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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折戟沉沙铁未销 八.真相的探索3 2022-05-12 20:25:26

3.林彪方面有没有毛泽东方面的内鬼?

有没有内鬼,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无从考证的问题,因为除非当事人站出来发声,否则按照目前披露的材料,无法确信地证明有。笔者只能说,林彪方面有向毛泽东通风报信”内鬼”的猜测,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对于事件前后的一些疑问也能够提供适当的解释。

毛泽东南巡的后期,具体说是9月8日之后,一方面精神明显紧张,另一方面行踪变得神出鬼没,说明他感受到了潜在的危险了。毛泽东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在杭州的后期,随着时间的延续,毛主席的情绪越来越不安。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了,他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汪东兴也回忆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9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当事人的这些回忆,加上当时毛泽东不合常规的动作,都说明毛泽东当时有可能通过某种渠道得知了林立果一伙的计划,并有意识地进行了防备。

说明毛泽东知情的另一个迹象是毛对于林派人马的明显防备,例如参加过“三国四方“会议的陈励耘和王维国。毛泽东在杭州的时候,“整个杭州的警备大权,都是陈励耘管着,而毛主席对这个陈励耘不知为什么,又很厌恶。”(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毛离开杭州的时候,指示汪东兴”马上走”(指离开杭州),特意叮嘱”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9月11日中午在上海,毛泽东召见了许世友和王洪文。王维国也等候召见,但毛对王维国非常冷淡,连话也没有讲。(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2-168页)要知道,王维国和陈励耘都是手握兵权的地方大员,之前毛对曾被认为是林派人马的刘丰、丁盛、程世清等都反复敲打并争取对方投诚,对王、陈却连敲打都懒得敲打,想必内心早就认定二人是”死党”,多说无益。九一三事件后没几天,还没有经过深入的侦查,王、陈二人就被迅速逮捕,也是事先就掌握他们情况的另一证明。

如果林立果一方真的有向毛通风报信的”内鬼”,那么可能是谁呢?一直以来被怀疑过的对象有江腾蛟、李文普、潘景寅和李伟信,还有人说是王飞。对江腾蛟和王飞的怀疑是不太靠谱的。江腾蛟1981年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是所有人当中刑期最重的一个。他如果是告密者,那么他的告密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至于王飞,虽然1981年因精神疾病被批准取保候审,但之前已经在秦城监狱度过了近十年的铁窗生涯,且因此精神失常。90年代刘家驹去采访王飞时,王飞是公开承认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我们就是要杀毛主席。”后来他还说:”我们要做的事,五年之后华国锋他们做到了。”(“9.13”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发言)

李文普和潘景寅的情况比较复杂,留待下文分说。那么李伟信呢?李伟信,上海人,生于1934年,原空4军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后来成为林立果”秘书”。林立果谋划暗杀毛泽东的时候,李伟信全部在场并了解计划细节,他具备通风报信的条件。81年审判”两案”,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他说”林立果说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正本在北戴河”;”林立果说首长知道‘三个方案’”;”听于新野讲,黄永胜他们同意一起去广州”。《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也是在李伟信最后离开的空军学院”据点”。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9月13日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都看守起来了。而令人困惑的是,三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军学院的”据点”空无一人,其它证据都已被烧掉或带走,《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样关键的证据却堂而皇之的放在桌上。

9月13日,李伟信乘坐周宇驰、于新野挟持的直升机叛逃未遂,直升机飞回北京怀柔降落。事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约好开枪自杀。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佯装向天开枪未死,被抓获。李伟信被抓后,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去查看,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我要找汪主任”。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舒云《”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

1981年,空军法院因李伟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送原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李伟信在监狱似乎并未受太多苦,他在法庭上曾经感谢政府给他配眼镜,因为眼镜碎了可能用来自杀,所以配眼镜在监狱里算是特殊待遇。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曾经透露,李伟信坐牢期间整天在狱警办公室里。后来李伟信居然和看守他的女狱警谈起了恋爱,据说出狱后还结了婚(舒云《“571 工程”纪要》发现之辨析--兼驳蒋健先生)。在狱中,李伟信自学了建筑学,出狱后跟随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负责华贝设计事务所的上海分所,事业相当成功。

当然,凭这些情况来断定李伟信是向毛通风报信的”内鬼”,是非常不充分的,权当是一种猜测。不过,九一三事件时李伟信已经37岁了,处事比只有26岁的林立果和其他”小舰队”成员远为成熟,对形势的判断也更为准确。因此,理论上有这种可能性,即李伟信没有被”小舰队”的狂热思想洗脑,一早看出暗杀毛泽东的计划毫无成功可能,因而提前告密、事后主动配合检举揭发,来换取宽大处理。但是,以他15年刑期的结果来看,这种可能性又不大。

除了“内鬼”的说法,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林立果等人谋划“五七一”计划保密工作做的太差,牵涉的人太多,外围的人一旦知情,泄密可能性极大。例如时称“小谢”的毛泽东心腹谢静宜,她丈夫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事先就通过谢向毛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刘冰《风雨岁月》第161、16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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