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于林立果等人谋害毛泽东的“五七一”计划，林彪本人是否知情？九一三事件出逃是否林彪本人在指挥？所谓”林彪手令”，是否真的出自林彪之手？

9.18通知官方给林彪定调为“叛党叛国、自取灭亡”，1981年审理“两案”判决又说林彪有阴谋杀害毛泽东的“反革命罪行“。根据笔者搜集的材料，虽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组织领导了杀害毛泽东的阴谋（可能叶群也知情），但由于种种原因林立果等人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而林彪本人参与“五七一”阴谋和主动指挥“叛逃”则更没有可靠的证据。因此，就像官方在为文革定性的时候把毛泽东和江青区别开来一样，在判断九一三事件性质的时候，可能也需要把林彪和林立果、叶群区别开来，才有可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假设官方说法是准确无误的，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林彪、叶群是什么表现呢？按照常理推断，如果林彪对阴谋杀害”最高领袖”不但全然知情，而且积极参与了谋划和指挥的话，在得知阴谋破产、敌人已经安全返回北京的时候，哪怕城府再深、再善于表演和伪装的人，心里一定是惶惶不定、坐立不安的。但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根据林办内勤人员回忆：9月12日凌晨，叶群接到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后，情绪明显反常。一上午，叶群焦虑不安，不停地来回走，一会儿拿起文件，一会儿放下文件又拿笔，一会儿放下笔又拿茶杯，好像丢了魂一般。相反，9月12日这一天，似乎没看出林彪那里有什么反常。叶群不断往林彪那里去，有时嘀咕，有时站着一言不发，站一会儿就走，隔一会儿又来，不管叶群说话还是不说话，林彪始终不开口，甚至连眼睛也不睁。叶群呢，火烧屁股一般，20点了，又要散步，又要打乒乓球。但没打几个回合，就突然沉下脸，说不打了，回去！谁也不理就走进门。叶群经常发无名火，身边工作人员也不敢多问。（《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228、233页）

林彪秘书回忆：9月12日上午，林彪曾询问尼克松访华日程方面的进展，我们都没有感觉林彪情绪上有何异常。林彪到北戴河后，就拒绝过问中央的一切事情，但对涉及中美关系的进展却非常关心，指示秘书一有消息就直接报来。如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之间所有的口信来往，中央工作会议发的文件，总理同基辛格会谈的简报，以及总参三部编的国际问题数据，他还几次提出要见美国总统尼克松。9月12日上午，林彪又说过一次他要见尼克松。（《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226、234页）如果当晚“叛逃”在即，林彪怎么可能还有闲情逸致关心什么尼克松？

可以看出，九一三事件发生前的当天，林彪表现得泰然自若，一点也看不到阴谋失败后惶惶不安或做贼心虚的样子。而叶群则大不同，表现的坐立不安，情绪也非常急躁，几乎已经掩饰不住。

那个《五七一工程纲要》也不像是出自林彪之手。曾在林彪手下当过参谋处长的中将苏静说：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是很厉害的，一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包括哪里有几挺机枪，哪里配备多少火力，哪里埋伏一支预备队，小心极了，“前怕狼后怕虎”，方方面面考虑成熟，才“一锤定音”。这一点确实厉害，你想想，那个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他能把千军万马在这大山川里摆得井井有条，用起来得心应手，很不容易呀。过去战争时期如此，如今要搞政变，稍有不慎就是身败名裂，怎么可能不精心谋划、调动军队、控制舆论呢？又怎么可能不和黄吴邱李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通气谋划、依令行事呢？如果林彪真的指挥谋杀和出逃，一定是步步筹划、周密部署，安排的万无一失之后再实施，而不是像这样惊慌失措、漏洞百出，形同儿戏。

林立衡一直坚持认为林彪是被林立果、叶群等人欺骗和“胁迫”的。她回忆说：9月7日在与林立果的谈话中，我问他形势真的有那么糟糕吗？首长的态度怎么样？他知道吗？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后来林立衡又和张青霖说，老虎自己都在犹豫不决，不可能和首长商量过。林立衡的证词与整个事件中发生的各种乱象是吻合的，也是符合逻辑的。九一三事件的整个过程慌张零乱，完全不像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林彪所为，如果是林立果这种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和见识平平的叶群主导才解释得通。

官方证明林彪亲自指挥“叛逃”和谋杀的主要证据，除了李文普供出的那句“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之外，就是所谓“林彪手令”。按照官方说法，林彪知道了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后，为了加速反革命政变计划，在9月8日给林立果下达了手令，全文为：“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月八日”。

这个”手令”是林彪本人写的吗？笔者认为存在很多疑点。首先“手令”的意思很含糊，“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具体指的是什么命令？是传达给谁的命令？是否他们二人传达的所有命令都要无条件执行？要知道林彪不是皇帝，不可能御赐一个尚方宝剑给钦差大臣，“如朕亲临”，所有命令都要无条件执行。这个“手令”只能在熟悉林彪的小圈子里使用，出了这个圈子，可是只认制度流程不认所谓“尚方宝剑”的。

林彪秘书于运深写道：”林彪口述一般都非常具体，而这个”手令”太含糊，没有确定性，”盼”照”什么”办？不知道。而且用了个”盼”字，不像林彪一贯下命令的口气。林彪一生中从来没当过副职，下命令从来是死命令，坚决果断。”盼”有乞求、祈使、商量的意思，这倒像没有当过主官的林立果的口气。” 1972年5月林立衡在玉泉山被审查时，曾让她鉴定”林彪手令”的复印件。林立衡认为，”林彪手令”像林彪的字体，但更像是模仿。她说”像”，不说“是”，并始终拒绝写旁证材料。

北京政治学者陈晓雅在《中国牛仔》中的分析则更一针见血：”从‘手令’语气来看，书写者并非最高权威，而像是一个处在‘上传下达’地位的人的手笔。其奥妙就在‘盼’和‘命令’两个用词的矛盾上。既然是‘命令’，就是绝对必须执行的。发布者自知具有这样的权威，接受者也绝对承认这种‘主属关系’。所以，在这里使用‘盼’字，与绝对权威的身份不符。同样，我们经常遇到的另一种状态是，发布命令者具有一种谦虚的心态，事情也不甚紧急，在心理上没有‘命令’的意识，因此，他可能使用‘盼’等一类语气舒缓的‘祈使句式’，但这时，他也会相应地把要布置的内容看成自己的‘话’、自己的‘交代’、自己的‘嘱咐’，而不使用‘命令’这样的措辞。只有那种处在既不是绝对权威，也不是受命者之间地位的人，才会同时具有一方面感受‘命令’的‘威势’，一方面又存在对受命者的‘企盼’。这是‘狐假虎威’的特点。”

另外，作家舒云在《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一文中指出，”手令”其实有两个不同版本，林立果、周宇驰各持一个。1980年审判”两案”有关部门将周宇驰挟持直升机迫降现场搜集到的部分碎片拼对复原，拍成照片，呈现在法庭上，作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铁证”，以后又被公开在报刊上。这个”林彪手令”的字迹是”竖版”，王飞、鲁珉、陈士印等也证明自己看过的”手令”是竖版。而关光烈、胡萍则说自己看到的”手令”是横版的。横版的”手令”出现过两次，都是林立果出示的，而看到竖版”手令”的大多是周宇驰出示的。

于运深回忆说：”（9月9日）在走廊上，林立果从白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16开白纸让我看，这就是后来说的”林彪手令”。我记得上面用红油笔竖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没有章。看来这张白纸就是在怀柔直升机现场被周宇驰撕碎的那张，由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搜集上交，1972年7月2日，由中共中央中发［1972］24号文件公布，但公布的”林彪手令”缺失三分之一以上的字迹。”“我看”林彪手令”时，是边走边看，看得不是那么仔细，我感觉像是林彪的字迹。” （《于运深口述：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

事实上，”手令”还有第三个版本。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在《”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党史博览》2011年第12期）中写道：9月15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汪东兴的安排，我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处长赖奎、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秘书王歆一起，到北戴河中央疗养院林彪、叶群所住的96号楼清查文件。经过”地毯式”搜查，第二天清查出”一张32开大的一张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八’。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份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武健华认为他查到的”手令”就是中央公布的那张，但其实不是，因为虽然都是竖版，但公布的手令是从9月13日当天怀柔直升机现场通过把周宇驰撕碎的”手令”拼接出来的，不是他9月15日搜查出来的完整的一张纸。而且公布的手令是写在16开纸上，不是32开。

这样看来，”手令”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版本：横版（林立果携带）、竖版（周宇驰携带，失败后撕碎被缴获然后官方公布）和北戴河版（武健华搜查出）。如果”手令”是林彪所写，他一定不会同样的内容写三份，只有可能是林立果为了冒充林彪招摇撞骗方便，才会准备多个”手令”交给周宇驰骗取直升机用。

文革以后，林彪本人已经很少动笔，圈阅文件都经常让秘书代劳。而在林办，模仿林彪签字是公开的秘密。秘书李根清在《我仿林彪字体批文件》（《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58-62页）一文中写道，由于秘书张云生始终模仿不像，叶群就安排李根清模仿林彪字迹批文件，林彪本人也同意。林彪对李根清说：”你知道的，我身体不好，一提笔批字就紧张、出汗。那些（传阅）文件都是例行公事，我同意，你就替我写。”不光秘书，叶群、林立果也都模仿林彪字迹，借口”在关键时刻起作用”。那么”九一三”事件这种节骨眼上，算不算是”关键时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