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俄烏之戰的一些討論，讓我開始思考一些關於目前世界上的政治體制，以及這些體制的優劣。比如普金，西方世界都管他叫獨裁者。但俄羅斯也有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度，而不是像中國或者前蘇聯那樣，完全沒有選舉投票的機制。既然是民主選舉，怎麼還能產生獨裁者？今天的俄羅斯到底應該算一種什麼樣的政治體制？

我們以前通常認為世界上就只有兩種體制：民主或獨裁。我認為更準確的說：應該是民主體制和極權體制。這裡沒有比較兩種制度之優劣，只是比較兩種制度下的權力轉換。民主體制下有正常的選舉制度，大家都可以參與政府改換的遊戲，權力相對分散，如果不滿意可以以和平的方式更換政府。而極權體制下，政權的更迭沒有全民的公開參與，只是少數內部人的遊戲。一旦政權確立，除非流血，基本上不可能更換。獨裁是指個人權力達到巔峰，獨攬所有大權，當然獨裁者通常是由極權制度產生的。但極權統治並不一定有一個獨裁者，也可能是一群人的統治。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下如果出現一個魅力超群的候選人，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成為一個獨裁者，當然通常而言，民主制度下比較困難一些。但如果該人魅力超群，也同樣可以以民主的方式成為一個獨裁者。只是一旦獨裁形成，通常也就意味着民主制度的死亡。在極權制度下，只要一個人奪取了最高權力，那怕一個及其平庸的人，也能成為一個獨裁者。

我們看到在民主和極權體制之間並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制度的轉換其實在今天的地球上隨時都在發生。極權制度自動轉型成民主制度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任務，通常需要外部壓力導致，就比如二戰後美國強加給日本的民主制度，或者內部政變改變體制，就如前蘇聯的崩潰。但相反的變化則通常是以相對平和的方式轉型，通常就是民主選舉產生了一位英明領袖，這位領袖深得人心。雖然民主制度下需要大家投票，但大眾願意將權力集中在領袖手上。並且因為領袖的英明偉大，甚至可以將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人身自由都交給偉大領袖來處理，尤其在某些特殊時期，比如戰爭威脅，饑荒，經濟大衰退的時候，願意交出一切權力，讓英明領袖率領大家度過難關。只不過當危機度過之後，才發現丟掉的權力再也拿不回來了。至於例子就不舉了，其實殷鑑不遠。

不過我們還可以看見在正常的民主制度和極權體制中間有一種威權體制，就是看起來似乎是民主體制，有基本正常的選舉。不過總是一黨或一家當權，看不到民主體制下的正常權力輪換，所以雖然是一種強權，但其實是一種有相當強的民意基礎的強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當年是中國政府學習的榜樣，尤其是當年趙紫陽的智囊團提倡的新權威主義，就是希望中國轉型成為新加坡那樣的政府。其實一般而言，威權體制是一種不太穩定的體制，需要一個有個人魅力有能力的領袖。通常是由極權轉向民主化，或者民主制度轉向極權專制中間的一個過度。所以像新加坡那樣，從獨立開始就一直是這種威權體制延續至今也算一個奇蹟了。

新加坡從獨立第一天起，就是李光耀及他創立的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新加坡有基本公正的選舉制度，也有反對黨的存在，不過反對黨一直不能做大。原因有以下幾點：基本來說，人民行動黨還是吸納了社會上的大多數精英人物，這個政府基本上還是考慮民生的需求，而沒有高高在上，所以基本施政還算符合人心。另外政府在資源上也是儘量打壓反對黨及支持者，比如有一個選區是長期支持反對黨的，政府就在組屋翻新上面打壓這個選區。組屋是新加坡政府的居者有其屋計劃推出的政府建房，要求只有新加坡公民才可以購買新房，價格自然低於市場價格。二手房市場也只有永久居民才可以購買，外國人只能以市場價格買私人住宅。所以新加坡公民可以通過購買並出售組屋獲得一些利潤，好像一個新加坡公民一生可以申請兩次購買政府組屋。組屋每過幾年，政府會負責清洗，翻新。比如政府的組屋翻新計劃正常情況下五年一次，但對長期投反對黨的地區，可能就十年才翻新一次。這樣下來，這些地區的房價自然就不如別的地區漲得快，居民的錢包就受到影響。不過即使如此，好像這些區的居民還是堅持投反對黨。

新加坡有多個反對黨，不過生存都很艱難，主要原因自然是因為政府的打壓。為了維持表面上的民主制度，不能沒有反對黨，但又不能讓反對黨真正做大到了威脅執政黨的程度。最大的反對黨是工人黨，曾經工人黨一度有做大的趨勢，這個時候李光耀就出手以誹謗罪起訴多名工人黨的主要領導。結果工人黨的兩名主要領袖一個華人鄧量洪，一個印度人若耶惹南，鄧出走澳洲避禍，若被迫破產判入窮籍，一旦被判窮籍就失去了選舉權。就通過這樣的方式讓反對黨舉步維艱。還有一個反對黨民主黨，主要領導人徐順全是新加坡國大的講師，於是就通過國大在某些小事情上整徐，我印象中似乎是某些辦公用品的報銷，讓徐丟掉了職位。所以在新加坡作一個反對黨，尤其是要作一個認真的反對黨，而不僅僅是出來裝裝樣子，其實是很需要勇氣的。有的人確實是出來譁眾取寵的，因為即使拿不下任何選區，國會裡面還是需要幾個反對黨議員點綴，在國會當一個議員的收入還是遠遠高於一般普通平民百姓的。

其實俄羅斯的普金政權也是一種威權政府，不過是俄羅斯民主轉型後，民眾看見國內面臨的諸多問題，寄望於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帶領國家走出困境，走向富強。就正如普金對俄羅斯人說的，給我20年時間，我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由此可見，民主制度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制度，有些民族天性就趨向於依賴偉大領袖，即使有正常的民主選舉，依然可以通過選舉產生極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正在實行或者曾經實行過民主制度，但成功的不多。原因在於民主制度是一種責任制度，每個人需要對自己的投票負責，所以需要廣泛的負責任的選民，才能將這個制度的優點放大，避免缺點。美國成為民主世界的燈塔，主要在於美國的選民組成，有大量的中產中間選民。但今天的美國民主制度也面臨危機，主要原因也在於選民結構的變化。就是固化選民增加，獨立選民減少。當然更大的問題還在於民主黨想盡辦法讓選舉舞弊更容易，讓沒有投票權的人更容易投票。如果一黨的無腦支持者達到一定數量，再加上作弊利器，基本上就無往而不勝了，那麼民主制度也就到了終結的時候了。

今天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困境，無疑危及了普金的威權政治。當然如果普金輕易地獲得烏克蘭的勝利的話，其權力會更加穩固。但如果普金在烏克蘭失敗，就意味着俄羅斯有可能轉型，因為偉大領袖是不允許失敗的。失敗的結果要麼普金下台，就有可能轉向民主制度，要麼普金也可以孤注一擲轉向獨裁。這也是我說威權統治往往是一種過度狀態，不那麼穩定的緣故。當一個有魅力有權力的領導人在位置上呆久了，很有可能就不會那麼在乎民意了，往往就會向極權轉變。或者當威權領袖死後，或者下台後，民主選舉就可以真正發揮作用，從而轉型為真正的民主體制。

其實威權政府的典範新加坡就面臨轉型。自從李光耀死後，李顯龍明顯在統治力上不如其父。前些年的新加坡大選中，工人黨不僅拿下了自己傳統的單選區，也接連拿下了兩個集選區。集選區是新加坡一種特殊的選舉制，就是4到5個議員作為一個團體參選一個大選區，是人民行動黨培養新人的一種辦法。用一到兩名政治老人帶領幾名新秀參選，用老人的影響力帶新人上位。在李光耀時代，反對黨從來沒有贏過集選區，只贏過幾個單選區。而李光耀下手整工人黨就是因為一次選舉中工人黨差一點就贏了一個集選區。打掉兩名主要領袖之後的工人黨沉寂了一陣子，不過現在已重新興起，新一代年輕人也嶄露頭角了。當然現在依然是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但如果有劇烈變動或人民行動黨有大失誤時，現在工人黨已經顯出了作為真正的反對黨的潛質，就要可能取而代之了。所以看起來新加坡目前的威權也面臨不穩定的現象。

當然威權政治的轉型需要有一個基本公正的選舉系統，能夠真正反應民意。像委內瑞拉的查韋斯那樣，他當年肯定是憑超高的民意上台的，但如果承諾不能兌現，很顯然民意就會下降，這樣就面臨下台的危機。不過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承諾很顯然是無法兌現的，那麼如何延續他的統治呢？一種辦法就是徹底變成極權，完全廢除選舉。但這樣做其實風險很大，尤其是在獨裁者威望已經下降的時候，並且那樣讓反對黨絕望了就只有內戰一條路。不過查韋斯居然靠發明了用選舉機器作弊的方法維持了幾十年的統治，明面上還保存了選舉制度，但又讓反對黨根本無法獲勝。當然我們也看見了美國2020大選同樣的戲碼上演，當然如果這一套在2022及2024還能繼續的話，美國的民主制度就徹底淪為一個笑話。第一次對手大規模作弊完全沒有準備，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可以理解。但明知對手作弊，卻完全沒有辦法防止，就只能說制度出了大問題，無藥可救了。

其實一個國家的制度確實與民族性有關係，但民族性還是可以改變的。所以老蔣當年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部曲對於一個從來沒有民主選舉的國家倒不失為一種有效的過度方法。只是通常手握大權的人不願意自動交出政權，所以這種轉變不是那麼平穩。這時我不禁想到劉曉波君的三百年殖民論，其實仔細想想不無道理，殖民時期就類似於訓政階段，進行民主培訓。當一個民族學會了如何行使自己的投票權，就可以獨立開始憲政了。當然殖民時間長短取決於民族學習民主的進度。不過這種說法很顯然在今天是政治不正確的。

最後回到人民的基本人身自由，一般而言，民主制度保障下的個人自由最充分，威權統治下其次，極權最差。但由於民主制度下的各個利益團體相互制約，使得民主國家看起來效率不高。尤其如果選民的素質又不太高的情況下，經常會選出錯誤的人，所以很多民主國家外表上看起來不如極權國家或者威權國家靚麗。當然，一般人也知道極權國家的可怕。至少中國當前的病毒清零政策就讓世界上大多數人恐懼，雖然中國人似乎很滿意。所以今天的世界上可能會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威權政治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有政治上的選舉權，可以選出最好的領袖，然後讓英明領袖比較有效率的推動某些進程，這樣國家就能較好的發展，人民也得到實利。不過，不知這些人是否想過選出一個能力與魅力並重的領袖的機會是多麼渺茫。並且當這樣一個領袖上台後，當你將一切權力都交託給他之後，他為什麼不會獨攬大權，讓選舉制度徹底作廢，好讓一家或者一黨長久專政？就如柏拉圖認為國家應該由哲學家來管理，就是一批無論智慧還是道德都是出類拔萃的精英人物，其實美國的幸運就在於開國國父們大多是這樣的人，才建立了延續至今的民主制度。只是他無法給出一個可行的辦法選出哲學家，因為無論是民主還是極權，都無法保證選出道德，智慧，才能都出類拔萃的人。當然柏拉圖不用負責，因為他只說了國家需要由哲學家來管理，但誰是哲學家以及如何讓哲學家上台就不是他所考慮的了。所以在還有選舉制度的情況下，取決於選民是否珍視自由。如果自由是第一選擇，能否選出英明領袖就沒有那麼重要，民主制度就可以維持。如果認為發展比自由重要，那麼基本上可以肯定，民主制度無法長久維持。最終結果大概就是既無自由，也沒有麵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