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主要是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為基礎的，而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則主要是對西方入侵的回應。中國的民族主義帶來了一個新的價值等差觀念：“對於中華民族的維護和發展的獻身遠超過對於其它價值與信仰的傾心。其他價值與信仰是否被接受，端賴它們是否能夠與民族的維護和發展有關，反之則非是（即：對於民族主義的獻身卻不依靠它能否維護與發展其它的價值與信仰）。”【注1】
注1（p.32）：見本傑明•史華慈：《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堪布里奇，麻薩諸塞，1964年），p.19。……

點評：
【註：1991年版注釋為（p.85）：“本傑明•史華慈：《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堪布里奇，麻薩諸塞，1964年），第19頁。轉引自《中國意識的危機》第14頁。”雖然1991版標出了轉引出處，較2000版誠實，但也難逃抄襲之嫌，因為他並未說明他使用的觀點也來自林毓生。】
汪暉這段文字，既在正文抄襲了林毓生（“參見”也沒有）；同時抄襲了林毓生的引文和注釋，而且把漢譯本的中文注釋轉換成了英文，未對自己的引用出處做任何說明（這個指責只針對2000、2008兩個新版本）。
從上面舉的例證也可看出，汪暉在《反抗絕望》的後續版本中，本來可以刪去或以合理的方式處理以前抄襲的內容，使它合乎學術規範，以洗刷“原罪”，但遺憾的是，他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離學術規範更遠了。

四、總結（隨感）

王彬彬在很多地方都被人群起圍攻，那麼他的“罪過”何在呢？第一，因為他批評了汪暉的學風道德問題，破壞了偶像的光輝形象——這是王彬彬最大的“罪過”。第二，因為他所揭露的汪暉的抄襲行為牽涉出很多學界論文寫作的潛規則，很多學界中人對汪暉做的事情，已習以為常，並曾經身體力行，這時候如果有誰指出這也是赤裸裸的抄襲，難免產生自危感，以致群毆揭發者，好一點的則報之以沉默。要分析前一種人類的普遍現象實在太難，大概要懂得些宗教心理學之類的學問，我知難而退，不說話。下面重點分析後一種情形，雖然我覺得第一項才是王彬彬被圍攻的最普遍原因，但後一情形和學界的具體問題更近一些，也便於分析。那麼汪暉的抄襲行為中表現出來的論文寫作潛規則，包括哪些方面呢？
據王彬彬一文，以及其他網友和我的調查，汪暉的抄襲證據確鑿，只有理性能力極度欠缺的人才會完全否認。而且，他的抄襲比王彬彬文中指責的還要廣泛和嚴重。但應該承認，從抄襲的內容的性質上來說，汪暉的抄襲多半不是文中的核心部分，多數核心觀點應該確實是經過他的認真思考的（好吧，這個我不懂，還要請更專業和有公信力的學者來判定）。這種對文章的非核心部分大量抄襲的行為，在學界普遍存在，多數人都不以為意。這是因為多數學者都專注於自己那塊狹小的研究領域，對臨近領域的學術研究缺乏起碼的涉入能力，於是導致往往直接取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因為普遍，所以也就隨意和安全，剽襲起來沒多少顧慮。當然這其中也有區別，有些人剽襲是研究自己專業的必要，有些人則是要炫示自己的博學，以獲得更多的學術資本。在抄襲方式上，有些人技巧高，有些人技巧低。
說到抄襲方式，汪暉和其他人並無不同。抄襲這一行為，比較笨拙的表現為直接抄襲而不加任何注釋（裸奔式抄襲），精明些的則表現為大段摘抄後註上一個“參見”（“參見”式抄襲），更精明的則是把摘抄的內容打碎後用自己的話重新組織一遍（不隱瞞地說，這幾種方式我也幾乎都用過，如果風險係數大、時間較充裕的話，會更加傾向於後面的方式）。我們如果把前兩種抄襲方式叫做“偷形”的話，用王彬彬所謂的“偷意”來形容第三種方式倒也是恰如其分。對裸奔式抄襲可以說中國學界基本沒有多少容忍度（但對汪暉這樣的名人或某些有權勢的人還有些例外），否則中國學界也太沒希望了。而“參見”式抄襲和“偷意”抄襲，在中國還十分廣泛地存在着，成為中國學術界整體水平落後的表徵，如果有人試圖破壞這一論文寫作潛規則，學界中很多人難免感到自危，擔心殃及池魚，於是破壞者也就要被圍攻，起碼得不到必要的道義聲援。
到目前為止，中國學術界在汪暉抄襲事件中的表現只能判為不及格。很多學者選擇沉默，當然是出於學術上的審慎，或本性不喜公開發言；但學術界的幾乎集體失聲（在網絡匿名發帖或私下談論不算），和上面提到的原因怕也有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