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章大妈访谈 (2022-03-22 08:15:11)下一个 内容简介： 一个仅有少许医学知识的18岁女孩，被要求去为产妇接生；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术；一个初中毕业生，却做了22年的职业医生……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称之为“赤脚医生。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国依然是个禁区，对于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 本文给读者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国ABC，一个在美国名校学医的二十岁女孩，不远万里走入中国，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纵横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他们的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历史做出感人的记录…… 
章大妈访谈 
章大妈访谈 在北京著名的2008年奥运会旧址，鸟巢附近，我们约在一家典雅的咖啡厅里见面。这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人来人往……周围的一切，无不显示着这个正在被世界关注的大都市的繁荣与亢奋。中国四川方言有一句话叫：雄起，是中国人在球场上最喜欢高喊的词语，在北京，你可以深刻体会这两个字的贴切和准确。面对窗外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她缓缓而谈，不疾不徐地聊起了那些让她难忘的青春岁月……她也是我这次在中国的访谈中,唯一不愿意披露自己姓名的人，虽然她有个很雅致的名字，但我还是按照北京的风俗管她叫章大妈…… 章大妈：你研究的切入点是最好的，要说的是知青的赤脚医生，因为赤脚医生按说不光是知青。我想从文革以前大学生的分配动向说起，为什么要从这里说，因为1949年以后，大学生毕业都由全国统一分配，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所以人才方面也都是在统一分配。当然会与偶一点选择的余地，你可以选择留校或是分配，或者你可以选择你去哪个省，哪个市，但是具体到哪个地方可不知道。为什么要从这里说？知青这个运动是和他们有区别的，那天有个别人谈我们上山下乡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如何如何，这违背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了解了一下五几年医学院毕业的这些人，比如全校应届毕业生是120人，只有20个人留校，留校这是必需的，要有当老师的，因为本学校要发展。剩下的都分到县城去了，好一点的医科大学的分配到市一级，那时候五几年市一级才开始建正规的医院，不管它的初衷是什么，这点当时还是比较公平的，那时候年轻人还是有志向的，可以往偏远地区走。 因为那时候农村只有中医，解放以后中国才有六亿五千万人，大部分人都用中医。但是出现瘟疫，出现很多病情，很多的瘟疫，你中医制止不了。所以西医必须要进来，但没有那么多的西医人才怎么办？于是就有了当时很多得西医速成班，尽快培养人才。文革时期赤脚医生的培养，就是参照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为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快速地培养人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安娜：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章大妈：灯市口五中，教会学校。 安娜：现在叫二十五中？ 章大妈：对。 安娜：我路过过，大门古色古香的。 章大妈：对。我刚才说我找过的那些五几年的医学院大学毕业生，全是26、27岁的时候打成右派了。山西有一个丙级县城，当时中国的县还分甲乙丙，丙是很穷的县城，你知道分了多少大学生去吗，十几个大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到那儿的就有2名大学生，到那儿当中学老师，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突然要这么做？就因为要打倒臭老九，搞臭知识分子。知青为什么要下去？因为文革动乱了以后，积压了这么多知青在城市里，没有职业没有收入，这就是隐患啊，我干脆就全让你下乡去，没有选择。 我当时是上初二，那时候你没有选择，初一的也走了，甚至六年级的学生也有走的，六六、六七、六八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就更要下去了。这表明了国家已经没有能力计划分配了，当时因为动乱，工厂停业，学生没有学上，于是将原来号召大学生到偏远地区去支援国家建设，变成了所有学生上山下乡的一场运动，拿这个来解决一个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好多人才断送在这场运动当中，特别是那些应届毕业生，非常有才华，那些老三届的知青，都很聪明，知识一点不比现在的大学生少。 安娜：您能谈谈您是怎么做赤脚医生的？ 章大妈：我下乡的地方在山西忻州地区原平县王家庄公社，一直在地里劳动，直到了1975年才当上赤脚医生，这说明了一些问题了，在大田里劳动了六年才有偶机会。我最后能当赤脚医生时因为是一批医疗器械，当时公社要分配一些医疗器械，说你们村必须得有一个知青在卫生室，这是硬性规定。所以我的作用就是满足这个硬性规定，就是这么一点贡献，因此我有幸当了一个赤脚医生。 我正在20岁左右，求学欲特别强，什么都想学，是一种本能。好奇心嘛，那时候我从没想过能当医生，现在突然让我去做，当然特别努力地去学习了。比如打针，尤其是打静脉的时候，特别感兴趣，怎么就扎进去了？自己在自己身上试，看别人怎么扎，就跟咱们学绣花一样，你怎么绣，我怎么绣，照猫画虎，就这么学会了。 我到那儿去都是一腔热血去的，为什么呢，我出身不好的，到那儿是准备脱胎换骨的。我们下去头一天，12月21日，北方的时候是寒冬腊月，那年的寒冬非常冷，现在已经过了40年了，现在是地球变暖了，那时候特别特别冷，下着那么厚的雪，屋子里面没有炉火。为什么没有火?我们不会生， 我们17岁，从北京来，根本不会，半夜把我们冻的要命。我们洗脸刷牙都是用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地底下的水非常冷，不能用热水。当时给我们的口号是要成为无产阶级的铁姑娘，我们就不能用热水，你想想那时候的精神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中有一个干部子弟，她特革命，女的，说咱们今天开始，就要破冰洗脸，谁也不许烧热血。放下行李，第二天我们就拿那么重的大镐头，刨冻的土，参加队里的兴修水利。这点，以前我们觉得都很对的，无怨无悔。我们修的那些水渠现在都完蛋了，都白做了。 安娜：您是哪一年插队的？ 章大妈：1968年。 安娜：1975年才当的赤脚医生。 章大妈：对。 安娜：当了几年？ 章大妈：两年。 安娜：之前没有做赤脚医生？ 章大妈：就是六年在农村，干了六年的务农，1968年到1974年，就一直务农了。 安娜：那时候你们队里面没有赤脚医生？ 章大妈：没有。 安娜：看病怎么办？ 章大妈：当时有一个当过国民党军医的人，他懂一些西医，但当时文革那个环境，他自顾不暇，加上也没有药品，所以也没有办法看病。其实我们村志上记载，五几年就开始合作医疗了，就是把个体全都归为公有，比较正规，但文化大革命全没了。我们那个村三千人，文革前还有一点医疗费用能补助到农村的，文革中这些都没了，就剩下一个煮锅，消毒用的煮锅，黑不溜秋的，但我去时还在用。 我当赤脚医生后，农村开始计划生育了，我们经常要给违反计划生育的妇女强制上环或做人流。要现在来讲是违背人性的，但是那时候来讲没办法，政策如此。在公社卫生院做人流，有负压机，脚一踩，血就出来了，你一看要流产出来的那个东西就在那里面。但村里没有这设备啊，就想办法，还真研究出来了，我们就拿兽医的针管，兽医的针管非常粗，这么大的针管。葡萄糖瓶子你知道，就是输液的那种的。把密封的葡萄糖瓶子用兽医的针管抽真空，然后在瓶口处连上一个管子，连到扩宫器上，抽好负压了，我们就开始扩宫，抽子宫胚胎。 安娜：如果抽到一半没有负压怎么办。 章大妈：好像还真没有过,因为通常会准备一些抽空了的瓶子备用，主要是我们一天要流产好几个。有时候，早上起来我们就做，抽好几个瓶子放在那里，有大的，有小的。那时候也没有想过什么危险啊，什么副作用啊，都没有。农村妇女病非常多，就是妇科的病，老乡们就捂着，这儿疼，那儿痒的，其实说不出来，计划生育检查的时候，常常顺便也把这些病查出来、治了。农民平常很少吃药，没有城市里人常有的抗药性，大部分病都能用抗生素治好。你发高烧，肯定有炎症，青霉素打两针；发烧轻一点，去痛片，索密痛，扑热息痛，就是这一类的药，特别管用。如果青霉素皮试有问题了，什么庆大霉素就跟上了。所以当时老乡们觉得很满意了，那时候我们村的医疗条件算是好的。 安娜：你们当时主要是用西医？ 章大妈：中西医都用。我们有一个中药房，主要是一些可以治日常病的草药，比如说肚子难受啊，胃疼啊，浑身不舒服等等，我们就给他开点这些草药熬熬喝。 我们国家说是重视中医，但骨子里还是以西医为主。这个问题我还真研究了一下，50年代初，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这种模式你已经知道了，实际上就是修正过的苏联模式，这种模式是要用高端的教育培养高技术专科医生，使国家有个较高的医疗水准，治疗为主的导向性，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这种模式对于完全工业化的国家也许适合，对于我们这种当时落后的中国，使有限的国家资源无法培训足够数量的医疗人员，以完成当时较大量的民众医疗任务。毛泽东的初期想法，其实就是想在农村建立一个公共卫生体系，他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现在看来也许是对的，起码符合当时中国农村的需要。他认为“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虽然不科学，也有一定的道理。 大批培养赤脚医生就是他的主导思想，希望依靠很短时间培训出来一批较低技能的医师在农村工作。他所希望的医疗卫生体系就是工农兵体系，以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深入，让他的这个本来也许是从好的愿望出发的思想，变成了政治挂帅，只为无产阶级服务，阶级斗争为纲的悲剧。 安娜：您后来怎么不做赤脚医生了？ 章大妈：招工了，我当过锻工，在当地轴承厂。 安娜：锻工？ 章大妈：我是锻造轴承圈，就是热锻，要把钢弄成形状，我是做轴承的，汽车上的轴承，轴承钢是最硬的，烧成特别红，用那么大的冲击锤，电锤砸下来。你看我的腿上还有一个伤疤，就是当时烫的。 安娜：那耳朵会不会震聋？ 章大妈：那时候耳朵都是聋的。又脏，又吵，还特别高温，夏天那么热的天，我们都得在高温下作业，而且还必须得三班倒。那个炉子不能没事干，那儿老烧着，你就得老做着。 我还在印刷厂干过印刷，都在山西，我在山西待了20年才回来，你能看得出来吗？ 安娜：看不出来，您什么时候回北京的？ 章大妈：我在农村待了八年，包括两年赤脚医生，当工人12年，都在山西。回到北京以后漂泊了两年，没人管，就在大街上混。我父亲1957年反右的时候就死了，我母亲没死，我母亲带着我们，1976年就去世了，因为太累了，一个人要养活着我们七个孩子。那时候父母都没有了，哥哥姐姐当时也都是右派或被打倒了，谁也管不了谁。我回北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没有房子，我就有时住在邻居的地震棚里面，或者在车站、楼道里凑合一晚。没有地方住，没有工作，我就在街上混，为了活下去，什么活都干过，什么男人都睡过。你看得出来吗？ 他们说你整天笑呵呵的，你看不出来吃过这么多苦，怎么可能！我回城后趴在地下卖过菜，卖过书，在商场里面卖过衣服，那是因为人家觉得我挺可怜的，说我们那儿招家属，其实我不是他们的家属，就帮我介绍到那儿卖服装了。我什么都干过，还带着孩子，你都想象不出来，我回北京都38岁了，孩子才6岁，我结婚特别晚。我是1984年生的孩子，85年就离婚了，然后我一直自己带着他。我也卖各种商品，卖过一年的药，收过两年的破烂。 我的经历特别的离奇，可以说是传奇，不是离奇。我卖书的时候，批我书的出版社跟上层有关系，文化部要召开一个全国部长级会议，都是高级人物，结果说那儿缺服务人员，出版社头儿说咱长相各个方面还说得过去，去给他们当几天服务人员吧。那时候我刚到北京，离开了20年刚回北京，甚至不觉得自己是是北京人，融入不到里面，特别陌生感。所以当服务员时唯唯诺诺的，给你摆好东西之后，我就跑墙根儿待着去了。她们其他人都很活泼，和那些当官的逗贫。你知道谁发现我了吗，曲啸，当时特别著名的演说家，中宣部的调研员。 这个人非常好，他是电影《牧马人》的原形，他在1957年大学毕业前夕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劳动教养，解除劳教后在嫩江草原牧马，1968年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有期徒刑20年，我见到他时，他刚从东北一个大学校长的位置调到中央宣传部门，当时特别红。我在墙角落里待着，曲啸居然走过来，问我，你怎么在这儿待着？挺关心的。后来我说我是知青，他说你是知青啊，你现在怎么样？我说我现在户口还没回来呢，我说挺难的，有陌生感。他马上给我写了一个他的电话，在六部口，就是天安门西边，叫中宣部，我当时也不知道，中宣部是干什么的。他说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这是前面的插曲，1988年我的户口终于回来了，但回来以后我找不着工作啊，一直在街上流浪，这个那个的。最后忽然想起这个人了，真是事隔两年之后，找到他办公的地方，他想不起来我了，但说起这件事来他记着了。他说那行，我帮你想想办法吧，他底下的秘书帮了一个忙，一星期后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你就到西直门那边，有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那时候没有食品，就是药监局，你去找谁谁谁。我就去找了，还真就管用，就上班了。这事情就这么一个传奇，在你危难之中，总有贵人相助，这叫天无绝人之路。 我觉得这都是属于人的本能，你必须要生存，必然产生的一种，或者你遇见的，机遇，否则你怎么生存。我认为知青八年的经历，让我学会了人的本能和生存的能力。 安娜：你一直自己把儿子带大？ 章大妈：是，我一个人带他，也可能是我能力有限，他脑子有些问题。 安娜：就是说，您现在还要照顾他？ 章大妈：嗯，他在家里呢，看得出来吗？ 安娜：完全看不出来，您真是个了不起的母亲。 章大妈：我一向给别人特别阳光的一面，我绝对不会把我这种情况给别人说，也不愿意去说。我这种背景，我一个人的工资，我一个人带孩子。虽然我在医药局，但是我下岗了，医药局2000年的时候，精简，我们原来是400人，一定要精简到200人，30年工龄的必须下，就下来了。 安娜：您的一生真是坎坷。 章大妈：非常的坎坷，但我从来没跟孩子哭过。其实知青里面也有等级观念，谁发展的好了，就捧啊，发展不好的，就离得远远的。好多人来帮我，从生活上来帮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接触那些过的不太好的，这些人，平时弄个名牌包，一来说你看我这个多少钱买的，他们就攀比，羡慕嫉妒恨，这是一种人群。这不光是知青，现在这是社会的现象。 安娜：可是我觉得知青都六、七十岁了，不应该这样啊？ 章大妈：这是文革后遗症，是从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那时候天天阶级斗争，互相之间倾轧，人和人之间老在疑心，你说话有什么动机的？你那什么，然后我去揣摩你，你有什么后门了，我去效仿你，就是掏空心思的满足自己的欲望。有的知青互相之间心思就用在这上面了，谁发展的好，这是一个可利用的人际关系，你有头有脸的，我哪天要用到你了。像我这样的，好家伙，找你干吗啊。他们瞧不起你，说你怎么会混到这种情况啊，为什么满地是机会，人家就混得人摸狗样的，你为什么到这种田地，活该。 混的好的人，他们也不理解，他们就认为你笨，这点肯定有的，连我在内，有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笨，现在我活过来了，现在活到60多岁的时候，想通了，社会上总要有笨人，否则怎么显得您聪明？要是整个社会全都是聪明人，这个社会就不对劲儿了。 想想当年，基本都是没有希望了，真是无望了，这么多年，我妈1976年，就为我回北京努力，操透了心，到处求人找人，老太太那会儿多难啊。我是家里最小的，我妈40多岁生的我，你想想，我妈那时候都60多岁了，家里多穷啊，七个孩子，有一点东西赶紧就给别人送去，说您能不能帮我们家孩子回北京啊？哎呀，不能提这个，一提我就想哭，她也只能用这些办法求人，最后还是没有看到我回去。1976年她走了，那时候我才25岁。 所以象我们这种背景出身的人，今天说话还是很小心的，因为受过太多的磨难。不像那些工人出身的知青，没有顾虑，公开的骂共产党，我们还是有顾虑，因为历史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有些话不能乱讲。昨天我哥哥还嘱咐我，你和那个美国小姑娘说话的时候，一定不要跟她乱讲，结束的时候一定要说现在生活非常好，已经改革开放了，政府太伟大了，他说一定要说现在好。当然这个也是不对的，好多东西还是要实事求是。 你看窗外站在街上服务的那些人员，大都是我们这代人。她们在公共汽车站上服务，挥小旗，维持交通秩序，还有相当一部分扫大街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的，真正能够在家安享晚年的，毕竟是极少数，为了孩子孙子，她们还得继续奔，奔到动不了为止，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命！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你大学毕业怎么分配？ 安娜：没有分配。 章大妈：你们怎么办?自己找工作? 安娜：对。 章大妈：那偏远地区怎么办？ 安娜：也是自己找，我们没有户口制度。 章大妈：比方象我们这边的老少边穷，你们那儿怎么让医学院毕业生去？ 安娜：完全靠自愿，靠市场，哪儿需要人就一定会有人去。 章大妈：我们理解不了。 安娜：是，国家不同。我今天和您的谈话可能会用在我的研究报告中，也可能用在出版的书中，您是否同意？ 章大妈：谈话内容都是真实的，你随便用。但是我还是不想我的名字出现在白纸黑字上，你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一旦运动来了，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都是说不清的。所以你还是用个假名字吧。 安娜：我会尊重您的意愿。非常谢谢您的访谈，很有意思。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6月14日上午 访谈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慧桥附近上岛咖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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