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这是我在幼儿园时天天唱的一首歌。六五年初秋，进小学的第一天，班主任老师问哪位同学会唱歌，大家怯生生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没人敢在陌生的场面作声，只有我傻呼呼地站起来说我会唱，并把这首歌唱给大家听。唱完之后老师表扬我，说我唱得好，声音也很大。凭这首歌我当场就被老师选为班长。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尝到唱革命歌曲的甜头。
加入少先队的那天，我异常激动，举行戴红领巾宣誓仪式时我们唱了一首《英雄小八路》里的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立志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红的红领巾在胸前飘扬…… ”唱着那首歌，想到长大要接革命的班，幼小的心灵憧憬着美好的幻想。后来我经常唱这首歌，并暗自下决心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像歌词说的那样，“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那时我住在南昌十中，下课回家后中学也放学了，听到校园里的高音喇叭播放“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保，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当中学生们三三两两叽叽喳喳地涌出学校大门回家时，我踏着这熟悉的曲子，逆潮流而动，径直前往校食堂会我父亲，天天如此。可能是条件反射，只要听到这曲子，我就感到饿，想吃午饭。后来听不到那首歌，说是歌词有问题，帝国主义并没有夹着尾巴逃跑，反动派就躲在我们身边，他们都有一本变天帐，天天在磨刀，时刻想变天，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大家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时刻准备抓地、富、反、坏、右份子，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真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也没想到天天听、天天唱、天天帮我增进食欲的歌竟然会有问题。
刚读完一年级，不记得从哪天开始，我们不必去上课，叫做停课闹革命。我不明白这革命怎么个闹法，也不清楚停课和闹革命之间有什么联系，只是整天孤独地呆坐在校园听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像《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还有许多《毛主席语录》歌。有一首语录歌特别好玩，如同大人逗小孩，给小孩讲课一样：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一天我正趴在地上一面玩弹子，一面哼着这首歌，几个红卫兵小将走过来嘻嘻哈哈地问我父亲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小孩子不会撒慌，我实话告诉他们说我父亲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想起刚才的语录歌，我又补充说，他是革命派，完全的革命派。那帮人笑了，其中一个说，“造反派和保皇派都是革命派，你爸爸既不是造反派，又不是保皇派，他怎么可能是革命派？”那帮人又笑了，好像不光是笑我，也是笑他。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也顾不了那么多，拾起地上的弹子，撒腿就跑。那几天我心里很紧张，担心我的话会给父亲惹麻烦，也担心他们来抄家，把我的小人书、玩具统统没收。
后来复课闹革命，学语录，唱语录歌。许多老师被揪出来，要么打扫卫生，要么挂个牌子低着头举着双手站在某个地方一动不动。学校里挺乱的，常有同学犯“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工宣队的老师教育无方，经常用方言、粗话训人。现在细想起来，我们的性启蒙就来自他的脏话。他还动不动就问：“你家什么成份？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他常把全班同学留下来，不许回家吃午饭。每到这时，我们的女班长，在男同学的唆使下，就领着大家齐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嘿，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嘿，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起码的知识。”同学们饿着肚子唱得特别卖劲，唱完之后显得很神气。小小年纪就是群众，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师傅不敢把同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女班长怎么样，气得满脸通红，活像《红灯记》里的磨刀师傅，吼道：“毛主席并没有说群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想造反？”他这句话提醒了我们，同学们又齐唱了一首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同学们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得意的神情却顾不得掩饰。毛主席他老人家真伟大，高瞻远瞩，那段话好像是特意为我们红小兵写的。我们更加热爱和崇拜毛主席。双方就这么僵持着，直到有家长来接孩子。
过了一段时间，聂耳、冼星海的几首老歌伴随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一道流行。除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我擦好了三八枪》，歌词“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撂倒一个，俘虏一个”被男同学唱成“我嫁了一个，离了一个，嫁了一个，离了一个。”语录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第一句本是“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却被调皮的同学歪唱成“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你要我要哪有那么多。”不知不觉，同学们开始“懂事”了，并盼望着早日长大娶老婆。
八个样板戏一直伴随我们成长，男同学唱得最多的，当数《红灯记》中李玉和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赳赳”，“雄心壮志冲云天”等，《沙家浜》中郭建光的“朝霞映在阳澄湖畔”，“坚守待令紧握手中枪”，“飞兵奇袭沙家浜”等，《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共产党员”，“迎来春色换人间”，“胸有朝阳”等。据说连劳改犯在监狱里也高唱“休看我戴铁镣锁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我们学校还演过《红灯记》中的第六场“赴宴斗鹫山”。高年级的同学扮演李玉和、鹫山，最差的也捞个宪兵甲或乙的角色，偏偏推荐我演王连举，宣传队的老师也认为我演叛徒非常合适。这个角色很简单，左臂绑着绷带，挂在脖子上，往台上一站，就两句台词，实际上是一句话，用不着排练。“老李，你不要……”话还没说完，就被李玉和一声“住口”打断。我吓得往后一退，等回过神来，再说一声“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话音刚落，就听得老李一声怒吼：“无耻叛徒！”接下来便是一阵痛骂，骂得我狗血淋头。他一面唱一面骂，唱得快，骂得自然也快，我都没听清楚骂些什么东西，最后两句老李放慢速度，我倒是听清了唱腔：“你若想依靠叛徒起效用，这才是水中捞月一场空。”不过这不是骂我，分明是老李指着鹫山的鼻子唱的。挨完骂，见鹫山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就灰溜溜地下台。从那以后一直到小学毕业，我又多了个“叛徒”的外号。
读中学时，我们又唱了许多那个时代的歌，但我渐渐开始心不在焉，常走神，现在记不起来那些歌词，只记得七五年毕业前后不厌其烦地唱着两首歌，一首是“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心，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另一首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我不知道它到底好在哪里，于是四处打听，想弄清个究竟，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广大劳动人民又要回到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千百万革命人民的头颅又要落地。”那还了得？太可怕了，幸亏有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挽救了这么多的人，没准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唱着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再也进不去的中学校园，什么科学知识也没学到，却怀着“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信念，居然准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大干一场，为解救世界上那四分之三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阶级弟兄而贡献力量。
人们常说往日如歌，可我回忆中、小学那十年往事时就感到苦涩，发觉被愚弄了，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代被白白浪费了。该学的没学到，该记的没记到。背诵一大堆语录歌、歌颂领袖的歌有何用？我的体会是，往日并不如歌，即使如歌，那也是人生的悲歌。中年的我，有时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日渐衰老的面容，感叹青春一去不复返，琢磨着为什么当年大家一致要我扮演王连举，我怎么会像那连忙举手投降的王八蛋呢？拿出儿时的照片仔细瞧瞧，天真无邪的我，理着小平头，朴实无华，憨厚老实，戴着鲜红的红领巾，怎么看都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像我这样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雨露阳光”，绝无反叛性格，怎么竟然会跑到美国来为资本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国际歌》中的英特那雄耐尔还要不要实现？
像我这种中学数理化基础没打好的人，出国并不是明智选择。我了解自己，所以一直没敢出来，但多年来看到的和遇到的不公平事情实在太多，憋了一肚子气，最后其实是被迫无奈，被不正之风逼出国门。思想感情的潮水在异国它乡放纵奔流几年后，现在渐渐平息下来，气也消了。我一直在想，不管怎样，我的根在中国，我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的是中文网，吃的是中国菜，听的是中国音乐，唱的是中国老歌，甚至连奥运会上关心的也是中国代表队的奖牌数。我应该以某种方式，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事情。现在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了，这就是进步，这就容易接受西方国家的进步，像歌词说的那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有待我们去开垦，去耕耘。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再像我们当时那样受愚弄、受欺骗，，我们有责任告诫未来，以免子孙后代“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如果类似文革的悲剧今后在中国重演，我们这代过来人、受害人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既留之，则安之，还是在海外争做海外赤子吧。旧有曲线救国，今有曲线爱国。“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无论是在淋浴时，还是在开车时，我哼的都是往日的歌，那些曾经愚弄我们这一代人的老歌。甚至在我初来美国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我放声大唱的也是那些歌。据说男人在这种情况下唱歌相当于女人嚎啕大哭。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我依然忘不了我那并不怎么可爱的祖国，依然思念、关心那耽误了我一辈子前途的祖国。我挺想回去看看,就像怀着一肚子怨气离家出走的孩子想回家一样。
前几年，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际萦绕：究竟是我对不起我的祖国，还是我的祖国对不起我？现在，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高唱：“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能回你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