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蔥歲月————北京知青座談會

 (2022-04-04 08:43:46)下一個

內容簡介：

一個僅有少許醫學知識的18歲女孩，被要求去為產婦接生；一個沒有接受過任何專業培訓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術；一個初中畢業生，卻做了22年的職業醫生……這一切，都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稱之為“赤腳醫生。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國依然是個禁區，對於80後和90後的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

    本文給讀者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國ABC，一個在美國名校學醫的二十歲女孩，不遠萬里走入中國，做了一件讓當代歷史學家汗顏的事情：縱橫數省，遍訪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腳醫生，為他們的青春作證，為這些口述歷史做出感人的記錄……

北京座談會

北京座談會

    從北京地鐵阜成門站出來後，問了許多人都不知道月壇賓館這個地方，直到在萬通大廈樓下，碰上一位看車的老大爺，才知道這是一家歷史很老的賓館，早已被湮沒在附近鱗次櫛比的樓群中。能有機會與眾多的知青和赤腳醫生一起座談，是我這次來中國從沒敢想象過的，如果不是北京知青網負責人姜成武老人的熱心籌辦，這對於我這個來自美國的香蕉人來說，幾乎就是天方夜譚的事兒。老人不但古道熱心腸，而且更具有老北京人的熱情、好客、爽快……還有幽默：自幼生長在北京，地地道道老知青；東北插隊七餘載，石油工人八年行。歷經磨練返京城，胸有成竹從頭擎；落地生根務實事，縱橫多業腳生風。一生淡泊名與利，唯求堂堂男人行；笑對風雨看落花，大江東去迎彩虹……

姜成武：今天把大家召集起來，主要是為從美國杜克大學來的安娜小姐提供一個交流的機會，她研究的方向是知青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的出現是我國的具體國情所決定的，那個時代國家貧窮，生病人也多，尤其是廣大農村，醫生奇缺，一時又培養不出那麼多有醫學方面專業的人才，只有培訓一批略懂醫術的赤腳醫生來應急所需。

而赤腳醫生的出現，從農村的實際情況來看，也的確解決了當時農民缺醫少藥看病難的燃眉之急的大問題。而大批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又成為了農村亟需赤腳醫生的重要人才來源。據不精確的統計，文化大革命前後，全國僅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達一千八百多萬，如果再把回鄉、返鄉知識青年統計在內，那麼可能高達數千萬之多。這其中，當年下鄉當過赤腳醫生的知青，僅以最低的1.5％概率來計算，就達一百多萬。在全國範圍內，可以說，凡是有知青下鄉的地方，就都有赤腳醫生的身影存在，而這些知識青年赤腳醫生，由於他們認真好學，不怕吃苦，善於鑽研，而且結合自己的知識敢於大膽創新，再加上廣大農民群眾的充分信任與支持，所以在那個貧窮落後的年代，為解決農村的廣大人民群眾看病難的問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中，在陝北延安地區下鄉的北京知青孫立哲，就是當時最為突出的代表典範。

    當前，在知青文化研究領域，至今尚未有人來對當過赤腳醫生的知青進行專題研究。應當說，安娜是我們接觸過的第一個來做這個項目研究的第一人。為此，我代表北京知青文化研究會和北京知青網向安娜表示衷心的欽佩，我們一定全力以赴支持安娜的研究工作，希望大家也能夠為安娜提供更多的歷史資料。

       安娜：我本人是個90後，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ABC，目前在美國杜克大學讀腦神經專業。我在大量閱覽世界有關醫學類書籍刊物時，在一本世界衛生史中無意發現了有關對中國赤腳醫生的介紹，同時，我也從中了解到中國的知青群體是赤腳醫生的主力軍。雖然我出生在美國，但是我的父母都是在八十年代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的北京人，所以我對中國的知青群體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隨着閱讀和了解的深入，我被知青們的自強不息與奉獻犧牲精神所深深感動，尤其是中國知識青年赤腳醫生的事跡，讓我簡直着了迷。在那樣貧窮落後的農村，條件異常簡陋的情況下，赤腳醫生竟然給那麼多的農民治病，並且不收分文報酬，因地制宜用許多土方法治好了眾多的疑難病症，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因為，在西方國家，成為一個真正的醫生，除具備大學學歷之外，還起碼再需要四年醫學院學習和三到五年的住院醫訓練，才能成為醫生。而中國在不具備這一條件的情況下，又確確實實為中國農民做了那麼多實實在在的事情。

所以，我這次看到你們很激動，就想聽聽你們的故事。

     嘉賓A：赤腳醫生問題，它和毛澤東當時提出的一系列想法有關係，包括他的教育革命的思想，教育改革，還有一個打破特權，這些思想都是毛澤東的。美國人怎麼會研究這個問題？我覺得有些怪，知青這個問題現在不研究的話，將來沒有人研究了，第一手的東西完全喪失了，因為我們年齡都已經是六七十歲了，都進入老年狀態了。我覺得這個問題迴避不了，因為當時所謂的上山下鄉，大家可能記得是一場運動，毛澤東發動這場文革後的一系列的運動，我認為真正觸動到了中國社會的底層。

中國農村那個時候還是非常落後的，我們到農村的時候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什麼呢？農民用的犁，跟我們在歷史博物館看到的漢代的犁是一模一樣的，就是這種情況，幾千年幾乎未變。真正我們說中國農村，從最基本上發生一些變化，其實知青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是有影響的。但是我不知道安娜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剛才也講了，關於知青赤腳醫生的碩博士論文只有6篇，太不合理了，因為我覺得知青赤腳醫生這個問題的研究是很有價值的，我首先肯定安娜這一點。你將來的成果是什麼樣的成果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在我們知青這個圈子裡面拿到了第一手的材料，你是很了不起的。

因為我們沒有做這個事情，我們學術界沒有做這個事情，我們沒有從知青赤腳醫生的第一手材料裡面反思我們的歷史。我們當時也是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它不僅僅是解決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毛澤東甚至把它作為教育革命或者教育改革的一種嘗試，甚至還要解決民粹主義思想也好，或者反對這種城市的特權也好，他的這種思想，我們不知道用什麼樣的觀念來講更準確。

    嘉賓B：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嘉賓C：也有改造思想的目的。我不知道別人怎麼看，我到了農村是很受觸動的，因為我們在城市裡面長大，沒見過特貧困的。我到了陝西，看到有要飯的人我很吃驚，看到陝北農民要飯，我們怎麼會有要飯的人呢？就是這樣一個震驚。看到農村這樣一個狀況，當時這種情況對我們自己是一個很深的觸動。至於知青政治目的等等我們都可以不談了，這裡面肯定有兩種，我也說的很直率，理想主義者和投機主義者都有。事後已經沒有什麼可以驗證的東西，但是我認為兩者都有，有理想主義，真的去獻身，我就是主動到農村去，改造我自己，這些是另外一回事，我不講了。這樣的問題和政治問題是沒辦法分開的，因為沒有政治背景不可能有知青，也不可能有赤腳醫生。其實赤腳醫生在知青沒有去之前已經有一些了，作為文革中又再一次壯大了這個群體，當時叫做新生事物，我們學英文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概念了，有這個名詞了。   

    嘉賓D：當時鄉下也有合作醫療制度，但誰來弄呢？那時候基層不可能有專職人員，公社有衛生院，大隊這一級只有不脫產的，叫衛生員也好，叫赤腳醫生也好，這個人等於要把這些事情組織起來，都要做起來。不但管人的感冒發燒，獸醫的事你也得做，像這些本來都是作為村一級的機構裡面應該必備的專職人員，被赤腳醫生給替代了。

    嘉賓E：合作醫療那點錢是不夠的，一個隊每個月下來只有幾塊錢，阿司匹林，四環素，土黴素，還有顛茄片，就是最簡單的，最便宜的。

嘉賓D：對，是這樣，沒有資源，怎麼發揮赤腳醫生這個作用呢？只能依靠傳統的東西，傳統的就是針灸、中草藥、按摩、拔罐。所以我們這些赤腳醫生當時必須會針灸，還有按摩，還有號脈，望聞問切。中醫那套傳統，就是陰陽分支，你若是屬於冷病、寒病，就針灸加艾灸，當時有一個口號，叫一根銀針，一把草藥，來解決農村的問題，我們說的就是農村的醫療。

當時有一個口號我認為是對的，就是農村醫療工作以預防為主，誰來做這個預防工作？還是知青赤腳醫生來做。我們那時候經常熬一大鍋草藥湯，讓大家喝了，預防感冒，到夏天的時候弄點馬齒莧什麼的，防止拉肚子，就和現在喝的王老吉一樣，清熱敗火，夏天就好過一些。這個工作的開展，赤腳醫生也好，我認為即使不是赤腳醫生，知青在這裡面基本上都是全力以赴的，包括采草藥，不可能只是赤腳醫生采，很多知青都參與這個活動。這種情況下，當時我認為所治療的病主要是常見病，比如說胳膊腿疼，針灸還真管用，還有拉肚子，有些草藥就很管用，感冒、頭疼、腦熱，這些東西都是起作用的。

但是我這裡面要說的一個問題可能不一定和大家一致，你在農村裡面要是給人開刀，這個東西太玄乎了。我當赤腳醫生的時候，孫立哲這個故事就出來了，有些人很想跟他學。後來我就很反對，我說孫立哲這個東西不能學，你學了以後草菅人命。你沒有消毒條件，也沒有這個技術的情況之下，對病人是不負責任的。

孫立哲我的印象他第一次開刀是死馬當活馬醫，因為有一個老鄉腸梗阻，那怎麼辦，你讓他梗阻就死了，你不讓他梗阻的話，就割一刀給他順過來就完了。這種情況之下，就等於是在沒有任何辦法的情況之下，試一把。但是這個事情後來成了一種典型之後，當時大家有點看法，當時也人說我們能不能也弄這個東西？形式主義就出來了。我說這個東西絕對不能弄，為什麼呢，你得根據自己的情況，根據自己的條件，你有可能才能弄。

現在咱們回顧這些全是故事了，就這個事情來講，像孫立哲拿手術刀，完全用西醫的方法進行治療的，這種情況恐怕屬於特例，不多的。大部分赤腳醫生我認為做的是一種什麼工作呢？普及醫療知識，普及衛生知識，同時把一種文明，把城市的一些文明習慣，包括刷牙之類的，帶給農民。我剛才還跟人說，我們那時候一刷牙，圍十幾個小孩在看，還有蹲在那兒看的，他覺得很新鮮，城裡人還要刷牙呢，他們從不知道牙每天還要刷。

    嘉賓A：還有很多的衛生習慣，比如洗衣服用洗衣粉，包括被褥的整潔，等等，知識青年確實在這一點上把城市的文明帶到農村去了。我們那裡到現在很多農民回憶，是知青來了之後，把一些好的習慣，文明的東西帶了進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不管它任何政治原因，在幾千年中國社會裡面，城市的文明能夠波及到整個農村，尤其邊遠農村，這個文化的影響知青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可能在世界的文明史上來講都是極為罕見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展開來談，當然細節的問題可能還有很多，因為我本身是搞社會科學的，很多知青的問題，包括文革的問題，我一直認為知青問題要從大的環境來說，和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政治背景，都是分不開的。但是比較奇怪的一點是，我們一直不願意正視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安娜你如果有興趣，也許可以涉及一下。

    嘉賓F：我是在山西原平插隊，是真正的農村裡面，和兵團的不太一樣。我們這個村是一個比較正規的大村，我今天帶來了一本村志，我首先給你介紹一下農村醫療是怎麼演變過來的，最後怎麼叫赤腳醫生。你看我們這裡有一個章節，專門說到什麼時候建的合作醫療，什麼時候又把我們給納入進去，就是整個過程，當時醫療條件是什麼樣的條件。我特想呼應嘉賓D剛才說的那個問題，你們沒學，怎麼敢去做。當時的醫療條件農村非常落後，落後到什麼情況呢，剛才有些人都說了，比如不刷牙，很多病都是由於沒有良好的衛生習慣而引起的。

    剛才他們都提到了，赤腳醫生是文革期間才出現的名詞，但是這個合作醫療卻是隨着新中國建立之後，農村互助合作化運動興起的，但是到文革的時候，合作醫療被賦予了新的解釋。告訴你一個數字，合作醫療在50年代屬於初級階段，60年代、70年代是屬於鼎盛年代，1971年發展的赤腳醫生一度達到150萬。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不再使用赤腳醫生名稱，鞏固發展鄉村醫生隊伍”，赤腳醫生被取消了，我們村志上說，1985年就解散了，真正的合作醫療沒有了。村志上都有記載。

     1955年的時候，我們這個村是三千人的一個大村，衛生室解放前就有，那時候都是提藥箱子的中醫。1955年才從大隊裡拿了五百塊錢，建立了合作醫療，衛生員人選的是那些醫生世家的應屆畢業生，那時候還沒有知識青年，然後去培訓。

我是1968年去的，因為這個大隊領導層對知青還不很認可，我們當時是打着改天換地去的旗幟去的，他們不願意的，他願意說你們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比如我們開會的時候說些話，他聽不明白，很多知青去了以後想改天換地，有所作為，結果他都給抵制了。我是怎麼進去的？我在那兒種了六年地，到了1974年初，才有幸去了衛生所，因為當時有這麼一個政策，衛生所裡面如果有知青的話，可以給匹配一批醫療器械。我所謂做的貢獻是，以我的名義給我們大隊弄來了一批醫療器械。主要是計劃生育的器械，

大家也許不知道，1973年農村就開始計劃生育了，而城市裡面是1976年才開始的。我去了之後拿上這些器械，培訓一個多星期，第一件事就是做人流，不想要了，我們就給他做，結紮，做上環。給我們的器械里只有刮宮器，負壓那些東西沒有，不知道是誰發明的，我們就用葡萄糖瓶子，拿獸醫用的大針管，往外抽空氣把它抽真空了，刮宮器上面有管子，就連上了，做人流時，呼嚕一下就出來了。

咱們現在說的容易，你可能想象不出來，但是農村當時落後的現象，只能用這種辦法。而且他們還非常崇拜你，非常敬重你。因為他缺乏知識，農村特別閉塞。就象剛才這位先生說的一樣，那根本就是不應該有的情況，可是當時培養不出來這麼多人來，只能把知青赤腳醫生趕鴨子上架。

    話說回來，人都是很聰明的，被逼急了，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所以我就非常欽佩孫立哲，他能想出這麼多辦法來給農民治病，而且具備動刀動手術的能力，這樣的人在赤腳醫生中也非常少。

    嘉賓G：我覺得知青絕對不能一概而論，因為地方不一樣，地域不一樣，風俗不一樣，你聽的故事也不一樣。安娜，我等會想贈你一本關於知青生活的書，這個和赤腳醫生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我想讓你了解一下知青的真實情況。

嘉賓H：我簡單的說一下，我是在內蒙插隊，1968年去的，1969年開始當赤腳醫生，一直到1979年。我身旁這位老兄是從北京1967年走的，1968年干赤腳醫生，干到1982年，時間更長，我們倆可以說是職業的赤腳醫生了。我在內蒙待了22年，跟大夥剛才說的給病人針灸一下，給點草藥，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了。

剛才有老師從宏觀上面分析過，赤腳醫生的產生脫不開文革和插隊這兩件事。文革大家都知道，中央定調就是浩劫了，但是插隊大夥有說好有說壞的，我們就不說了。我為什麼干那麼長的時間？也是有原因的，一個是我出身不好，我到那兒以後上大學也沒份，工農兵大學生也沒份，招工也不招我，家裡面都轟到農村去了，窮的沒有飯吃，我只能待在那裡。

雖然牧區要比農區富裕一點，沒有要飯的，也不至於餓肚子，但是貧窮、落後，尤其是醫療條件的落後，簡直不可想象。文化大革命有點喇嘛醫生，也都給打倒了，所以根本就沒有醫生。我們那時候，赤腳醫生可以說是牧區唯一的醫生，等於是趕鴨子上架，不上也不行。我1968年去，1969年當赤腳醫生，只學了兩個月，跟巡回醫療隊學了兩個月。兩個月回去，第一個活就開始接生，我那時候是18周歲，記得很清楚，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替人家接生。那時候真是不懂，當時巡回醫療隊都是醫學院的老師，教我們很認真，所以學得也認真，我第一次接生操作還挺好，回去老師還誇我。

隨着後來兵團成立了，知青大多去了兵團，因為我出身不好一直留在大隊，沒去兵團。兵團後來也走了，兵團一走醫療更是一個空白，赤腳醫生就成為當地唯一的醫療。尤其我們牧區一到冬天大雪封山，交通根本走不了，尤其是急症的急病人，我就成了職業的赤腳醫生。那時候整天騎着馬，一人好幾匹馬，牧民這邊病了，那邊病了，整天到處走，到處給人看病。我們那個赤腳醫生基本脫離了扎針灸啊，草藥啊，屬於專業醫生的活，你真正要給人家看病。象接生，針灸草藥全沒有用，完全是西醫的這一套，怎麼消毒，各種難產怎麼處理，包括各種疾病傳染病處理。那時候草原上傳染病特別多，麻疹、百日咳，一兩年一流行。

我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客氣地說，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一場災難，大夥現在說該上學的時候你插隊了，該上班的時候你下崗了，這是大多數知青的命運。當然我們在座的都算混得好的，專家、老闆、醫生、學者，但還有更多的混得不好的呢。

嘉賓I：我情況特殊一點，我是1966年屆的高中畢業，1967年自願報名去的內蒙，待了25年，15年在牧區，娶了一個牧民媳婦。我跟大家不一樣在哪兒呢，我們雖然心氣很高地去，當時喊出了20年改變內蒙的面貌，實際上到那兒以後什麼也幹不了。我們那兒是純牧區，95%以上都是蒙古族，只說蒙語，很少有人會漢語。地廣人稀，我們去的那兒是牧場，有七千平方公里土地，只有一千三百人口，相當於五平方公里左右才一個人，但是牲畜多，有八萬多牲畜。我們好是好在不愁吃不愁穿，壞在哪兒呢，交通極端的閉塞。中國地圖是一個大公雞，就在雞脖子那個地方，就是我們那兒，中蒙邊界線上。

那時候常有越境的，但在外蒙那兒轉了三天，連個人影都碰不到，又回來了。所以我們那兒的特點，先得學蒙語，你不會蒙古話，人家理都不理你。他們罵人最厲害一句話，就是蒙古人不會說蒙古話。一開始簡單，我們去頭幾個月，吃飯、喝水這些都會了。但是過了沒兩三個月，正好下來一個醫療隊，說給你們培養點赤腳醫生。我因為父母原來都是搞醫的，走的時候給我帶了一個藥箱，怕那裡缺醫少藥。結果大家知道了，說你去吧，你有藥箱，你又懂行。於是我就去了，本來計劃是培訓半個月，結果到第三天，剛學了一個生理解剖，學了一個扎針灸，連打針都沒學。人家醫療隊有緊急任務回去了，實際上我們就學了三天，就趕鴨子上架，反正人家也知道你學了大夫了。

結果沒幾天就有人找我，一個老太太，估計現在看是高血壓，腦動脈硬化，就跟我說頭暈，當時我也不懂，頭暈是什麼意思，她給我比劃了一下我明白了，腦袋轉圈，就是暈，我給她幾片氨茶鹼，吃了以後老太太好受多了，說你這個大夫真好，就這麼着稀里糊塗的把病看了。

那兒跟內地看病不一樣，一個是語言關，再一個必須騎馬。我第一次出診就轉向了，那個地方非常容易轉向，因為內蒙草原到處都是很平緩的山坡，缺少特徵。碰見一個看來就是感冒，發高燒，結果我旁邊有幾個知青瞎說，說是不是傷寒，打寒戰，出大汗。我也不懂啊，你想三天半畢業的，根本不懂這個。我說我去給你請大夫吧，牧場衛生所離那個地方大概有50里路，我騎着馬走，走着走着天就黑了。草原上天黑特別快，剛才看着還有太陽，太陽一落山，馬上就黑了，黑了以後，天上到處星星眨着眼。

忽然看見前面有燈亮，就騎着馬往那兒跑吧，可是我怎麼也到不了，怎麼也找不着道兒，這就象你在平原上看一座山很近，但你怎麼也走不到一樣。結果我轉了一夜也沒找到一個地兒，後來我也急了，估計一兩點鐘了，不找了，把馬一卸，往地上一躺，睡覺。結果睡到大概五六點左右，一看天亮了，我離牧場衛生所蒙古包不到一里地。

這麼艱難地把大夫請到隊裡，讓人家一看，都是小事，給幾片VC，給包四環素結束了。但是我就接受了兩個教訓，一個草原上看病頭一條要會人語言，第二條要認道，不能再轉向，剩下看病技術是慢慢來的事。所以後來我蒙語讀寫的還可以，最起碼什麼病我都能說上來，因為它都是比較特殊的名詞，你問老鄉也不知道，就抓住機會問蒙古族的大夫。再後來自己感覺醫術不行，怎麼辦呢？跑回北京來學習，先在在唐山學了八個月，又跑到北京第四醫院學了五個月，後來自己又上延慶縣醫院待了一陣兒，學的比較全面了，內科、外科，連麻醉我都學了。1980年去學的，1981年底回到牧區，1982年我一人幹了56台手術。因為那地方人很少，56台手術就超水平了，歷史沒有過。

為什麼娶了當地的媳婦？也是個運氣。我媳婦的叔叔當年36歲，蒙古人有的喝酒以後特別的凶，喝酒以前都是好人，喝完酒又喊又叫，又吵又鬧。他當時和朋友喝酒，最後不知兩人為啥生氣了，互相罵，罵完以後喝涼水，一下心梗了。來報信的人跟我說他肚子疼，滿身的大汗，我一聽就不是急腹症，就是心梗，因為我曾經在學習的時候見過一個35歲的心梗，考慮他很有可能就是。我初步查一下，估計是這個，幸虧我手裡還有點藥，打嗎啡，吐，用阿托品，然後再給他輸點液，當時沒別的東西，就輸氨茶鹼，也管事，反正它有擴張平滑肌作用。結果打完針，疼止住了，輸點液，好受了。這時候才去找救護車，因為很遠，正規醫院離我們180里地。他們派了一個大夫來，一聽肚子疼，摸了摸，肚子也硬，說不像心梗，說你是不是鬧錯了。我也不敢多說，我說你們大夫看着辦吧，這個病人肯定重，你們拉走吧。走了一夜才到他們醫院，一做心電圖，後壁梗塞，這幫人都吃驚了，說你一個赤腳醫生懂這個？

牧區那個地方也有好處，牧民他一旦相信你以後，他就說你治吧，治好了算你功勞，治不好我該走就走了，不會怨你。因為把我媳婦的叔叔救活了，沒死，活了以後他老想報答我，就問我，你有媳婦嗎？我說沒有媳婦，我們知青到這兒來上哪兒找媳婦去。他說那我給你找一個，蒙古人還真講義氣，說找就找了，就把自己的侄女找來，那時候她比我強，人家在我們上級醫院，在師部醫院，她在那個醫院裡面當內科護士長。愣把他的侄女說給我，咱當時就是個一個赤腳醫生，下嫁我了。

我們倆還不錯，38年了，一直挺好。在知青裡面找了當地牧民的子女，而且一直堅持下來，也不棄不離的，還確實不多。我就想這個，人家年輕輕的，比我小8歲，人家跟了我，從來沒說過跟我吹燈，我就得對人家好。她也是那樣，她說你救了我叔叔，救了我們家人，我當然要對你好。

    不過我也有遺憾，一直也沒上大學，，為什麼呢？就是老想着毛主席說上山下鄉是大方向，是黨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說咱們就聽毛主席的話，不走了。當然也有客觀原因，我們那個地方偏僻到什麼程度，來一份報紙至少等半個月，信也是，電報也是。唐山地震的時候我媳婦在天津，一個報平安的電報隔了半個月以後我才接到。那會兒哪有啊書？什麼書都沒有，就靠回北京找本書，找點醫療方面的書。

    安娜：當時藥品怎麼弄的？

    嘉賓I： 這一點牧區還相對好一點，比較富足，不缺錢，藥品都可以買，看病基本是免費。但就是條件特別差，交通極端不方便。那個地方落後到什麼地方，生一個孩子扔一條褲子，孩子不許人家看，就掉到褲兜子裡面。而且婦女生孩子不許在屋裡待着，蒙古包都不許待，到外面牛舍裡面去，他們認為是很髒的事情，很埋汰，蒙話的髒和漢話差不多，都叫埋汰。

    安娜：冬天也在外面生？

嘉賓I：冬天也一樣，最多生個火，在牛圈的地下鋪個破氈子，孩子掉褲子裡，然後再拿出來擦，褲子就扔了。我碰見一個孕婦，生了第五胎還是第六胎，宮縮乏力，生不下來，兩天了，肚子疼。怎麼辦呢，那時候我也不懂，確實沒學過，我第一次看人接生我哆嗦了一天，哪見過這個啊，男孩子，那時候沒結婚。結果她生不下來我也沒辦法，我說往上級醫院送吧，180里路，攔個汽車就走。走着走着她喊起來，說趕快停車，我一看壞了，要生了，這個我懂。我說快停車，正好汽車開到羊圈門口，她就往羊圈裡面跑，司機嚇的也跑了，司機哪見過這種事情。我沒辦法，我再撓頭也得跟着進去，就在羊圈裡面幫她生的。生完孩子，她說沒事了，回家去，車掉頭就回去了。

我們鄰居一個女孩子18歲，剛結婚，一年生一個，後來不到一年，11個月生一個，到生完第五個，心臟病，心衰，24歲，死了。所以後來你說我不干行嗎，最後在內蒙古後十年看的最多的就是婦產科，我就覺得婦女太可憐了，一定得做好這個，男的在內蒙干婦產科的很少。

    我定下目標一定干，言必行行必果，再一個我信奉干自己的事讓別人去說吧，你愛說什麼說什麼，我不在乎那個東西。我孩子們都害羞，說爸你怎麼幹婦產科，我都沒辦法跟同學說。我說沒法說你就甭說。在草原為什麼我比較專注婦產科，因為確實覺得她們太可憐了。有一個牧民，生完孩子，是多胎，胎盤滯留一天一夜，下不來，我一看怎麼辦啊，當時我還沒學過婦產科，我只懂外科。就趕緊拿出赤腳醫生手冊，上面有婦產科胎盤滯留怎麼辦，手怎麼進去，紡錘狀進去，慢慢摳，我就那麼干的，給摳出來了。摳出來以後，簡單清了清子宮。沒輸液瓶，就拿100毫升注射器推，推了500毫升，累的我手都快抽筋了，救好了。

剛才有的人說針灸有用，也有人說沒有用，但說起扎針灸來，我還有一個故事。那天我跑了120里路去看一個病人，現在看是神經官能症的一個病人。這個人怎麼回事呢？特別小心眼，有點事就鬧唧唧，總覺得自己不行了。大年初二，他們家人找我說這個人不行了，四五天不吃飯，手腳冰涼，躺在那兒，說要死了，問我怎麼辦？我說怎麼辦，那就去看看吧，騎120里來回。見到我後，他說大夫我冷啊，渾身的血都不流通了，血不走了，我要死了。我大概看了看，又摸了摸，沒啥器質性問題，我想得了，按神經官能症處理吧。我說你不要怕，我有法子，我給你一個熱的藥，保證這個藥輸進去以後你渾身血管都擴張開來，保證你渾身發熱。他說有那麼神嗎，我說有。

實際我帶了一支葡萄糖酸鈣，葡萄糖酸鈣放在葡萄糖裡面，輸進去，馬上發熱，很簡單的一個事。我就給他輸，輸進去以後，我說胳膊熱了嗎，他說熱了，我說胸脯熱了嗎，他說熱了，最後到腳丫子熱了。緊接着我說別着急，這回你血管擴張開了，我再給你長長精神，就給他扎了針灸，扎什麼合谷，強壯穴。艾灸卷也沒有，他們家有煙捲，拿煙捲烤。我說這回怎麼樣，他說渾身舒服了，我說起來吃飯，馬上起來吃飯。這針灸對精神病人真管事，半心理半治療的功能，病人當時就吃了飯。完事後已經是大年初三了，120里路來回，我也付出代價了，回來我就拉血了，肛裂，顛裂的。

所以我後來跟牧民們處的關係特別好，比較有感情。為什麼我能待25年，跟感情確實有關係。其實我都不想回來，但1992年底還是回北京了，因為我是兩個姑娘，在內蒙地區重男輕女，如果你上不了好大學，基本上就沒有工作。所以為了姑娘才決定回來，人生有時候真的很無奈。

    安娜：不錯，真的不錯，您的事跡很感人。

    嘉賓I：我都是做的小事。

    嘉賓B：你今天來值了，材料多豐富啊。

    安娜：是啊。

嘉賓J：我是六六屆初中畢業到延安插隊的，我們小隊一共去了11個學生，有8個女生，3個男生，我們8個女生住在一個大窯洞裡面，站在門口看不到裡面，當時生活條件很艱苦。當時延安地區有三大地方病，我們縣是重病區，一個是克山病，一個是柳拐病，就是大骨節，人都不高，都這麼高，他的骨頭都變形了，走道兩邊晃，走不動，一開始我們見到他們的時候還以為是妖怪，都害怕，第三個是甲狀腺，大脖子，三種病，很嚴重。

當時說要多少年消除這些病，後來我們走了以後也沒消除。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縣流動人口特別大，都不用計劃生育，每年的人口急劇下降。我們到了之後我們都成了當地人了，因為我們住的時間比他們都長。各方面就比較落後，我們是點煤油燈，沒電，根本沒有交通，全憑走路，藥就更不用提了，更落後了。因為當時沒地方看病，問老鄉，老鄉說沒有看病的，縣醫院離我們那裡是十幾里的山路，要走半天。

當時我就有一個念頭，我能不能往這方面看看，能不能學習，能解決我們自身的問題，也可以解決老百姓的痛苦。隊長對我們知青還是比較看重的，就找我談話，他說你有知識，能不能把赤腳醫生幹上？我說行，這樣就幹上赤腳醫生了。到生產隊不到一個月，就干赤腳醫生了，那會也是勞動干赤腳醫生，下地背着藥箱。後來正好有解放軍醫療隊，支援老區建設，我們是老區，就給我們培訓，手把手的教我們扎針，打針，首先要學靜脈注射。那時候輸液都不是掛吊瓶，都是拿手推。然後打針，扎針灸，就是學最簡單的，初步的，還有就是接生。上午學習，下午就到醫院實踐，他們在那兒待了二個月，一些常識知識掌握一點了。我記得第一次給人家接生，接完生以後我三天沒吃飯，你想那時候剛十八九歲。

    我們大隊有三個小隊，小隊和小隊之間都相隔十里八里的，自然村特別多，有的一戶一個自然村，一個自然村和一個自然村之間得有十里地，全是羊腸小道，他們有了病你就得去看。那時候人家來信兒了，說有病了，氣管炎，喘不上氣來，我就得趕緊過去。自然村有十里地，走在路上就碰見狼了，一條羊腸小道，狼在那頭，我在這頭，我走它走，我停它停，把我嚇得呀，那次真把我嚇壞了。後來他們老鄉說，你出去的時候拿根棍子或者什麼的，一個是撥草，防止蛇的，再一個就是嚇唬狼的，再有你就喊，就使勁叫喚。

    嘉賓I：喊就對了，我就遇見過，狼就就是這樣，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這時候你一定要鼓足勁，衝着它衝過去，我就這樣。有一次夏天我碰到的，衝着它衝過去，我正好拿着馬鞭子，揮着馬鞭子一喊，跑了，它翻過山就沒事了。你就別讓它老看着你，狼這個東西特別狡猾，它看着你，它就琢磨你，它看不見你了，它就不琢磨你了。

    嘉賓K：您是一個男同志，畢竟膽大點，我們晚上去給病人看病都得穿樹林子，在東北，一個人，我才16，走到空曠地方，就聽到狼叫，嚇的我不敢動了，還特黑。我想找個棍，還找不到棍，真是嚇的我啊，到底怎麼辦啊，走不走？

    嘉賓I：其實它叫，你跟它一起叫。

    嘉賓K：哪敢啊，那會嚇的啊，找棍都找不到。，東北的狼都是在大晚上出來，還看不見，光聽見它叫喚。

    嘉賓I：有一次我下半夜看羊，我剛進屋喝口水，忽然我的羊就炸窩了，我有五節的大手電，趕緊衝過去，啪，一照，正好照到它。那個狼正好叼着羊的脖子，它的尾巴翹着羊的尾巴，我就大吼一聲，手電照到它了，狼把羊放開了。我過去那個羊已經嚇暈了，磴磴磴，原地亂轉，亂跳。

嘉賓J：去了以後跟那個老鄉說碰到狼了，老鄉特別受感動，趕緊安慰我。我們那時赤腳醫生主要是扎針灸和做按摩，這樣老百姓可以不花錢，我們都是義務的看病，不管是什麼時候去，只要讓去。後來我們慢慢的對生產隊，所有我們的管轄地區摸了底，都有哪些病，心裡有數以後，定期的去看看。我們隊柳拐病特別厲害，尤其是陰天下雨的時候，走路都很困難，別說幹活了。經常給他們扎針灸或者做按摩為主，這樣他們可以緩解疼痛，因為骨頭都已經變形了，大骨節都這麼大，腿也是，都是這樣，個子都這麼高，他長不高。

老鄉生活特別苦，這是真實的，全家人就一條被子，一件好衣服誰出門誰穿。我去了以後，常常把我多餘的衣服給他們，他們不管是心境好壞，都特別高興，拿我當親人似的。生活是挺苦的，連菜都算糧食，糧食特別緊張，要吃純糧，沒有。所以我去給病人看病，他家裡的人拿純糧招待你吃，純棒子麵蒸窩頭吃，這是最好的飯，拿這個招待我，對我特別好。對這點我特別受感動，要不說知青這一代不怕吃苦，白天、黑天，什麼時候只要有人不舒服了，就去。而且閒的時候，各種針灸書，內科、外科我全都學，其實我也有很好的機會上首都醫科大學，錯過了。

    安娜：錯過了挺遺憾的。

    嘉賓J：那時候關鍵沒想過離開，歲數小，不懂。

嘉賓L：我簡單說一下吧，剛才聽大家說的都挺受感動的。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學習毛主席的思想，聽毛主席的話長大的，打小就是這樣，所以毛主席讓我們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我們就得去，都有那種抱負。我們集體戶其中有6個人在北京參加過赤腳醫生的培訓班，參加完培訓班以後，我們準備好了下鄉要用的聽診器、注射器，我們到那兒真是想干一番大事業，真有這種想法。可是到那兒才知道不是那麼回事，我們村不但沒有衛生室，連基本用藥也沒有。我們天天要下地去幹活，跟着社員一起，每天早晨日頭沒出就得去幹活，幹完活，晚上日頭落了，收工之後才能給病人看病。

我們到那兒去以後，當地社員都信我們，所以方圓幾十里都是我們包了，大病小病的。因為我們戶裡面不是一個人干，注射器、針管消毒啊，都是集體戶自己在家裡弄，做飯的同時幫助消毒好，大家輪着該誰看病誰就去，有時候去是兩個人或者集體一塊去，有什麼事可以商量，大家都比較團結。

因為我是戶長，抽調任務下來以後，大家都謙讓，有去上學的，有去工廠的，有去油田的，我肯定得讓他們先去。另外那時候還宣傳紮根農村幹革命，領導說讓我做這個典型。我這邊用大喇叭廣播喊紮根農村，那邊又被家裡逼着去參加工農兵大學生考試，心裡特矛盾。最後還是上了吉林醫科大學。

那時候都是開門辦學，上長白山去採藥，還到輝南縣醫院去實習，又到海隆縣去當赤腳醫生。當地人特別純樸，你跟人家在一起，等於你跟人家融在一起了，你不可能不全心全意地給人家看病。扎針灸都是先從自己身上開始練的，我們都是互相練，然後才給病人扎，你說我得吃藥，那時沒有藥，就得針灸治療。

有一個小男孩給我印象特別深，19歲。他是骨髓灰質炎，他進行性的呼吸麻痹，急需送到長春。從他家到長春得要四個小時的火車，當時沒想過後怕，就想着趕緊送。真是害怕半道他窒息，有痰，一路上我們想盡各種辦法，實在不行就口對口的吸。會不會傳染什麼病什麼的，想都沒想這些事，救病人最重要。後來我就想為什麼當時什麼都沒想，還真是有這份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情感在裡面，所以才促使你做了這些。當過赤腳醫生的，都特別有這種情感。

    姜成武：談的都很好。今天咱們北京知青網的版主也來了一些，安娜做的這件事情，它的意義是什麼？你們有什麼看法？以及聽完剛才當過赤腳醫生的這些人的發言，自己還有什麼感觸，感想？都簡單說兩句。

嘉賓M：我簡單說兩句吧，我今天來，原以為安娜是當年當過知青的呢，沒想到是一個咱們所說的香蕉人，她屬於香蕉人，西方的白芯，外觀是中國的，東方的黃黃皮，咱們叫香蕉人。作為這樣一個香蕉人，能夠想到研究我們這一代的事情，確實是我沒有想到的。

因為在中國大陸受各種限制，研究知青的問題不容易，要不是習主席主持中央現在放鬆一點，那兩年連知青兩個字都不許提，最早出的知青的書後來再版都不行了。所以現在海外有人，特別是他們年輕這一代人能研究知青，甭管是研究知青當年插隊也罷，知青赤腳醫生也罷，這確實很讓我意外，也很讓我很感動。

作為赤腳醫生，從春苗那兒開始正式說，實際上赤腳醫生在那時候的農村、邊疆，救死扶傷，任勞任怨，他們是那個時代中國老百姓生命的最後一道籬笆，這道籬笆雖然不能保證他們全都活下來，但是多多少少起到了保護老百姓生命的作用。我插隊的時候，第三年得了腹傷寒，發高燒，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我們插隊的地方在深山溝里，有人生病了送醫院，老百姓沒有這個概念。最後就是我們村的知青赤腳醫生把我救了，我記得很清楚，陝北燒炕的灶，後面是大鍋，前面是小鍋，前鍋熬米湯，後鍋蒸窩頭，蒸窩頭的鍋水裡面煮着給我打針的針頭和針管，窩頭熟了，把針管撈出來，吹吹，給我打的金黴素，把我救活了，到現在還沒死，我很感謝赤腳醫生。

    嘉賓C：那時候炎症相對也好治，一針抗生素下去就有效果。

    嘉賓M：那時候人都沒有抗藥性，特別是農村，祖祖輩輩沒吃過西藥，你給個阿司匹林，給個四環素，立刻頂大用，不像現在。所以我說一下，我很驚訝，也很感動，能夠有安娜這樣的香蕉人還能想到我們當年的那一切，謝謝你。

    嘉賓N：我說幾句，確實安娜能做這個研究課題，不容易，但通過你這個課題，你不僅可以結識這麼多的知青朋友，而且你也可以從他們身上看到很多的閃光點。真的，十七八歲，在那個年代，人完全是靠精神世界支撐的，才會無私地為大家奉獻，這種道德，這種人性，在現在的生活當中是很少了。你如果能在你的研究中，能把我們這些人的精神展現出來，我覺得你就是為口述歷史做貢獻了。我感覺這個事情做的很好，我希望你能夠做好，而且今後能看到這個結果。謝謝你。

嘉賓O：我說兩句，我不是赤腳醫生，但是我是一個知青。關於當年農村缺醫少藥，我是有親身體會的，大家都說了，我不想多說了。安娜能夠從美國那麼老遠來這兒，與我們座談，我們覺得是對我們的關心和關懷。

我在農村插過隊，當地的人，如果你要能去他們家，你能跟他說說話，你能給他看病，就是看得起他，所以他們會用滿腔的熱情來招待你。今天我給你說這個是什麼意思，因為我們都是當過知青的，我們把當年那些純樸的民風也學會了，安娜你能這麼地關心我們，寫我們的東西，我們絕對熱情的接待你，祝你把事業辦成。

第二點要說知青文化，和知青赤腳醫生研究一樣，它都是一個文化研究。誰走在前面？老江走了前面，北京知青文化研究會走在了前面。你這個赤腳醫生研究只是研究會應該研究的的一部分，你是剛開始做，他已經做了很多年了，所以在此我向老江、向安娜表示衷心地感，謝謝大家。

嘉賓P：我也是個知青，陝北知青，農村缺醫少藥，後來從知青當中選出來這些赤腳醫生，這幾位曾經當過赤腳醫生，生動的介紹令人佩服、感慨。另外令我非常感動的是，安娜不遠萬里跑到中國來，就為研究我們知青，研究知青赤腳醫生，這是非常感動人的。

從我自己本身說，下鄉以後農村沒有醫生，缺醫少藥，我自己都很有體會。到農村以後，由於環境的改變，到那以後，突然得了非常非常重的感冒，感冒時間很長，一個多月根本都沒好，沒有醫生可以看，也沒有藥可以吃，硬扛，最後落下一個很難治的病根：慢性咽炎。一直到現在，造成我高血壓、糖尿病，都是那時候這個病根遺留下來，造成現在這樣。

後來我進入北京知青網以後，尋求了一種戶外健身訓練，扇子隊。我有這種想法，大家晚年要常聚聚，通過聊天，心理健康，，通過戶外活動，增強自己的體質。

我們這個群體裡，湧現出咱們這些非常非常優秀的赤腳醫生，今天又聽到這麼多很生動的故事，是讓我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謝謝。

嘉賓R：我剛聽這個事兒的時候，我真以為安娜是一個美國人，洋人。你看安娜這兩個字，很容易讓人這麼想。來了以後，怎麼還來了一個小姑娘？後來才知道，這就是今天的主角。

我當年在安塞插隊，張思德燒炭的地方，很貧窮落後。那時候我們大隊的赤腳醫生是當地人，他原來是公安局的警察，那時候收繳賭局，他把賭具麻將偷偷拿過去給他爸拿回去玩，事漏了，把他開除了。回農村以後怎麼辦，他又幹不了活，警察嘛，有一點文化，後來就當赤腳醫生了。那時候我們大隊五個小隊，方圓十里地，他一個人背着藥箱每天轉，隊裡給計工分。我下鄉之後也帶了不少藥去，你給老鄉，老鄉很高興，拿着錢要給我，我說我不要錢。缺醫少藥，沒辦法。我們剛到那兒水土不服，那幾個同學都病了，有一個都快死了，最後是北京醫療隊的大夫給治的。就像剛才這位老兄說的，關於知青赤腳醫生的研究沒有幾篇文章，這在頭兩年還是個禁區，是不能涉及的禁區。大學老師都知道，知青課題這是一個禁區，說深了不行，說淺了不是，沒有人系統的做這些，因為這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安娜你現在能有這個想法，有這個心氣，做這個研究，是一個好事。

當然做這個的時候，希望不要帶有色眼鏡去做，不要憑着主觀願望，要根據客觀事實，有什麼是什麼，這麼做拿出的東西比較令人信服，希望你成功。

    嘉賓S：我簡單說說吧，首先感謝安娜做研究我們知青赤腳醫生這一課題，再一個我們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配合你。另外我講兩個小故事，特別特別短的：一個是我們村里生產隊隊長的妹妹，她病了，得了結核以後，請的跳大神的，把人擱在熱水鍋上面蒸，人都不能動了，最後才到醫院去做手術，才好的。我說這個故事是什麼意思呢，當時農村很愚昧，真是缺醫少藥。第二個小故事是，我們同學是赤腳醫生，他第一次給當地一個孩子打針，因為剛學，沒有經驗，他還真把人打壞了，後來小孩就成瘸子了，跟小兒麻痹似的，他打到神經上了。我為什麼說這個呢，這個老鄉家裡後來還是拿他當親人，並不是說出了事故，我怎麼恨你，不是的，他們關係處的特別融洽，特別好。當地老鄉特別信任我們知青赤腳醫生，知青和老鄉的關係真是處的特別好。我就簡單說這麼兩句。

姜成武：最後我說說，今天的座談會開的還是比較成功的，雖然時間很短，大家仍能夠暢所欲言，能夠說出心裡的話，能夠把過去當年當赤腳醫生的經歷講出來。而且這些知青赤腳醫生經歷說出來之後，我想咱們沒當過赤腳醫生的知青，包括我在內，有些事情也是第一次聽到。這些事例是非常真實的，不但非常真實，而且非常感人，這是不為人所知的真實的歷史的一段，感人的事情。所以挖掘這個，安娜你做對了，這個事情太對了。

今天大家談的僅僅是一個初步的座談會，下一步安娜還要訪談一些人，咱們再分別把每個人的經歷詳細的談一談。這裡面我想講的是，第一咱們當過赤腳醫生的知青，回去以後儘可能的從回憶當中，挖掘出來更多的更詳細的一些當年的實例，最好整理出來電子文稿，另外再找一找當年的知青赤腳醫生，有沒有當年的照片，或者是實物，有的話最好，然後拍成照片，給我們北京知青網發過來。以今天為起點，正式的啟動安娜這個知青赤腳醫生研究的起點，因為全國僅僅城鎮知青將近一千八百萬，按1%赤腳醫生的比例算，有多少？這是個很龐大很龐大的隊伍。咱們北京知青是將近九十萬，你想1%的赤腳醫生是多少，全國各地也是這樣。

這個研究太有價值了，安娜你是做這個史料研究的第一人，你要把這個課題做大，做深，做全面，做深入，延展開。不僅僅是當過赤腳醫生的這一個經歷，不僅僅是回顧，把他們翔實的經歷講述出來，整理出來，特別是那些當年的赤腳醫生，後來又做了專職醫生，象陳文玉，冷明，張革等等這些人，他們這種對醫療事業的奉獻，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好好的挖掘出來。

當年的知青赤腳醫生，現在很多都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工作領域，取得了相當的成果。據我所知他們在醫學界獲得研究優秀成果的，取得突出成績的，不在少數。所以咱們要把他們的經歷、他們的成績講出來。因為現在，不但西方人不了解，就是作為當代的中國人也有很多人不太了解知青，不了解赤腳醫生的歷史，所以安娜這個研究意義很大。

資料整理出來以後，我們要在北京知青網上做成系列文章，每個人的資料都整理出來，有照片的配上照片，咱們要宣傳出來。我剛才說了，安娜這次來也啟發了我，這次專項研究就是要專項做下去，好好的真正下決心，把知青當赤腳醫生這塊不為人所知的真實歷史，我們給它整理出來，在北京知青網上發表，然後在知青雜誌上發表，之後再匯集成書，系統的來介紹知青赤腳醫生。

可能有的人還不知道，當年習近平同志在陝北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當知青的時候，也做過赤腳醫生，習近平同志在他自己的那篇《我是黃土地的兒子》文章裡面，特意提到過。這是很重要的，這說明赤腳醫生的經歷，對他來說，也是一段難忘的經歷。

下面我就不多說了，這個研究方向意義非常大，非常深遠，這個課題研究大有可為，所以希望你能夠堅持下去，我們會全力支持你，希望你把它做好。

安娜：非常感謝！

    （結束）

    參加座談會的都是到全國各地上山下鄉的北京知青，其中許多都做過赤腳醫生，他們是：姜成武、宋寄春、陳文玉、秦征、張琴基、張麗華、冷明、張革、劉德順、林威、靳振孟、劉淑蘭、呂天俐、光前、善嫣、梁勁泰、蜜蜂、張靜潔、孟昭林等二十餘人。

訪談時間：2014年5月24日

訪談地點：北京市西城區月壇賓館二樓會議室

 安娜現在已經是一名婦產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