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一个仅有少许医学知识的18岁女孩，被要求去为产妇接生；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术；一个初中毕业生，却做了22年的职业医生……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称之为“赤脚医生。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国依然是个禁区，对于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

    本文给读者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国ABC，一个在美国名校学医的二十岁女孩，不远万里走入中国，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纵横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他们的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历史做出感人的记录……

刘淑兰访谈

盛夏的北京，骄阳似火，从北京地铁一号线的最后一站石景山苹果园站一出来，就看见遮阳帽下那张红扑扑的脸，如果不是我不久前刚见过她，在这车声鼎沸人山人海中，我真的很难在人群中找到她。她长的一副再普通不过的脸，和那些在街上提着菜兜慢悠悠地走着，在公园或是小区广场上热舞的北京大妈们没有两样，热情而直率，知足而慈祥。但又有谁知道，她曾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挥洒在了万里之外的陕北黄土高原上……

    安娜：今天来见您，就是想请您讲讲下乡那段岁月。

刘淑兰：好，好多年了。我们当时插队的地方是陕北，陕西省延安地区黄龙县石宝公社尧门河大队庙河小队。我记得特别清楚，从北京到西安的时候大伙还好，火车上笑语欢声的，少年不知愁嘛。在西安火车站的时候，人家就说你们去的那个地方是最差的地方了，当时同学就有哭的。我们到县城之后，各个大队就去接人，当时那里没有车，条件好的生产队拿马车接，我们队说路不行，没有马车来接，生产队离县城十里地，全是山道小道，扛着行李走着过去的。

当时就感觉到交通太不方便，全是土路，也没有公路。到生产队的时候，当时黄龙县地方病也是比较严重的，有克山病，有大骨节病，有甲状腺。人都这么高，特矮，大骨节，他的骨头都出来了，关节都凸出来了，走路一拐一拐的走。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都害怕，都躲起来了，就说这不是人，是鬼吧，一见就害怕，第一天给我印象最深的。

我们11个人，8个女生，3个男生，8个女生住在一个大窑洞里面，看不到里面，黑咕隆咚的，而且那边就是用炭取暖，学生不懂怎么弄，都十几岁，没见过，我们两个年龄最大的女知青住在最里边。记得当时是冬天最冷的季节，村里老乡热情地帮我们点燃了一个炭火盆取暖，点了以后暖和了，关了门就睡觉了，结果全都中了煤气了，第二天都爬不起来了。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俩年龄最大，因为睡在里面，是最厉害的，到中午了，人家别人都能爬起来，到中午我们俩才能爬起来，爬起来以后也不想吃饭，头疼的厉害。后来说我们去医院看看吧，生产队也没有医生，我们就走到县城，走了半天。到了县城让大夫一看，大夫说你们是中了煤气，说你们是命大，要不是命大，头天晚上就撂在那里了，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从那之后我就深深感到条件太差了，不是差一点，而且当时介绍也不是那么介绍的，没告诉我们这里只点煤油灯，没有电，没有交通，也没有医院。因为这个事对我触动挺大的，我想这里条件太艰苦了，应该有个看病的地方。到那儿没有几天，我们队长就找我了，我们大队有个赤脚医生，但大队离我们生产队还有将近十里地，他也不经常来，所以有什么病都给耽误了。后来队长说你能不能干这个，我说行，我干。到生产队不到一个月就干上赤脚医生了，当时什么也不会，就凭着一股子冲劲，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懂。

    安娜：没有经过培训？您慢慢回忆，我有问题会问。

刘淑兰：开始没有，就被赶鸭子上架了。后来出了很多问题，有上山砍柴摔死的，都是羊肠小道，这边是悬崖，这边是山，不小心就摔死的，煤气也有死的，我是命大没死。北京派了医疗队来帮助，因为延安是老区，当时到我们县是301医院的和友谊医院两个医院的医疗队，他们到那儿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当地的赤脚医生。

我这才去参加了短期培训，也就是填鸭式的硬教，让你生背，我们又背又看，临床就在县医院，人家别人做你就跟着看，然后你就跟着弄，一些简单的小手术，像做个气管切开术，我们都跟着做，他们都是手把手地教，北京来的大夫都特别好，真心的手把手教你。我们那儿主要是克山病，就是输液，拿那么大粗的针管子，用手推，还不能太快，快了心脏受不了。推这一个得推一个多钟头，还是快的，稍微慢一点得两个钟头，你想想就这一个劲，稍微不注意针就跑了，碰到岁数大的，他的血管你看着在这儿呢，一扎就跑了，要不然你看是扎上了，但扎穿了。也真是练了，真是学了，基本的常识都掌握了，回到生产队，就是一边学，一边干。但还得下生产队，还得劳动，那会没有钱，就是挣工分，也没有想那么，也没那么多想法。那会就是想给大家解决点看病的困难，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我们离医院太远了，而且没有交通，有的真有急病了，象生孩子难产，没等你送到，她就死了，很多实例。

我刚干上赤脚医生不久，就让我去接生，我记得头一次接生后，恶心的我三天没起来床，没吃饭，不停地吐，那时候比你还小呢。那时候的接生，没点儿，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半夜就来叫你了，我一个人去检查，还是难产，胎儿是倒立，脚冲下，头冲上，脚先出来了，你说着急不着急。当时我也没碰到过这个情况啊，反正就是大概其地帮她正位，到县医院肯定是来不及了。当时大队的赤脚医生，比我多干过几年，叫他去一个来回得跑二十里地，全是山路，没两个小时没戏，我这里两个小时也不能干看着啊，就继续给她正位，我大汗珠子都出来了，还不能让她看出我慌来，还得安慰她，最后慢慢给她正位，基本到最后，大队那个赤脚医生来的时候都正好位了。最惨是她羊水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噗一下，整个把我喷一身，弄一脸，不知道啊，因为没有经验，再说你躲也躲不开啊，那会什么也没有，擦都没有东西擦，别说洗了，最后总算是母子平安，生下来了，这件事情他们家人特别感激我。

通过样的几件事吧，老乡逐渐开始接纳我，信任我。有一个老大爷，他克山病挺严重的，每天都要推葡萄糖，以葡萄糖和维生素为主，他就打那个，没有别的药。每天都要给他打，每天推那个，推的我胳膊都抬不起来，你想，慢慢慢慢的，一点点给他推，用那个大粗针管子，那会儿没有输液，就拿手推。结果他们家人都特别感谢我，那会也没想别的，觉得这是应该的。

有时候我也经常和大队的赤脚医生一起巡医。我们大队共有三个自然村，村与村之间相隔六、七里路，老乡们的生活很苦。记得有些乡亲家里只有一床旧被子，衣服也很破旧，我有时候就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

记得常去另外一个队出诊，离我们队二十多里地，羊肠小道，而且两边都是树林子，在半路上碰到过狼，碰到过毒蛇，什么都碰到过。你害怕？那边病人等着你呢，害怕也得走啊。你听说过盘路蛇吗？就是蛇在小路中间盘一个大圈，你害怕不害怕啊，它在那儿站着，你也过不去啊，最后没办法拿大石头砸它，它不动啊，耗了好长时间，后来又拿棍子撵，最才走了，人家说那就是拦路蛇。怕不怕？当然怕，一路都哆哆嗦嗦的。到病人家之后，给他打完针，说起路上的蛇，他们都特别感谢，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吃。那时候，老百姓什么都没有，都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招待人，因为那时候生活都比较艰苦，吃碗白面的东西简直就是过年，有时候过年过节都吃不上，一般都是掺野菜，掺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也就是老乡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

我刚才说，我们村里的乡亲们大骨节病比较多，几乎百分之八十都有大骨节病，病情严重的连走路都很困难，天气遇冷或遇热，或是遇到阴天下雨，他们的关节就格外的疼痛。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我经常给他们扎针，做按摩治疗。村里有位老乡有哮喘病，经常找我为她做针灸治疗，以缓解病情减少痛苦，总之，不管白天还是夜里，是晴天还是雨天，只要是病人需要，我都会马上去，从不耽搁，尽量圆满的完成出诊任务。

在为村民服务的那几年时间里，我尽量做到让乡亲们节约时间，少花钱，以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山里的老乡朴实大方，只要你真心对他们，他们也会真心的帮助我们，我们只要到老乡家里，他们都会像招待亲人一样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当然，也不是什么特好吃的东西，那时候的馒头能打死人，不叫馒头，叫两面馍，冬天放在那儿，都冻了，还特别硬，不像咱们发面的，特别软，那是硬的，那时候的生活真是不可想象。反正也经历了，经历了之后你什么都不怕了，再苦也没有当年苦，所以就无所谓了。

    安娜：他们的病是不是饮用水造成的？

    刘淑兰：可能是水质的原因，那边水特别硬，他们水缸里面的水都放了681粉，681粉是专门杀菌的，每家的水缸里都是从河里挑来的，必须放这个粉，等于跟漂白粉一样的，它沉淀了，这个水喝起来就卫生一点。我也不知道这水与大粗脖子病和大骨节病有什么关系，反正那边的人关节全都是一疙瘩一疙瘩的，膝盖也是突出的，腿特别细。人普遍都矮，但也有高个的，就是细高细高的，不成比例了，跟竹竿子似的，有特别的骨节，走路都两头歪。

    安娜：那你们没事？

    刘淑兰：我们去的时候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都已经定型了。那里算是这种病的重灾区，当时说是几年要消灭这个地方病，但直到我们走也没能消灭。我们准备今年八、九月份回趟延安，因为45年了，45年前我们去插队的，虽然中间有个别回去过，有的人甚至找了那边的媳妇，跟当地人结婚了，也都带回来了，时不时的回家去。但我都回来好多年了，也没有回去过，而且特别没有集体回去过，所以这次知青联谊会应大家的要求，准备搞一次大的行动，从北京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延安，都走一走，弄一个统一的活动，大家都比较高兴，比较响应这个事。

    安娜：当地人对你们什么态度？

    刘淑兰：当时我们去插队，当地的农民对我们还是相当不错的，老区人对咱们北京知青还是比较欢迎的。他们一说北京娃，北京来的娃，而且是大城市来的，他非常的仰慕你，高看你。但我们返城以后，反而受到歧视了，当时你回来探亲，街道主任立马来了说别出去啊，外面乱，别乱走，十一了啊，五一了啊，别乱走，我们简直就是半专政的对象，就是这个情况。我在知青这个问题上始终这么说，我们当年去插队，后来我们回来属于第二次插队，在那边我虽然是外地人，但是他们很高看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受到歧视，我们也很不满。

    安娜：当时都是响应党的号召，都是自愿去的？

刘淑兰：怎么个自愿法呢？这个所谓的自愿也是被大形势所迫的。当时文化大革命这是个潮流，整个知青必须走，上山下乡，上东北兵团，去陕西插队，去内蒙大草原，每天都在讲这些事情，街道动员的也是这些事情。

那时候人都天真，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只要毛主席说我们去哪儿就去哪儿就走，一点不容置疑的。那时候大红纸1毛2一张，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出钱买，3毛6那时候很多钱了，3毛6买三张纸，绝不含糊。刷的大标题是：“强烈要求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农民的贫下中农再教育”。都是这样的，当时的情况真是自己自愿的。

但是等我们一到农村之后，一看到所宣传的什么一块钱一棵梨树，一家一个核桃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林区的牛羊成群，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扛着行李从县城走到队里的时候，看那些人住的半地下半地上的土窑，根本就不封口，只是半截栏栅门，上面都是敞着的，因为要走烟，走煤气，没有专门的烟道，是那么一种情况，心，确实凉到了半截。

后来我们到陕北不久，就出现了有的北京知青该走没走的，反而分配工作了，进工厂了，我们就感觉到确实有点那个。后来发现，一个知识青年，要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别的不说，这些牙膏啊，手纸啊，我们都要从家里带的，花多少钱家里买就不说了，但是你每年要回家一次，这一次车票路费就得60块钱，在当时我们那种条件下，我们一年最低的生活费也是60块钱。这额外的60块钱都要由父母出，当时父母才挣多少钱，40块钱要养一家人的，你这60块钱给家里造成多大的负担啊。所以那时我们在家里不吃香，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光是花钱，属于赔钱货啊。那时候我们家老公公养六个儿子，这是多大的负担啊，这都是实际情况，咱们不讲什么大道理。当时走的时候确实是自觉自愿，到那儿以后情况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同时在北京不走的他分配工作了，凭什么啊？不公平，后来有的半路有点回潮了，闹点病，开个证明吧，赖着回北京不回去，就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这种人还始终坚持了。

    安娜：后来您是怎么回北京的？

刘淑兰：后来东北兵团已经开始有人回京去了，还有一批中专的、中技的，回来一个可以带一个，你交朋友了，或者你结婚了，你是中技的，可以把对象带回来，那时候就动摇了，整个知青队伍就动摇了。我是属于接班回来的，走不同的渠道。

那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在那儿分配到钢厂，在那里以工代教，当老师，干的挺好的，但是后来有这么一个接班的机会，你回去不回去？你是回北京，还是继续在这儿？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工作，干的也不错，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想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当时自己孩子刚刚出生，我就跟爱人商量这个事，他说我们在这儿也挺好的，干吗要回去，但是从长远的观点考虑，我们孩子的教育将来怎么办？于是就回来了。

我1981年回来的，我爱人是1985年回来的。他1985年为什么能回来呢，当时也是有一个政策，要解决三种人，一种是高龄未婚，一个是两地生活，一个是丧偶，要解决这三种人，所以他就回来了，我们已经分居五年了。

     其实，说我们是知识青年，根本不是，小学六年级刚刚毕业，初一上了一年级不到，一个学期不到就搞文化大革命了，什么知识青年啊，把我们整个就耽误了，你想学也没有办法，我明儿得当作家，写作文写的挺好，真是一点可能都没有。至于后来工农兵大学生，那要推荐啊，真是寥寥无几。

    我们的文化水平，也就可以给家里写信，还可以表达的比较清楚。当时我们在农村晚上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家里写信，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到县城取信，天天盼着取信，走十几里地去县城取信，你想让邮差送信？没有十天半个月根本来不了。那里的人很封建，把我们也传染了，邮差死后，我们就闹了一个笑话，我们住的是大窑洞，晚上写信的时候就听到有人敲门，可是当时我们的门并没有关着，但就是听着敲门了，怎么回事啊，没有人啊，后来有人说可能是鬼，是邮差，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吓的都哭了，钻到被窝里面去。这一闹，男生离我们不远，听我们这么热闹，就过来了，说闹鬼啊，他们3个男生拿着棍子，说谁敢惹我们知青，我们是北京知青，拿棍子一顿乱抡，说鬼让我们赶跑了，这我们女生才敢从被子里钻出来。这是真事儿，那个门明明开着呢，就是有敲门声，我们确实经历这个事了。这类事情在老乡那里，发生的更多，他们普遍相信鬼神，所以很多在陕北的赤脚医生，在陕北又得是医生，又得是巫婆。

    安娜：您给您的孩子讲过过去的事情吗？

    刘淑兰：没有，我们也不愿意跟孩子说这些，他们也不爱听，他们没有经历过，不感兴趣。

    安娜：那时候去延安，真是一辈子没想到回来？

    刘淑兰：那时候真是准备扎根了，抱着扎根目的的这些人，基本都比较积极向上。

    安娜：这是需要好好研究的一代人。

    刘淑兰：象知青、赤脚医生这段历史，我们这代人现在都眼花，也坐不下来了，真是要想自己研究自己也不太客观，只能靠你们年轻一代了，可惜中国象你这么大的，都在玩手机呢，什么历史，他们才不管呢。

    安娜：你这个赤脚医生后来为什么不当了？

    刘淑兰：后来就分配工作了，因为县里面把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把我们这些人名都列出来了，怕我们回北京，把我们这些人都给囤下来了，把我们都留在县里了，分配工作。

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知青的前时代和后时代，后时代就是虽然参加工作了，但是他没有回北京，回原籍，现在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叫做返城？是不是脱离农村就叫返城，不是的，我们原籍是北京，必须回到北京才叫返城。

    安娜：我看资料说，陕北插队知青还有要饭的经历，你们这个年代没有要过饭？

   刘淑兰：没有，但是有确实吃不上饭的时候，延川那边他们整村要饭，我们因为挨着陕南，好很多。

    安娜：非常感谢您的热情款待，吃了这么多西瓜，也感谢您爱人和这些叔叔阿姨一直陪着我们。听您讲述过去的往事，让我坚信我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谈话录音可能会用在我的研究论文中，以后也许会出版书籍，比如访谈录之类的，这里是一张《知情同意书》，您若同意，请在上面签名，可以吗？

    刘淑兰：可以，同意。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心做这个访谈，又这么能吃苦，希望你能常来中国。来，我们一起合个影。

    安娜：最后问一句，四十多年后，再回忆这段赤脚医生的经历，上山下乡的经历，您有什么感触？

    刘淑兰：我曾经在网上说过，也写过，当“知青”和“赤脚医生”这些当年的历史名词，已成过眼烟云，离我们渐行渐远时，我仍要自豪的说，我们也和当年的红军一样，喝的是延河水，吃的是延安的小米饭；是延安人民养育了我们这些北京娃，艰苦的生活使我们拥有了勇于面对生活的钢筋铁骨，回望四十多年前的艰苦岁月，至今我们仍仍然无怨无悔。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6月13日下午

访谈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宿舍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